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立人狩猎的工具通常只有石块和树枝，一个人对付小动物绰绰有余，但是，倘若遇到凶猛的大型动物时，几个手持石块的人便显得势单力薄了。此时，大家齐心协力，群起而攻之，或许能奏效。不过，这种方法有些铤而走险，与老虎、熊这类动物对峙时，即使人多，单凭几块石头是很难达到目的的。说不定反被对方所伤，毕竟那时候还没有武松。因此，原始人一般极少有机会猎到这类动物。直立人猎物中的大家伙，通常是一些善跑而攻击力不强的动物。但是，正因其脚力非凡，虽然不会伤人，捕捉起来也很不容易。他们究竟采取了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呢？从现代原始部落的捕猎情况可见其中端倪。
1935年，两位研究人员报道了他们的调查情况。生活在墨西哥西北部的印第安人，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来猎鹿。他们不用枪也不用箭，没有任何武器，只是不停地追赶鹿群，凭着地上的脚印，猎人紧随其后，终于，疲于奔命的鹿群中，有几只倒下，它们的蹄子全磨掉了，再也不能奔跑，只能坐以待毙。此时。印第安人等于探囊取物。就这样，他们既安全又省力地获得了一大堆食物。非洲的土著人也是用类似的方法来追捕猎物。直立人很可能就是采用了这种持续追踪狩猎法。此法又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固定的追猎者。他们一直跟踪动物，中途可以休息、进食，直到对方精疲力尽倒下，才大获全胜返回。另一种则是车轮战。狩猎者像是参加接力跑，轮番上阵，使猎物没有喘息的机会，最后倒地认输。当然，这是在比较固定的范围内采取的办法。持续追踪法不需要动用武力，因而危险系数较小，且命中率较高，是直立人补充食物的一条捷径。
当然，这种狩猎方式对狩猎者也有要求。虽然人不可能跑得跟动物一样快，但起码应该具有很强的步行能力。否则，又谈何追踪呢？这对原始人下肢的发展很有益处。另外，在捕猎过程中，猎手还要随机应变，用脑子来判断动物的去向。经常用脑，使其得到锻炼，才导致大脑发达，脑量增加。
直立人的进化过程
狩猎活动使人类食物的质量提高，更有利于大脑和身体的发展。同时，狩猎使原始人之间有了复杂的社会关系。捕猎时，大家一起有计划地进行合作，这不仅促使集体产生，更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协助的关系。而不同群体的人在合作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这是社会形成的基础。有了狩猎，男女间的分工渐渐明显。男性进行狩猎活动，而女性则负责采集果实。这对后来两性的社会地位影响很大。
直立人生活在距今约20万年至200万年以前，地质时代属更新世早期至中期，而考古期则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直立人不单是站起来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用脑，懂得如何去改造大自然，如何达到目的。至此，人类不再是受环境支配的奴隶，而成了自己的主人。
“北京人”——千呼万唤始出来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但是，就像当年西方的地质学家一口咬定中国没有石油一样，外国的人类学家也曾断言在这块大地上没有远古人类。雅克·德·摩根在《史前人类》一书中称：“中国文明始于公元前七八世纪，我们完全不必理会它的史前史。”此说不仅人为地缩短了中国文明的历史，还表现出对我国史前文化的不屑一顾。然而，事实胜于雄辩，1920年对于中国的科学家来说，是令人振奋的一年。这年，法国神父桑志华到甘肃去作地质考察，在庆阳地区的黄土地里，不期而遇地发现了三件经人工磨制而成的石器。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要知道，这是在中国最早发现的石制品，它已经透露出一线光明。可以想见，远古时候它被一双手反复打磨的情形。然而，这个事实还是没有打动那些顽固的心。1922~1923年，同样是法国神父兼古生物学家的德日进和桑志华，又在宁夏的水沟洞及内蒙古的萨拉乌苏河（蒙语，意为“黄水”），发现了大批脊椎动物化石和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后来在研究的时候，从羚羊的牙齿和驼鸟蛋片中偶然发现了一颗人牙，属于一个七八岁的儿童。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称之为“鄂尔多斯人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河套人”，与欧洲莫斯特文化同期。证据确凿，倘若再等闲视之，则显得过于蠢笨。那些颇为自负的西方学者们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而多年后当大庆油田的石油汩汩流出时，“夜郎自大”的西方人也是这种心情。“不信有中国的石器时代，尤不信有中华民族之石器时代”，这句话被尘封了，并渐渐遗忘。即使想起来，也只是使人留下一个微笑而已。中国有句成语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用在北京人的发掘上最贴切不过了。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聘来华担任矿政顾问。此人爱好广泛，尤其擅长化石采集和考古方面的工作。他到北京后，一心牵挂的不是矿产，而是中国的“龙骨”。1918年春，外籍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为安特生提供了一条信息：在北京市周口店附近的鸡骨山上有动物化石。安特生当即前往考察。
周口店实际上是西山脚下的一座小村庄，处在山区和平原交界地带。它的西面、北面是连绵不断的群山，而东南面则是宽阔平展的华北大平原。一条小河由北往南，沿村西蜿蜒曲折地流淌着。夏季的暴雨会使河水骤涨，而冬季却只剩下干涸的河床和几个带有河流痕迹的小水潭。周口店附近的山上以出产石灰岩和煤闻名，还有大理石、花岗岩等上等石料。烧石灰和采煤就成了这一带农民的支柱产业，种植倒还在其次。开采石灰岩时，人们经常从岩缝中找到一些“龙骨”，由于药材集市在河北，农民出售不方便，因此大都收藏起来备用。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带的化石才不致于流失太多。1929年12月第一次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话说回来，安特生在鸡骨山进行小规模发掘，虽有所发现，但收获不太大，他只找到一些小动物骨头（当地人以为是鸡骨，故称“鸡骨山”）。后来，安特生的视线被拉往别处，便把鸡骨山淡忘了。1921年的夏天，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博士来华，他和安特生连同美国亚洲考察团的古生物学家葛兰阶，一起到周口店作调查。事前他们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出乎意料的事却发生了。在本地老乡的指引下，三人又到周口店火车站西边的小山上进行挖掘，这次，他们找到了几块白色的石英石碎片。其形态表明它们并非天然。安特生预感到在此地将会大有作为。他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这就是后来蜚声中外的周口店第一地点。
1928年夏天，师丹斯基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周口店化石时，确定有一颗人牙。在这之前，他已经发现了一颗可疑的牙齿，只不过当时认为是属于类人猿的。他对此做了仔细研究，虽认定是原始人类的牙齿，但还是小心谨慎地称之为“真人？”，打了一个问号，为自己留下余地。这是鉴于以前一些学者的遭遇，不得已而做出的抉择。诸如达特、杜步哇等人，都因提出新观点而受人攻击。这一年的10月17日，瑞典皇太子夫妇访华。皇太子叫古斯塔夫·阿尔道夫，即后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他还是国际知名的考古学家。22日下午，中国地质调查所等几个机构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大礼堂举行欢迎会。会上，梁启超、安特生和桑志华等人都做了考古方面的报告。安特生把在周口店发现人类化石这一消息公之于众，立刻引起大家的兴趣。由于实物不在中国，仅凭几张幻灯片和照片，很难使所有人信服。一时之间，议论纷纷，人们对于这两颗牙齿究竟是属于人类、类人猿还是食肉动物感到迷惑。甚至一些著名学者也表示怀疑。但是，无可否认，这个发现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使科学家们对周口店的信心更足了。次年4月，在周口店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这次又找到了一颗保存很好的牙齿。步达生认为应该创立一个新的种属，根据北京大学的美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的提议，定名为“北京猿人”，简称“北京人”。如今，这个名字早已家喻户晓：1929年，中国地质调杏昕建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发掘研究周口店遗址的机构——新生代研究室。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周口店的工作完全交由中国科技工作者负责。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周口店的北京人才肯一露真颜。同年12月，由留法归来的生物学家裴文中带领的考古队，取得了举世瞩目北京人使用的石器
的成就：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使那些反对者也打消了疑虑，科学界普遍接受了北京人。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史密斯在《寻找人类的祖先》一书中说：这是在古人类学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
显而易见，人为的阻挠会妨碍科学的进程。爪哇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科学的道路总是不平坦的，要经过很多次从否定到肯定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答案。对于北京人的文化及地位问题，学术界也进行了一系列是是非非的论争。在发现第一个头盖骨后，步达生肯定了它的价值，却做出北京人不会制造工具和用火的结论。而这两个条件正是判断是否真正具有人类文化的标准。连史密斯也持此论调。裴文中偏偏不信邪，对权威的结论并不是言听计从。京人制作和使用的骨器他继续在周口店进行发掘。1931年，裴文中在“鸽子堂”（周口店的一个洞穴名称）的土层中找到两千多件石器、几块骨器和一些烧过的骨头。可是，很多人都不理会他。直到被研究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专家步日耶确定后，北京人文化才得到众人承认。
接下来，该为北京人寻找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位置了。英国解剖学家纪斯，在北京人牙齿问世时，认为它与直立猿人不相同；有了头盖骨以后，他立即转变了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纪斯就是参与了制造“辟尔唐人”的那个纪斯。有人认为北京人不属于“猿人”阶段，而是早期智人中的尼安德特人类型。还有人认为，在周口店生活着两种同时代的人。一种是具有智慧的人；而另一种“落后”的北京人不过是他们的猎物罢了。这个推断显得更加虚妄，因为在周口店遗址根本就没有第二种人的化石。美籍德国犹太人类学家魏敦瑞，在进行了全面而仔细的研究后，肯定了“北京直立猿人”及其文化的存在。从发现第一颗牙齿起，在科学家多年的努力下，虽然经历了一番不平凡的波折，但是，北京人终于名正言顺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命运多舛（chuǎn，形容命运很坏）的北京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由于发掘周口店遗址的经费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所以当时有过协定：化石由北京协和医学院代为保管，美方研究人员可随时取用，但是不得离开中国本土。战争爆发后，为了保证化石的安全，有关负责人准备将其运往美国，让中国驻美大使馆妥善保存，等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岂料“黄鹤一去不复返”，究竟花落谁家，是美国？还是日本？不得而知。第一批北京人化石就这样神秘失踪了。
中国科学家在叹息之余，又在期待着重新找到北京人，当然指的是在周口店。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开始，在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就已被迫停止。后来，日本军队也到过此地，想把珍贵的化石据为已有，而北京人却深藏不露。在此进行了一轮烧杀掳掠后，这些强盗失望而返。直到解放后，中国科技工作者才恢复对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人们满怀希望地呼唤着北京人的名字，在时代的召唤下，北京人这才一一走出来。从1949～1960年的11年间，周口店共有代表男女老少40多个猿人的化石、100多种动物化石、一些植物化石和几万件石器出土，还发现大量用火的遗迹：木炭、灰烬、燃烧过的土块、石块、骨头和朴树子等，周口店成了名副其实的“北京猿人之家”。
从现有资料来看，北京猿人的脑子比南方古猿大得多。北京人的脑量平均为1088毫升，而南方古猿为502毫升。他的肢骨虽还带有原始的痕迹，但已很接近现代人了。北京人与爪哇人一样，能很好地直立行走。而且，研究证明北京人四肢的发展先于脑的扩大。一方面，四肢的分工使猿人产生了劳动，从而推动了脑的进化；另一方面，北京人的石器文化很发达，说明他们还不是最早的人类。对北京人“情有独钟”的史密斯回到英国后，极力宣扬北京人是猿与人之间的缺环，即最原始的人类。而事实表明，南方古猿才是这个缺环，也就是真正的猿人。北京人的学名应该是“北京直立人”。
在四五十万年前，周口店一带的气候很温暖，自然环境条件优越。周围是青山绿水，有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河流、湖泊，不远处还有草原。因此，这里俨然是动物的天堂。水里有水獭、河狸、水龟，水边有水牛；树林中生活着众多的猕猴、虎、豹和斑鹿等；草原上有奔跑的马和羚羊。就在周口店附近的山上，洞穴中住着北京人。他们的腰间系着用兽皮或树皮做的围裙，白天在野外辛勤的劳动，晚上则围坐在火塘边，享受天伦之乐。团结友爱是维系北京人这个集体的纽带。
经过多少挫折，北京人终于真真正正地站起来了，不仅向中国人，也向世界人民诉说着人类祖先的故事，他永远是中国人的骄傲。
毋庸讳言“食人风”
熟悉《水浒》的人，肯定还会记得，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夫妇开的店里，卖的是人肉馒头。而打虎将武松改做行者后，脖子上挂的是以前头陀留下的“一串一百单八颗人顶骨数珠”。虽然《水浒》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是根据一定历史事实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书中所描述的一些风俗应该是可信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记录。达尔文在《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中，就写过南美洲火地岛土著吃人的情形。1863年，赫胥黎出版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在第一篇的附录里，有对16世纪非洲的食人风气的记载：“在非洲刚果的北部，过去住着一种民族叫安济奎，这民族的人民非常残酷，不论朋友、亲属，都互相要吃的。”还有，“他们的肉店里面充满着人肉，以代替牛肉和羊肉。他们把战争时捉到的敌人拿来充饥，又把卖不出的奴隶养肥了，宰杀果腹。还有为了厌世或追求荣誉（这个民族的人把舍弃生命看作是一件伟大的事，是勇敢精神的表现），或者为了对统治者的爱戴，把自己的身体贡献给他人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柏林人的祖先韦累塔比人或维耳茨人，在十世纪还吃他们的父母。”那么，这种食人风气究竟从何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