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落寞的曾国藩不和任何人说话。被救回来的他像丢了魂一样，情绪低落，几天几夜，不吃不喝，蓬头垢面，万念俱灰。他正在为没有听从左宗棠的计策而懊恼，以为左宗棠是前来奚落他的，便躺在床上装睡，根本没有打算起身接待左宗棠的意思。
“这是哪里来的野人啊？”左宗棠看见曾国藩的尊容后开玩笑道。
曾国藩翻了个身，背对着左宗棠，根本就不搭理他。
“那停放在江边的黑漆棺材是你的吗？”左宗棠问道。
曾国藩还是无语。
左宗棠恼怒了，一拍桌子大吼道：“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曾涤生。你为了自己的私欲，竟然置大家于不顾。如果你死了，大家怎么办？”
这是哪跟哪啊，一般人都是来安慰自己的，怎么这个左宗棠竟然骂自己呢？
曾国藩转过头，冷冷地说：“你不用激将，对我已经没用了，不过你不能说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左宗棠一屁股坐到曾国藩床边，说：“你二十八岁入翰苑，三十七岁授礼部侍郎衔，官居二品，诰封三代，皇恩浩荡。现在朝廷有难，你却因为兵败而打退堂鼓，这是对皇上和国家的不忠。”
曾国藩躺在床上默不做声。
左宗棠继续说：“令尊大人希望你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光宗耀祖。你如果让他们的愿望化为泡影，这是不孝。”
曾国藩想要辩解什么，左宗棠冷眼望了他一眼，继续说：“一万水陆湘勇，从四处赶来投在你的麾下，眼巴巴地盼着你带他们建功立业，日后也好图个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你却要置他们于不顾，这是不仁不义。你只要一死，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就都占全了。”
曾国藩两眼发呆，想道：我死不足惜，可死后不能留下这样的恶名啊。于是，他霍地从床上爬起，握着他的手说：“我一时糊涂，如果不是兄长的这番责骂，险些做下贻笑万世的蠢事。”
左宗棠微露笑容说：“这才是湘军统帅啊，失败不可怕，怕的是一蹶不振。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左宗棠的一番痛斥还真起到了作用，把曾国藩从失败的阴影中解脱了出来。
恰巧，湘军主力攻占湘潭的消息传来，曾国藩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如脱胎换骨般振作了起来。骆秉章、左宗棠也跟着兴奋起来。
而入湘太平军因为湘潭战败，主动退守岳州，由进攻转入防御。
不久，湘军兵分三路攻下了岳州。一个月后，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
湘军总后勤部长
咸丰四年闰七月，曾国藩从岳州前线回到长沙，不顾旅途劳顿，马上找左宗棠密谋率大军出湘东征的计划。在这段日子里，二人“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商讨对付太平军的策略及天下大势，黏糊在一起的程度让人嫉妒。最后，决定由曾国藩率湘军出兵湖北，而左宗棠在湖南为湘军补给军火、饷源，成了湘军的总后勤部长。
咸丰四年八月（1854年10月），湘军出兵湖北，在武汉、田家镇等地击败太平军，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胜利，不久又进入江西，在年底抵达九江。
湘军的所向披靡让曾国藩万分得意，但也露出了骄气，对于一支军队来说，这是致命的。
左宗棠对湘军在省外的军事动向十分关注，他既为湘军连克数地而庆幸，又对湘军产生的虚骄之风表示担忧，便接连给曾国藩写信劝说他要慎重，不要轻易冒进。但曾国藩正在得意劲儿上，根本就不把左宗棠的劝说放在心上。
骄兵必败，当主帅的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当你取得了成绩，尾巴就不由自主地翘起来了。曾国藩必将为此付出代价。咸丰四年年底（1855年初）湘军江西湖口战败，验证了左宗棠的担忧。
当时，曾国藩率兵进攻湖口，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看出湘军水师的弱点，便用“诱敌深入，分割围歼”的计策，先将湖口的守兵撤离，诱湘军水师的一部分进入鄱阳湖，然后迅速派兵重新封锁湖口。结果，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分割在鄱阳湖内和湖外长江江面，湘军水师遭到太平军痛击。
曾国藩慌忙弃座船逃到湘军陆营，被太平军击毁的湘军船只歪歪斜斜地散在江边，他意识到自己耗尽心血建起的水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顿时倍感凄凉。
曾国藩知道自己手中的赌注已经消失殆尽，深感大势已去，从头再来的希望非常渺茫，瞬间感到全身发冷，胜过沉在冰冷的江水里。羞愤至极的他又要寻死，幸亏被罗泽南等将劝住。
湖口大捷扭转了太平天国西征军自湘潭战败以来节节失利后退的被动局势。石达开令林启容在九江牵制曾国藩的湘军，派秦日纲、陈玉成率大军进攻湖北，在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1855年4月3日）攻占武昌，一个月后由湖北突入江西，在半年内连克七府四十七县。江西全局岌岌可危，龟缩在南昌的曾国藩的日子不好过了。
左宗棠也非常关注江西的局势发展，他向湖南巡抚骆秉章进言：“太平军想在东南逞强，如果江西南昌落入太平军之手，则江、浙、闽、广都有太平军，湖南将被孤立，也就变得危险了，为了顾全东南大局，救援江西显得尤为迫切。”
于是，骆秉章一面吩咐王鑫在湖南招兵买马，一面派刘长佑速带援军赶往江西。这样，曾国藩才得到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本来石达开已经控制了江西战场，并有可能全歼曾国藩的湘军。此时，太平军内部的变动使江西战局向不利于太平军的方面转变。
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3月）石达开接到调令：率军东归去夹击江南大营。就这样，太平天国错失了全歼湘军的绝佳时机。石达开在回军途中，没想到天京城内又发生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事件。为了维护最高权力，洪秀全指使北王韦昌辉杀死了东王杨秀清和同伙2万多人，后来，韦昌辉也被处死。石达开赶回天京护驾却无端遭到洪秀全的猜忌。后来，石达开率领精锐部队离开天京，转战东南，在四川大渡河兵败身亡。这些变故使太平天国的优势一下子化为乌有。
就这样，湘军不仅得到了喘气的机会，也为卷土重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两把刷子不是吹的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扔下江西的乱摊子，回籍丁忧，左宗棠开始担负对入赣湘军的遥控指挥。你也许会认为左宗棠在吹牛，他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实际上，身为湘军总后勤部长，左宗棠还真有两把刷子。为了彻底解决江西的危局，他一再加派军队，使入赣湘军的总兵力达16000多人。
左宗棠主张控制南昌以南、赣州以北的江西腹地，把攻打瑞州、临江（今清江）等府城视为关系“江西大局”的重中之重。在他的策划下，湘军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即先后攻克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六府，太平天国西征军所开辟的江西根据地大部分都丧失了。
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左宗棠又与胡林翼合谋，攻克了九江。这样，湘军又完全夺回了江西的控制权。
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从太平天国分裂出的石达开率所部太平军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攻入湖南，连克郴州、桂阳州等地，进围衡阳。湖南的局势开始变得危急起来。
这些年来，左宗棠一直运筹于帷幄之中，看到这次军情紧急，希望自己也能亲临前线，锻炼一下自己的实战能力，于是向骆秉章提出到前线指挥的请求，但骆秉章已经习惯了倚靠左宗棠，不愿意让他离开。所以，左宗棠亲临一线，感受战火硝烟的梦想没能实现。
不过，面对来势汹汹的石达开，左宗棠也没有含糊。根据太平军的进军动向，他判断出石达开可能出兵湘中的宝庆，便命令在籍湘军头目刘长佑等人迅速招集旧部，对太平军严加防堵。
我们不得不佩服左宗棠的神机妙算。因为石达开果然率军在祁阳强渡湘江后，向宝庆迅疾驰进。湘军以逸待劳，打得酣畅淋漓，那叫一个爽啊。结果，石达开攻占湘军老巢的道路被阻，只好率兵从宝庆撤退，冲出湖南，进入广西。而对于湘军来说，湖南再度得到解围。
既解决了湘军在江西的困境，又阻挡了石达开的进军，这与左宗棠执行的“外援五省，内清四境”的方针是分不开的。
在乱世，想保持一方安定是很不容易的。
湖南境外战火纷飞，湖南境内也不是那么安宁。会党起义此起彼伏，另外，还有盐枭、烟枭等也时常闹事。左宗棠协助骆秉章内清四境，对境内不安定因素进行了严厉镇压。
而在外援方面，除了与鄂、赣二省的太平军作战外，还多次援助粤、桂、黔三省。湖南既然支援5省，就不仅是派兵出去那么简单，还要供应军饷和军械等。
我们知道，战争就是一台烧钱的机器。所以，几万湘军的军饷就是摆在左宗棠面前的一道难题。
当时，湖南是个中等偏下的省份，财政本来就拮据，还要供应邻省作战湘军的军饷，这是个大问题。
左宗棠向来认为“筹兵不难，难在筹饷”，所以，他非常重视调理财税，协助骆秉章开源节流。
在咸丰五年（1855年），左宗棠除了对富豪乡绅劝捐外，还在长沙设立厘金总局，向商贾征收税款以充军饷。
厘金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厘是值百抽一的意思，实际上厘税往往超过百分之一。
湖南创办厘金没有像别的省区那样依靠官员胥吏，而是征召所谓廉洁朴实的士绅来管理。在政治上能够进一步动员地主士绅，使他们加入到反对农民起义的行列中来。咸丰六年四月（1856年5月），湖南在宜州、郴州设局抽取货厘、盐厘，随后又在岳州和各府遍设厘局。厘金的实行，尽管暂时缓和了清廷和地方的财政危机，但这种经济勒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并阻遏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另外，左宗棠还协助骆秉章做了两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罢大钱和剔漕弊。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廷从咸丰三年（1853年）起开始滥发“当千”、“当五百”、“当百”、“当十”、“当五”等价值不等的大钱，一度造成金融混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危害，使广大百姓深受其害。湖南在第二年也开始铸造大钱，这种新币和流通多年的旧制钱相比，含铜量远远不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劣币”。不法官商为了谋利，争相私自铸造大钱，市场开始混乱。
左宗棠断定不能铸发大钱，骆秉章采纳他的建议，停用大钱并按一定的比例回收境内已发的大钱，使市场恢复了正常秩序。后来，湖南拒绝使用户部发来的八万两面值的钞票，又一次使湖南百姓免受损失。这两场金融风暴总算是过去了，左宗棠松了一口气，湖南百姓对他赞不绝口。
清代的“漕粮”是一种粮食税。由于北方缺粮，要从南方征粮经大运河北运，清廷就借口在地丁（土地、人口）税之外，再征收一些粮食。原来为数也不多，但湖南的赋税征收相当混乱，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按规定，漕米折银，每石为一两三钱。但因为繁重的浮收勒索，湖南漕粮每石竟高达六两之多。常常激起城乡人民的抗官、抗粮斗争，因此必须改革旧的钱粮征收办法。
骆秉章和左宗棠下令各州县淘汰陋规，鼓励地方人士提出除弊的方案。这一年，湘潭举人周焕南到湖南藩司，建议对征收钱粮章程进行核定，从而固定法定赋税之外的附加额，以免不断增派。
于是，左宗棠说服骆秉章采纳周焕南的建议，漕粮征收之数，每石以三两为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充实了军饷，根除了以前那种浮收滥取的弊病。这种改革措施有效地阻止了地方官吏的盘剥，同时增加了湖南的税收。
有了理财高手左宗棠，不仅稳定了湖南的社会经济，还为湘军在江西战场上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
另外，左宗棠十分重视整饬吏治。他认为天下之乱是由于政治不修明，而政治不修明是由于缺乏人才。所以，他把奖廉罚贪看成是整饬吏治的关键，并且以身作则，赏罚分明。他还注重起用绅士任官，不断扩大绅权，湖南地方官吏和湘军从统领到营官的各级官职大多由湘籍地方士子充任。这样，不仅确保了湖南的防守，而且把湖南建成了支撑湘军在湖北、江西作战的后方基地。
在六年的幕府生涯中，在骆秉章的支持下，左宗棠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发挥，年轻时代的所学得到了应有的应用。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段幕府生涯，后期的左宗棠就很难有飞黄腾达，也很难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树大必然招风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掌握省政，证明他确实是地主阶级的一个绝世奇才。他的所作所为让他在政界声名鹊起，被朝野所瞩目。
咸丰五年十二月（1856年1月），与左宗棠没有交往的浙籍御史宗稷辰在上疏荐举人才时把左宗棠列为首位。咸丰六年正月（1856年2月），曾国藩又上奏表述左宗棠接济军饷的功劳。于是，清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并赏戴花翎。接着，胡林翼在七月（8月）又上奏荐举左宗棠为将才。
有这么多人为左宗棠说好话，貌似他的好日子要来了。可世事难测，谁也料不到自己下一步会遭遇什么不测，被认为是绝世奇才的左宗棠也不例外。
这些高级官员争相举荐，希望左宗棠能出一臂之力，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因此，咸丰皇帝也一直注意左宗棠，他命骆秉章把左宗棠“送部引见”，以便一睹庐山真面目。可骆秉章出于私心不愿让这个被喻为诸葛亮式的才子离开湘幕，于是，在复奏中表示：湖南军务严峻，等会试之年，再送部引见。结果，左宗棠就这样被扣了下来。
骆秉章本来是想让左宗棠在湖南再发挥一下热量，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个决定差点断送了左宗棠的前程。
左宗棠帮助骆秉章整饬湖南吏治时，罢免并惩办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咽不下这口恶气，总想找机会整治一下把他们拉下马的左宗棠。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被这群小人盯住的左宗棠会有好日子过吗？
官场的风云变幻不亚于江湖的险恶，就在左宗棠有望飞黄腾达的时候，却突生变故。在咸丰八九年间，左宗棠遭遇了“樊燮案”，他险些因此身败名裂，性命不保。这个案件最为人乐道的细节，就是左宗棠开口骂人，甚至动手打了人。
若想了解“樊燮案”的来龙去脉，先看看樊燮这个人吧。
樊燮是湖北人，时任湖南永州总兵，名声不怎么样，属于贪官污吏的行列。骆秉章恨透了这颗老鼠屎，准备找机会把他清除掉。
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湖南提督塔齐布在军中病逝，提督出缺。于是，湖广总督官文推举樊燮署理湖南提督。有趣的是，官文的荐折递到北京还没几天，湖南巡抚骆秉章上了一道《参劾永州镇樊燮违例乘舆私役弁兵折》，参劾樊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