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脸色铁青：“既然问题发生在我们身边，更应该严肃纪律。”
“我同意。”张际春声调不高，却透着沉重：“我们已经三令五申，他还再错，这就无法挽回了。”
“问题就在这里。”邓小平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见是空的，攥成纸团。“部队纪律整顿得如何，首先要看你的直属队，要看你的警卫员。如果这两部分人都管理不好，那么你离坟墓也就不远了。问题既然发生，只好从我们身边开刀了。张之轩同志，通知部队，下午召开公判大会，另外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
张之轩说了“是”，身子却未动。
刘伯承问：“你还有话要说？”
张之轩：“那个副连长说，他对不起刘邓首长，中秋节那天，首长还……”
刘伯承想起来了，一惊：“你说他就是……”
“3连副连长赵桂良，他还说……”
“不要说了，我知道他。”
刘伯承缓缓地抓下帽子，眉头紧拧着，接下来的话语调低沉而有些颤抖：
“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副连长啊！懂得关心战士，打摆子了还替战士站岗，打起仗来一定也很勇敢。可……他为什么偏偏忘了人民忘了纪律忘了自己是一个干部呢？邓政委常说，人民是我们的母亲，军队是穿军衣的人民子弟，他怎么能忘记这个根本呢？
“张之轩同志，请你转告赵桂良副连长，对他的处决，我和邓政委都很沉痛。当然，我们也可以手下留情。但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制定的，是我军的建军宗旨，也是我仍每个军人执行党的政策最起码的和必须做到的。作为党员干部更应该起带头作用当骨干，不然就是骷髅！你对他讲，我刘伯承说了，希望他能理解，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纪律搞不好，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邓小平一只手拧着额头，一只手掐着香烟，没有说话，烟，抽了一支又二支，浓重的烟雾迷漫在整个房间里，使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切肤般的痛苦正咀啮着他的心。
禁闭室。
桌上放着一碗面条，是首长们让炊事员专门为赵桂良做的；碗盛得满满的，已经没了热气。
赵桂良呆呆地望着面碗，一动不动。颌骨上的枪伤结着紫疤，那是日本人留给他的。这光荣的弹痕却将成为这座残缺雕像上的历史印记。
“吃些吧。”
张之轩劝着，又一次把碗端到他的面前。
赵桂良摇摇头，蓄在眼里的泪“叭”地落在碗中。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赵桂良焦干的嘴唇蠕动着：
“组织处理，我没意见。我……该杀。”
“还是这几句？你难道……再考虑考虑，时间不多了，真的没有别的话了？哪怕……哪怕事后有什么要求也可以讲讲呀！”
张之轩几乎要哭出来。
赵桂良摇着头：“没有，真的没有。”
良久，张之轩与赵桂良相视无言。
突然，赵桂良捂住脸失声痛哭：“我……没有别的亲人，只有一个老妈妈。我……我对不起她呀！……如果说要求，我只有一个……等革命胜利了，请组织告诉她老人家，我是杀敌牺牲的，不是这样……”
张之轩点着头，再也抑制不住，掏出手帕擦泪。
门外传来哨兵和一个人的争吵声。
张之轩推开门，见是3连的战士牛原平，牛朱原平已失去控制，冲进房间，扑到赵桂良的怀里。
“副连长，让我替你去死，让我……”牛原平孩子般地痛哭。
赵桂良一下子变成头雄狮，猛地推开牛原平：“出去！我现在还没死，还可以命令你，马上给我回连队！”
“我不走！”牛原平用衣袖抹着泪：“反正我想好了要替你去死。不管你再凶，反正我要当着首长的面，把话讲清楚！．”
“你敢？”赵桂良怒吼。
“敢！反正我什么都不怕了！”牛原平拉住张之轩的衣襟：“首长，你知道吗？副连长拿的东西没有一件是给他自己的。他拿花布，是要给我做棉衣。他说我小，经不住冻……拿的纸和笔是要给连里出门板报，拿的粉条……”
“牛原平！”
赵桂良大喝，要冲上来堵牛原平的嘴。
“赵桂良同志，请你不要这样。”
张之轩阻住赵桂良，把牛原平拉到门外：
“你说，那粉条是怎么回事？”
“副连长见刘司令员最近那么瘦，又听说他爱吃粉条，就想弄些来送给他……”
牛原平的哭诉撕裂了张之轩的心。他当保卫科长好多年了，光执行押送国民党高级战俘的任务就有好多次；可眼前的这种案子却从来没有遇到过。理智和感情在他的内心中反复搏斗。他胸间掀起了感情大潮，横下心，决定去找邓政委。
邓小平听了张之轩的报告，沉默良久，才说：“张之轩同志，我的心情与你一样……关于粉条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司令员，他已经很沉痛了，我们不能再给他任何压力。”
性格刚毅的邓小平又是沉默，紧抿着双唇，眼里盈着晶莹的泪水。他走到窗前，缓缓推开窗——满目晚秋。”
“法纪如山，谁也不能以身试法。如果我们不能对一个连长实行纪律，那么营长、团长、旅长……包括对我们自己又如何约束呢？”
张之轩默默地点点头，问道：“那么，对他个人提的要求呢？”
“可以考虑，作为战场牺牲告诉他的家人。三国时，孔明挥泪斩马稷，我们硬是把眼泪水往肚里吞啊！”
邓小平又开始抽烟了。
“张之轩同志，执行吧。在这件事上，部队的现状和大别山的形势已经逼迫我们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10万大军的命运。”
审判大会在总路嘴镇樊家榨垮前的平场上举行。
会场的一侧坐着部队，整齐肃穆。
会场的另一侧坐着群众，寂静无声。
野战军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宣布公审大会开始。
参谋长李达宣读了对赵桂良处决的命令。
沉痛的语调更增添了大会的沉重气氛。
跑到山里躲避大军、刚刚赶回参加大会的店铺老板跑到会场台前，拍着台板哭：“早知道大军的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往山上跑。如果家里有人，也不会发生这事啊！请刀下留情，刀下留情啊！”
张际春的手被颤巍巍跑上台的一位老妈妈拉住：“首长啊！我也闹过红，当过交通。我知道红军的纪律。可……可拿了几把子粉条和几丈花布也算不了啥，你们千万、千万莫枪毙了他呀！……我、我求你啦，首长！求你啦……”
老妈妈“扑通”一声跪在台上。
张际春连忙扶起老妈妈，掏出手巾替老人擦泪。面对群众赤诚而悲烈的情绪，面对眼前慈母般的红军妈妈的一再哀求，被人们称为“政委妈妈”的张际春也无法自制。他离开会场，再一次去找刘伯承和邓小平。
邓小平的房间里静极了。
沉默。
无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启口都需要千钧之力。
依然沉默。
直到最后，还是邓小平开了口：“那位老妈妈的话是肺腑之言，大家理解；我也理解。但我这样想。我们终究不能‘叶公好龙’啊。事情虽小，军纪如山。一个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特别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军的纪律更应该是铁是钢，而不能是豆腐渣，不能够一碰就碎！所以，我的意见，还是要……坚决执行纪律。”
邓小平把目光交给刘伯承。
刘伯承的眼睛慢慢合拢，沉重地点了一下山一样的头颅。
张际春走了。
邓小平轻声地说：“刘师长，我陪你到外面走走？”
刘伯承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拉住邓小平的手，向屋外走去。
邓小平感到：刘伯承的手，像冰。
缓缓的山坡上，缓缓地走着刘伯承和邓小平。
一路无语。
谁也无法知道，此时此刻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想什么。
也许，那捏在邓小平手中而忘记抽的香烟所冒出的缕缕轻烟，能给人们一些提示。
轻烟中，夜的黄河如同白昼，炮火烧红了汹涌的河水，一艘艘木船在弹雨狂澜中竟渡。
轻烟中，黄泛区蒸腾着暑气，无数将士并肩跋涉在没膝的泥淖之中。
轻烟中，汝河翻腾着，一个个战士中弹落水，更多的战士如同潮水扑向弹雨。
也许，他们想得更多，更远。
但是，他们依旧一路无语。
总路嘴的枪声响了。
刘伯承的手颤抖了一下，声音突然苍老了许多，对着空旷的山野凄然痛呼：
“我刘伯承老而不死！……我为什么要吃粉条啊？！”
邓小平吃惊地望着刘伯承，弄不清他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此时此刻，任何劝慰都无法安抚这位爱兵如子的师长，邓小平只能自语般地说道：
“应该好好安葬赵桂良同志。”
刘伯承点点头，泪水潸然落下。
“还要通知地方政府，按烈军属待遇照顾他的家庭。赵桂良同志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教育好，对不起生他养他盼望他的老妈妈……”
刘伯承还是点点头，一任泪水横流。
“如果，赵桂良同志的死能够唤起10万大军，能够激发全军斗志，有利于我们建立起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那么他会安息的。”
烟头烧到了邓小平的手指，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
警卫团3连的牛原平和战士们捐出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买了口一柞厚的白木棺材，埋葬了他们的副连长。
1984年秋天，已经离休、年过六十的张之轩自费走遍大别山。
总路嘴上了年纪的群众都还记得那次公判大会，记得那位为了严肃军纪而被处决的副连长。说起这件事，他们依旧为他难过，依旧怀念着他。
张之轩走到赵桂良的坟前，小心翼翼地除去坟上的杂草，用颤抖的手掬起一捧黄土，轻轻地安放在战友的坟头。
张之轩脱帽默哀。
大别山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死者常眠，留给幸存者心头的苦涩依旧。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只是阳光下什么都在改变，唯独那记忆如同这绵旦的大别山，依然山青水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