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感觉到、刘伯承、邓小平感情融洽，配合默契。刘伯承对邓小平很尊重，写好电文，每每把眼镜一摘，对工作人员说：‘送政委定稿。’邓小平个子不高，散步或出门迎接什么人，刘伯承总是走在邓小平后面或侧面稍后。这种细微之举令我感动不已。邓小平称刘伯承‘刘师长’。看我有些不解，就对我说：‘这嘛，伯承是129师老师长；二个嘛，伯承是我的老师，我敬重的长者。’有一天，他拿了一副字给我看。我问他喜欢什么体，他很认真地说：‘刘体，集柳、颜为一体的刘伯承体。我临的就是他的帖。’
“住了四天，刘伯承看我老是闷着，问我：‘想不想到我们后方看看？蒋先生说我们是土匪，共产共妻，你看是不是那样。’我笑着说：‘好，我去看看！’走的那一天，刘伯承、邓小平为我饯行。在座的还有罗哲东、郓城被俘的55师副师长理明亚。
“席间谈到蒋介石主办的上校以上的军官训练班。理明亚6月底刚受训回来，7月初就被俘了。他说：‘蒋委员长企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检讨战术，二是解决士气。有什么办法呢？统帅部绝对不承认战略有错误，反而责备将领导不注意战术，不关心自己的存亡荣辱。蒋说：我个人已经老了，没有关系，你们不好好干，最后失败了都是共产党革命的对象。说得大家都笑起来。’理明亚接着说：‘这回我受训一趟，花了40多天，其实无论如何一个月足够了，可是大多数人躲来躲去，根本无心归队。所以我们曹师长福霖说我：明亚，你还算老实。
“我的副师长罗哲东有头脑。他是湖南人，带点辣椒性格。他说：‘我们那边的问题是没有政治资本。北伐的时候，我们有明天的远景，今天打军阀，明天革命成功，中间只隔着一个短短的黎明。人人为府上的重任自豪。那时黄埔同学见面，就问哪个做了烈士。没有怕死的，都以死为荣。现在呢？今天为了什么？明天是个什么样子？眼前一片漆黑。哪里有勇气流血牺牲？怎么能不打败仗？’
“理明亚苦笑道：‘我们现在成了那时的北洋军阀，行军找不到向导，打仗找不到担架队；天一黑赶紧宿营，几个部队挤在一起，即怕被解放军包围，又怕地方民兵骚扰。放出去的侦察不但弄不到真实情报，反而常常遭伏击。简直就像聋子、瞎子。而解放军对我们的情况却摸得清清楚楚，连我们师长个子有多高、眼睛有多大、鼻子有多长都知道。’
“邓小平笑了，说：‘不光知道师长的，你的我们也知道。’大家正笑着，就听旁边的收音机播出了国民党中央社的一条‘新闻’：‘鲁西消息，刘伯承所部溃不成军，国军连日来获得空前大捷……’当时我很难堪，便说：‘中央社从来不说真话。’刘伯承笑笑说：‘从反面听嘛！鲁迅先生的推背图，对蒋介石很适用。’”
“饭后，送我们的车子来了。过黄河走寿张，经过邯郸，再去太行山。张际春副政委也来送行，并派了保卫科张科长专程护送，保证我们的安全。临别，刘伯承把他写的《指挥纲要》一书送给了我……
“在那个四合院住过的四天，对我的后半生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我不曾意识，其实我和刘邓一接触，我原有的信仰就开始崩溃了，新的思想亦已孕育。在解放区参观结束的时候，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可以回南京，可以回家乡，可以留下参加解放区的工作。我选择了后者。后来我再没有机会见到刘伯承；如果有，我想我会改变称呼，称他‘刘师长’的。”
陈颐鼎老先生谈了许多许多。临别；他送我们出门，指着门口的“黄埔同学会”牌子又道：“民族分裂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祖国的统一也应当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我在努力做，也算不辜负刘伯承师长的教诲。”
在北京，我们见到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保卫科科长张之轩老人。他一米八的个头，虽年逾七旬，，又大病初愈，但腰板笔直，像个小伙子。
我们听到不少关于这位保卫科长的精彩故事，也看过他的《南征年历》。他机敏勇敢，又严谨心细，刘邓大军的许多重大事情都能从他的《南征年历》中找到记载。
他讲了护送陈颐鼎等人过黄河到后方去的片断——
那天晴空万里，静风，河面上仍是巨浪叠起。船行至河心，面对几里宽的黄水浊浪，罗哲东惊诧道：‘这么宽的河面，这么大的波滔，对面又有重兵把守，刘邓大军究竟怎么过的河呢？不可思议！”
张之轩暗示他问理明亚。
理明亚坦然地说：“河防是我们55师把守的，守河我们还是有经验的，估计这种季节没人敢闯黄河，也就疏乎大意。当刘邓大军突然出现时，我们已经来不及组织抵抗，为了保存实力，全师收缩，进了郸城。”
陈颐鼎说：“刘伯承真是天下奇才。这样的天险，隔岸又有重兵，居然敢迎闻而过。自古以来，兵书战略上没有这样的打法。”
罗哲东接道：“像我们这样一年里这么多将领一个个被俘，恐怕也是史无前例。”
理明亚摇摇头，叹道：“不奇怪哟。在南京受训的时候，我跟老头子（蒋介石）对面坐，他一张嘴，露出红的牙床，满口牙掉得椿光。我算了算，他正好60岁，心里就叫了声：不好！”
“为什么？”罗哲东挺奇怪。
“这你老兄还不知道？60岁是‘牙运年’。没有牙、就是‘倒运年’。他倒运，你我之辈焉能不遭厄运之灾？”
罗哲东笑了：“原来理师座还懂相术。既有此术；怎么没给自己相相面？”
“这倒叫你说着了。今年3月我给自己相过面。那一天又正巧做了一个梦，梦见儿子突然死了。我就知道大运不佳。”
张之轩在一旁听着，暗暗好笑。过河后他一直随第1纵队行动，打郓城，打六营集，他都参加了。可以说，这三位黄埔生、国民党的中将都是他的俘虏。在缴获的文件中，有一份是陈颐鼎、罗哲东从南京受训回来后根据蒋介石叮咛亲手制定的，很有意思。
文件规定，为避免被俘要采取特殊措施：
（一）长官对部下称名号，部下对长官称“先生”，平级则称号或老张老李。
（二）长官一律穿士兵服装，不戴领章、臂章、肩章，统一钉于衣袋内。各级长官所带卫兵、传令兵应避免一切恭敬动作，携带手枪时，藏于衣袋内。
（三）司令部万不可选择好房屋，其间若有居民应使其离开，另集一室，并多设伪装司令部，门卫一律单哨，使用步枪。
（四）行军时如遇老百姓询问，以“八路”答之，友军询问，以“打八路”答之，万不可暴露番号。
（五）进入公共场所，如在酒楼、澡塘、商店等，均不可谈论军事，严禁与老百姓闲谈。
缴获的文件中还有一本第70师第40旅第279团2营6连连长的日记，从中可见国民党军下级官兵的心境和士气——
5月1日：由充州出发，逃了两个兵，今天又逃了两个；本连阵地，又向后延伸了，我实在时时准备着，有事时一个死。
5月13日：今天又跑了两个。连部号兵洪明德开了小差。8班那个背机枪的兵，拐1支步枪跑了。天啊，叫我如何干下去！根本就补不胜补，你今天补一个，他明天要跑两个。
6月17日：我们在昌邑集停了很久，连一个老百姓也没看到，简直八路军是想向我们封锁，弟兄们两餐没吃一点油了。
6月19日：自昨早上起，全旅人都没有饭吃，真要命！什么都没有，只有挨饿。
7月8日：今晨55师师部逃下来三个长官，都狼狈如丧家之犬。我问他们郓城情形，他们不胜悲忿地说：“郓城完了！”他们自昨晨由郓城逃出后，一直没有吃过饭， 白天藏在高梁地里，夜晚走路，肚子饿了，就啃高梁杆。
7月10日：今天在途中碰到55师师长，穿着便衣，满身泥巴，狼狈地坐在一辆牛车上，垂头丧气。追击炮连陈连长斥责他为什么把牛车拦着路，他的卫士说：他是55师师长。我们都把舌头一伸。唉，多堂哉皇哉的师长啊！而今坐着牛车，落荒而逃。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吧？老天爷保佑，不知我们的下场会是个什么样呢？
在这个连长7月10日发出如此感叹后的第四天，他和他的师长都成了俘虏。
自上船，陈颐鼎很少说话。眼睛一直看着河面上来来往往运送后勤物资、伤员、医院、马匹、车辆的船只。那些船工赤身裸体，喊着号子，阳光把身上的汗水映得像闪光缎一样。浪大船不稳，一件医院的什么器械落入河中。那水有lO多米深。只见一位船工“咚”地扎入水中，稍许，举着那东西露出头来，哈哈地笑着。
陈颐鼎喃喃的：“即便攻下解放军的一城一池，也占不住。民心所向，大势已去矣！”
鲁西南羊山集1947年9月13日——19日
羊山集是个有居民千余户的大镇。这个古老的镇子依山顶据，此山名目羊山。
不知是哪位有灵性的人给它起的名字、一个“羊”字把这座不大的山点化活了。它东西走向，五里长，东头存一个圆圆的由包，似仰着的头；中间十段曲而长，似躬着背助腰；西头小山包包一个个挤在一起，似翘着的尾巴。远远望去，极像一只仰着头，撅着尾、跪着腿、躬着背、正在吃奶的小羊羔。
这方水土自有战争开始，便是屯兵据守之地。羊山的周围至今还完好地保留着明末时期的寨墙；寨墙外面，东、南、西三面有丈余深的水壕，这是侵华日军、汉奸队盘踞时留下的；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开进羊山集后，又在寨墙、水壕之间加筑了一道坚固的鹿砦。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碉堡、射击孔密匝匝地分散在鹿砦之中，火力可控制羊山周围1000米开外的地区。第66师师长宋瑞珂是个有战术眼光的人，他巧妙地利用羊山的羊身、羊头制高点，与山下集镇的民房构成核心阵地，隐蔽工事一层又一层，像个铁筒，易守难攻。除此之外，宋瑞珂又在羊山集二里开外的村庄和四野做了布局，开辟了辐射状的野外阵地。
第66师系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配置一流的武器装备；和张灵甫的第74师比起来，除编制配额略少外，战斗力一点也不逊色。师长宋瑞珂毕业于黄埔3期，因出类拔萃而留校任内务长官。北伐开始后，他几次打报告请求参加北伐军，学校不允。他说动了校医，开了张“患肺病”的证明递了上去。学校教育长也知道这是一纸假证明，但终被他的诚挚所感动。那时的宋瑞珂是个满腔爱国之情的热血青年。他个头不高，斯文白净，像个绍兴师爷，却没有绿林和行伍之气。他是地道的山东人，青岛市的，因家境艰涩，只读到中学就缀学，进工厂当了名保全工，后经人举荐考入黄埔。
北伐开始，陈诚是筹备处主任，他很赏识这个“小白脸”、“小个子”的精明和热忱，说：“把他留在我这里。”从此宋瑞珂便一直追随陈诚，成了“土木系”的中坚骨干，极受恩宠。
内战爆发时，宋瑞珂30多岁，骁勇而足谋，在国民党少壮派里是姣姣者，可谓前程无量。他是“中原停战协定”的签字人，墨迹未干，又第一个登台亮相，打响了全面内战的第一枪。
在鲁西南战场，宋瑞珂虽未能受命统帅三军，但他很知道如何执行王敬久的命令，很知道如何选择进攻路线和驻扎营地。一进羊山，他就开始营造这个一面靠山、三面环水的要塞，凭险而据。
第32、70师全军覆没，第66师被团团围住；一夜之间，羊山的野外阵地亦被收拾干净。王敬久命宋瑞珂突围，宋瑞珂没有动。他在“羊背”一座居高而又隐蔽的石屋里拿着望远镜，东、南、西三面眺望，很冷静。
7月13日19时，刘邓大军第2、3纵队扫除了羊山外围阵地；按作战部署，第2纵队攻“羊尾”，第3纵队攻“羊头”，东西两路向羊山集实施攻击。
进攻道路多水。部队爆破鹿砦向镇子突击时，羊山上“头”、“背”“尾”和镇内制高点四面火力一齐压过来，攻击未果，拂晓撤出战斗。
7月16日，两个纵队召开党委扩大会，对兵力火力重新做了调整和部署，于17日晚再次发起攻击。第3纵队第8旅第22团主攻“羊头”，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突破层层封锁、跃过水壕、鹿砦和寨墙，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冲上去，终于越过峭壁，攻上“羊头”；但“羊头”石坚土少，一时无法构筑工事，天一亮，全团兵力便暴露在山上，伤亡很大，无法立足，拂晓又撤出战斗。第2纵队第19团主攻“羊尾”，情况与第3纵队相似，虽然攻上了“羊尾”，但天亮后敌人居高临下轰击，部队三面受击，伤亡太大，最后只有3营像钉子一样扎在“羊尾”的15个小山包上，其余撤出战斗。
7月19日投入了三个纵队的兵力，向羊山压过去。自14日开始连下大雨，羊山脚下成了一片沼泽地，水壕水深超过两米，山上泥溜苔滑，敌人阻击的枪弹密集得像一堵墙。主攻部队又一次艰难地攻上“羊头”、“羊尾”，与守敌反复争夺山头。“羊头”是第66师防御体系的核心，存亡之关键。宋瑞珂增调了兵力、兵器，多次冲锋、反扑。主攻部队另由镇南、镇西突破前沿，楔入纵深。宋瑞珂又把火力集中到这里。炮火像山洪压下来，攻击的部队一排排应声倒下，一批批被埋在炮火掀起的泥土里。第2纵队第6旅旅长周发田站在一堵断墙边，大叫：“机枪！机枪！给我压住它！”
喊声引来一串子弹，打得墙基的石头火花乱进；警卫员一把拉住周发田往壕沟里拽，周发田甩开：“不让老子指挥啦？妨碍老子枪毙了你！”说罢一跃又跳出堑壕，靠前指挥。
卧倒的战士被旅长的英勇鼓舞着，呼地站起一片……
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冒着炮火直靠到前沿阵地，急得作战参谋大叫：“司令员，你的位置不应该在这里！”
一个战士发现了陈再道，兴奋地喊：“同志们！司令员……”
话音未落，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胸口，血呼地喷了尺把高。他倒下了，笑容还没有消逝。陈再道一把抱住他，紧紧搂着，猩红的血染透了陈再道的前襟。
作战科科长告诉陈再道，已经有十几个旅团干部负了伤，作训科科长和第18团2营教导员牺牲。陈再道两只眼睛一阵一阵打着闪，血红血红的。
天亮前，陈再道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连攻三次未成。雨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猛；水壕里的水漫了出来。整个羊山集成了泽国、水乡；血海，一片汪洋。
金乡距羊山仅有20华里，第32师、第70师被歼之后，王敬久既怕第66师也被歼，又怕自己被围，每夜都爬到金乡城内的宝塔上观察战况，指挥驻在城北的榴弹炮营向羊山集附近炮轰。
7月16日，王敬久传蒋介石的指令，再次要第66师突围。
宋瑞珂复电：
连日激战，负伤官兵甚多，他们多年随从左右征战，不忍遗弃。如遵令突围，又无法带走。故各级军官
都决心固守待援。
蒋介石深为宋瑞珂在此危急之时犹以伤员为重而感动，同时又忧心宋瑞珂的脸恶处境。他电催顾祝同，速调五个师进鲁西南，以解宋瑞珂之围，全歼刘邓。
顾祝同正为山东战局慌乱，蒋介石一调就是五个师，真是捉襟见肘。徐州的兵不能减，山东的兵不能调。筹来划去，还是去挖豫北、陕西、武汉、洛阳的整编第10、40、52、82师和青年军第206师编成第4兵团，命王仲廉为司令长官。
陆军司令部总参谋长郭汝瑰对此接有异议：“王仲廉最大的本事是营私舞弊，此人万不可重用。”
顾祝同的高参顾鸣歧也说：“去年王仲廉两次与刘伯承交手，两次均为败局。鲁西南已失两师，此次援军之帅，事关重大，总司令三思而行……”
顾祝同脸色难看。他并非器重王仲廉，只不过是无奈之举。他气恼地反问：“以二位之见，哪个又比王仲廉强呢？”
郭汝瑰、顾鸣歧无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