7月14日，王敬久又下令被围在六营集的唐永良、陈颐鼎向南出击，接应第66师，一起向金乡靠拢。
唐永良接令愤愤地说：“这是让我们去找死嘛！”
陈颐鼎也不愿意退至金乡，于是唐、陈二人连电顾祝同，说南撤不可能，要求向嘉祥、济宁方向撤出。并报告六营集北、西、南已被共军围得风雨不透；只有东面存一空隙，顾祝同已是无计可施，只好应允。
对此，陆军司令部总参谋长郭汝瑰在当日的日记中感叹：
中共刘伯承之一部突入独山集与羊山集之间，另一部突入羊山集与金乡集之间。余甚忧其围攻羊山集。王敬久令70师、32师南下攻击共军，32师唐师长竟将独山集放弃，合守六营集。王敬久又令其向南突围，接应66师后，向金乡靠拢，32、70师又请准向东突围，即不攻击共军，也不顾羊山之66师。此种将领如何能望其做好事！
是夜，云黑天低。解放军的炮攻从六营集北，南、西三面打响、唐永良、陈颐鼎察情决定提前突围。按预先部署，第32师为左翼、第70师为右翼行动，但还没出村，部队就已经没了队形。两个师争着往东跑，几乎是眨眼的功夫，部队建制就全散了，人喊马叫，乱成一团。
守候在东面的第1纵队十几把军号一齐吹响，急促而嘹亮的号音划破夜空。这种精神战术一下子就把敌人给震慑了。继而层层伏兵一跃而出，无数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子弹像暴雨倾泻似的横扫过去；炮弹一个接一个在敌军群里炸响，又像暴雨中夹裹的一串串惊雷。
敌军由慌乱到惊惶到恐惧，顿时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官兵四散逃窜，各自奔命。许多士兵吓得摔掉枪，往高梁地里一站，等着当俘虏。炮车、弹药、牛车全部失去了控制，东倒西歪、横三竖四地被遗弃在道路的两侧，无数骡马嘶鸣着遍地乱窜，不少人竟被撞倒活活踏死。六营集东南方圆十几里的大洼地成为第70师和第32师的最后墓地。9连8班的一个三人战斗小组一次即捉到14个俘虏，缴获四门小炮。营部通信员车金保用一颗手榴弹“捉”来了16个敌兵，还有一挺轻机枪。饲养员扬着鞭子、炊事员抡着扁担自动加入战斗行列，追赶、捕捉三五成群跑散了的敌兵。
当年的第1纵队第1旅第2团9连连长王崇乐如今已离休住在郑州，他回忆说：
“那真叫痛快！方圆十来里的旷野上，到处都可听见我军的联络号、哨子声和战士们的吆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你再听就有敌兵响应：‘我这儿有一条枪！这里有一门炮！’手往蒿草地里一抓；—个俘虏；往地上一摸，一支捷克枪。嘿嘿，那一仗我们可发大财啦！战斗结束，全连换上了最新式的装备，一个班一挺轻机枪；120人的连，一下子扩充到190人。
“那时候我们开始愿要解放兵了。都是苦出身，一说就通，掉过枪口就朝国民党军队打，还挺勇敢。我挺喜欢他们。
“那天夜里，故事可多啦。我们押着俘虏往收容所送，路上听到高粱地里哗啦啦响，就喊：‘干啥的？’回答：‘缴枪的！’一拥而出十几个哆哆哺嗦的敌兵。没走多远，发现一门山炮，一个敌兵举着手说：‘俺在这等你们哩！’我问：‘还有没有？’他说：‘有！我们的山炮连都在这里呢！’我命令：‘你快喊，把他们都叫来！’他就扯起嗓子喊：‘山炮连的到这里集合呀！’一会儿嘟噜嘟噜从高粱地里出来一大堆，数一数40多个。他们领着，在前面又找到了一门山炮。嘿嘿，我当时威风得很呢！”
笔者采访当年的国民党军第70师上校参谋处长刘学基，他叙述该师和第32师覆灭的经过时说：“70师和32师被歼原因只有八个字：兵无斗志，将帅恐慌。这是整个国民党的膏盲之症。”
他抽着烟，陷入昔日的回忆：
“自从刘邓大军6月30日渡过黄河，我们兵团的参谋部里就开始乱套，朝令夕改，莫知所措。弄得各级参谋人员面对着军用地图，不知该把手里的小纸旗标志往哪里放一上下一样，两眼漆黑；人人都知有敌情，但谁也不知解放军意图何在。有人说下郓城取荷泽，有人说下郓城取济宁。直到4日郓城吃紧，70师集结金乡后，依然争论不休。
“5日奉命转进嘉祥，夜里抵达纸坊街，忽又命令转到济宁。连夜马不停蹄，6日赶到济宁，人困马乏。9日又奉命进驻嘉祥，让确保嘉祥。10日复命除留278团外，全部向巨野前进。待11日进至杨官屯，忽闻羊山集被围，全蒙了：这叫什么事呀？共军怎么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兵团指挥官王敬久一面电告徐州，一面连忙命我师集结六营集，与独山之32师靠近，以相互策应。当时我们哪里知道这是给人家‘送礼’呢！刘邓大军步步围近，官兵惶恐万状。13日下午，32师师长率部到六营集后，与陈师长商定，当夜向嘉祥突围。忽接王敬久电，严令不准动；及14日晨，又电令两师并进，向金乡撤退。
“结果这天夜里炮声大作，部队刚出六营集就中了状兵，许多官兵莫名其妙突然中弹，像割断喉管的大公鸡一样，乱蹦乱跳，很快就溃不成军，人人自逃活路，东跑一阵，迎头有枪声，就向西跑一阵，迎头又有枪声，再转向东，人马辎重全部失控了。那真是乱兵、乱将、乱马、乱车、乱炮，乱冲乱撞、乱喊乱叫……”
刘学基闭上眼，摇着头，不堪回首。良久，才又说：“……彩号和被挤撞倒的人都来不及重新站起来，就被人马活活踏死。我亲眼看见177团2营营长江树屏负伤倒地，被师长的马踏死。师长在马上一脸惊恐，帽子也跑掉了。”
刘学基无限感慨：“70师自日寇投降即开赴台湾接受训练，足足一年半，可是真正用之战场与解放军交手不足24小时而已。”
六营集大捷：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32师全部（师长唐永良仅以身免），歼灭第70师（缺一个团），共计19000人。生俘第70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副师长罗哲东。缴获山炮、野炮30门，战防炮10门，追击炮40门，六O炮161门，轻重机枪517挺：长短枪4625支，子弹100万发，各种炮弹1000余发，电台21部，骡马857匹，军用大车181辆。
第70师师长陈颐鼎原以为自己逃脱了，最终还是当了俘虏。
是日晚，陈颐鼎和罗哲东在混乱中落荒而逃，一气驱马50余里。枪声消逝了。天边一弯残月淡淡的。夜风起了，多少有些凉意。
陈颐鼎松下马缰。
路边高粱叶于哗哗响。
罗哲东惊问：“谁？”
没有回答。
陈颐鼎说：“是风。这里不会有他们的人．”
“师座，我们去济宁？”
“不，去嘉祥。那里毕竟还有我们的一个团。”陈颐鼎说出这句话，方意识到一夜之间他丢了一个师，一阵悲怆。
罗哲东和陈颐鼎是多年的搭档，配合默契，私交很深。他此刻的心情和师长—祥。少时看《三国》，读到关公败走麦城，一种大英雄的悲壮冲腹而动。而今全军覆没，月冷风清，马蹄踏踏，敲着万籁的死寂，除去凄凉便是游魂般的茫然竞无半点悲壮之感。作为军人，这也许是最大的悲哀了吧？
罗哲东突然驻马：“师长，我去方便一下。”
如此驻马“方便”，没出10里竟数次。
陈颐鼎内心一阵自疚，很觉得对不住这位仁兄。
罗哲东肠胃不好已有月余，本来也不至拖这么久，只是连日奔波，食宿不定，越拖越重。陈颐鼎曾多次让罗哲东到徐州治病，罗哲东说：“你我多年同舟共济，这个关口我哪能走！”
罗哲东被肚子折腾得没了一点底气；十指冰凉，双膝酸软，“方便”之后连上马都困难了。
“啾——”
突然一声冷枪。
听了20多年枪声的陈颇鼎今天才感到枪声竟有如此的震慑力。
罗哲东掏出手枪。
陈颐鼎辨出迎面而来几匹白色日本马，心头—喜，喊道：“别打枪！我们是202部队的！”
“我们也是202部队的，一家人，快过来吧！”
二人皆以为是嘉祥守军前来接应，于是策马上前。
“举起手。不许动！
忽拉一下子，陈颐鼎、罗哲东被围住了，马上全是穿灰衣服的解放军。一切来得太突然，突然得不容反应，陈颐鼎竟问了一句废话：“你们不是说也是202部队的吗？”
此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天就要亮了。
鲁西南巨野胡海村1947年7月15日
陈颐鼎一夜胡须拱出半寸。
作为阶下囚，他为自己双手不曾沾满鲜血而庆幸。第70师自台湾返回大陆，战场几易，却没打上仗。他是这场内战的参加者，却可谓一枪未放、一炮未发，没有血债。但是作为国民党的堂堂中将指挥官，他又为此感到羞辱，无地自容。第70师清一色的新装备，属军中姣姣者，却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他不知道共产党将如何发落他，他后悔当时没有拔枪自戕。
下午，来了一个挺精干的人，自我介绍叫杨松青，晋冀鲁豫野战军敌工部部长，黄埔5期的。样子很和气，对陈颐鼎说，刘伯承要接见他。
陈颐鼎大惊。
走出收容所，他下意识地拉拉衣领，抻抻衣袖。
刘伯承这个名字对于陈颐鼎来说如雷贯耳。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中高级将领到国防部幕僚及至蒋介石从不敢小觑此人。这次从台湾回大陆，蒋介石召见陈颐鼎三次，两次提到刘伯承。有一天，蒋介石在他的官邸举行“座上研究会”，来了九个军长；墙上挂满了地图，蒋介石出情况，让军长们出方案。会议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即将结束时，陈颐鼎说：“鲁西南地区空虚，如果刘伯承从那里捅过来怎么办？”
蒋介石沉吟片刻，说：“刘伯承如果那么做，就不是刘伯承了。”
会议结束。蒋介石留了陈颐鼎一步，说：“你提的问题很好，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个。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共产党不敢走那一步。那是一步死棋，而刘伯承一贯是棋看三步的人，不会往死路上走的。”
时隔几个月，不可琢磨的刘舶承偏偏“往死路上走”，“从那里捅过来”。陈颐鼎身为败将不禁悲从中来。
来到一个四合院，杨松青示意进北屋；陈颐鼎走进去，看到屋子当中摆了一张八仙桌，八个粗磁碟子盛着丰盛的菜着，旁边还有一尊酒壶。
陈颐鼎又是一惊，这怕是一场“断头”酒宴了。
背后突然浓浓的川话：“陈将军，受惊啦！”
陈颐鼎一个急转身，一个身材略高，微胖，有着宽宽的肩；厚厚的背，神情温雅，戴着一副虎黄边眼镜的人走进屋来。他看到了那只深凹下去的眼睛和掩映在安静温雅中的轩昂器宇。直觉告诉他这是刘伯承。
刘伯承满面笑容握住陈颐鼎的手，又是一声：“陈将军……”陈颐鼎诚惶诚恐：“不敢当，不敢当！”
刘伯承说：“请陈将军喝杯薄酒，压压惊。战场上是对手；战场下来就是朋友嘛。快请坐。”
刘伯承那淳厚的微笑、诚挚的目光给人以如对宾朋的亲切感和安全感，陈颐鼎近于绝望的心绪平息下来。
待陈颐鼎落座，刘伯承说：“陈将军，我们跟蒋先生的矛盾并不是权力之争。你知道，我们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很好，打倒了北洋军阀。第二次合作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胜利后，全国人民都盼着定，盼望和平、这也是我党的一贯主张。你知道，我也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没有根本的对立，只要能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共同合作，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是，是。刘将军言之有理。”陈颇鼎连声应诺。“吃菜。陈将军不必客气。咱们一边吃，一边聊。这些天陈将军受了不少惊。”
八个菜虽没有山珍海味，但在这僻乡村野，又值兵荒马乱，实属不易；而且共产党历来以克勤克俭著称，能以这种规格相待一个败军之将，着实令陈颐鼎感动不已。他起身举杯：“久仰刘将军仁达神智，鄙人败在刘将军手下，也该无所怨委。”
陈颐鼎言毕，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坐了下来，又说：“马列主义我不懂，但刘将军提起北伐，确实没齿不忘。那时北伐军到了哪里，哪里有民众击鼓相庆，手足相待，街道、田头到处拥挤着欢迎北伐军的人群。可谓民众蓬勃；士气昂扬，官兵上下同仇敌忾、生死与共。如今，人还是这些人，民众没变，军队没变，可是开到哪里，哪里的百姓逃之夭夭，如避瘟疫。”
“说得是哟。陈将军，正如你慧眼所见，凡欲视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逆，古今如此。当然，蒋介石在各种‘声明’、‘演讲’中也不厌其烦地讲：‘只要有助于人民的休善生息，只要人民能维持其自由的生活，只要和平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蒙怀，而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人民’这两个字，蒋介石叫得很响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毫无愧色地宣告：‘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陈将军，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都知道‘人民’二字的分量。不能只听嘴上说的。人民的选择，人心所向，才是历史的裁决，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战场的结局。”
刘伯承为陈颇鼎满上酒杯，接着说：“信仰什么，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兵不能胜大患，便不能合民心。如今中国的大患就是战乱。谁拒绝和平挑起战争，谁必然逆民意，遭民反，最终被人民摒弃．这个观点陈将军能同意吧？”。
陈颐鼎点头。
刘伯承又说：“古人曰：必死不如乐死，乐死不如甘心，甘心不如义死。如果士兵认为他从事的战争是不义之战，必然不肯为之舍命。陈将军所说军队没变其实是其表，而其宗旨却是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这个，陈将军应该比我了解得清楚。”
“当然。”陈颐鼎微微红了脸，由衷地说：“刘将军，不是所有国民党将领都拥戴这场战争。”
酒席后，陈颐鼎没有被送回收容所，而是安排住在这个刘伯承宴请他的四合院里。陈颐鼎再次大惊，这是今日他的第三次“惊”。
时过45年，当笔者在昔日的南京“总统府”、现在的江苏省政协见到陈颐鼎先生时，他谈及此事。还十分动容：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那个四合院是刘邓大军的指挥中枢，刘伯承住北屋，邓小平住西屋，让我住东屋。刘邓的那几间，屋子四壁挂满了军用地图，桌子上—摞摞的文件材料，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以我的身份，从哪方面讲都不该住在那里。
“我住进的第二天，邓小平从外地回来了。他话不多，谈锋犀利。一日三餐，我都和他们一桌吃。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散步。有时候我过去和刘伯承拉拉呱，但只是偶尔，当时他们正组织打羊山，刘伯承的空隙时间大多用在重校苏联的《合同战术》译文的前言上了。天那么热，我手播竹扇还汗流浃背；他让警卫员打一盆凉水，把脚放进去，权作降温，一伏案就到半夜。此种勤勉，在我是不多见的。以前对刘伯承种种神话都是传闻。有幸和他生活在一起，使我认识到了真正的他，比神话更有深度。‘如果说刘伯承是个海洋，那么人们看到他的仅是一个港湾；如果说刘伯承是座冰山，那么人们认识到的只是他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住在那个四合院夜不成眠时，在日记中写下的句子”
陈老先生已经86岁。他面色红润；双目有神。和笔者交谈时，那深沉的情感时常溢于言表。他不抽烟，只喝浓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