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卢梭论述了选举与监察等内容。对于选举，卢梭指出，在真正的民主制中，一切都是平等的，抽签选举都是可以的，因为不论从道德、才能，还是从准则、财富来看，选谁做首领几乎是无所谓的。对于监察，卢梭认为，正如法律是公意的宣告一样，监察官职权是公共评价的宣告。而设置监察官的职位，对于良好道德风尚的保持是非常有用的。
论公意不可摧毁
卢梭认为，公意是不可摧毁的。因为，公共意志是纯粹的、固定不变的。
当许多人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时，只能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就是寻求安定和幸福。
这个时候，国家的行动强而有力，国家的原则明白确切，国家中没有混乱与利益冲突，国家中的公共幸福随处可见。
以上这些，只要有一定识别能力的人就能够轻易察觉。
对于政治阴谋家而言，和平、平等、一致都是他们的敌人。
而对于正直、单纯的人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单纯，因此他们难以受到欺骗，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正直，因此各种诱惑和甜言蜜语对他们来讲都是毫无用处。
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常常有一群群的农民坐在树下讨论国事，而且将国事处理得非常明智。然而，另一些民族则崇尚诡计，而且使他们臭名远扬。对此，我们怎么能不赞许前者而鄙视后者呢？
像前者那样治理国家，所需要的法律非常少。当他们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时，其实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第一个提议的人，只不过是将大家共同的感受说出来而已。当他确信其他人会赞同他时，则大家共同决定的事情将变成法律，而根本不需要结党营私和耍阴谋诡计。
但是，当社会的联系变得松懈、国家变得越来越弱、私利变得愈来愈重、少数人的组织操纵大多数人时，公共利益便发生了改变，并且出现了敌对者，人民的意见不再是一致的，公共意志也不再是全体人民的意志。此时，即使是最激烈的争论，也无法使最好的意见通过。
最后，国家濒于危亡，社会的结合在人心中已经破裂，最卑鄙的利益亦俨然以“公共幸福”的神圣名义来掩饰，公共意志哑口无言。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受到私心的引导，再也不能站在作为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
论选举
卢梭认为，行政官和君主的选举过程是复杂的约定，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即推选和抽签。
这两种方式在不同的共和国里都曾使用过，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两种方式在选举中非常复杂的结合。
倘若我们注意到首领的选举是政府的、而非主权的一种职能的话，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抽签的方式更符合民主制的性质。因为，民主制没有那么多的约定，所以行政效果才更好。
在所有真正的民主制国家中，行政官一职是一副重担，而并非一种好处，倘若强制这个人而并非其他人去担任这一职务，显然有失公平。
事实上，惟有法律才能将这一职责授予抽到此签的人。而在抽签的时候，所有人的先决条件都是平等的，选择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
在卢梭看来，真正的民主制中，一切都是平等的，抽签选举倒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论从道德、才能，还是从准则、财富来看，选谁做首领几乎是无所谓的。
但是，在前面卢梭已经说过，真正的民主制是根本不存在的。
当推选和抽签混合使用时，推选所填补的应是那些需要相应才能的职位，如军事职务，而抽签适宜于那些只需理性、公正、廉洁就能胜任的职位，如法官的职位，因为在一个架构良好的国家，这些优点是所有公民共有的。
但是，在君主制政府中，抽签和投票都不会发生。因为，国君是法定的、惟一的君主和行政官，他的下属的选择全由他一人来决定。
论公民宗教
人类是从神氏和神权制度过渡到国王和政府的，其中经历了漫长的观念和情感的转变，最终才能够接受自己国家的统治者，并期望从中获得益处。
两个互异的民族，不可能长期贡奉同一个主人，由此，民族的划分产生了多神制，于是有了神权和公民的不宽容。
正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没有把神氏和法律区分开来，所以在异教徒时代没有宗教战争，这同时也说明了政治战争也是神氏们的宗教战争。
任何国家的宗教都依附于相关国家的法律，只有通过传教士才能征服改变一个国家宗教的信仰。
征服另一个国家首先要征服其宗教。如果战胜国允许其战败国保留其神氏，那只有一个原因：他们认为这些神是自己神氏的从属。
宗教社会可以把人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是神圣的自然法律，纯粹发于内心地对圣神的虔诚；第二种是正式的宗教建立于特定的国家，拥有自己的保护神氏。
社会契约在权利角度上，只有臣民的观点服从、符合社会统治者的意图时，他们才在观念上对主权者负责。对于国家而言让每个公民都热爱并对自己国家的宗教都负责，是相当重要的。
公民信仰的主要内容是由主权者决定创造的，它并非是准确无误的法律，而是易于接近人民群众的社交情感纽带。
在卢梭看来，公民的不宽容与宗教的不宽容是有区别的，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的。无论在何时，当宗教的不宽容被人们所接受时，其结果就是主权者成为奴役，教徒们成为真正的国王。
任何违背公民责任的教义，一旦被人们所容纳，那么，可以肯定地认为这个国家就是教堂而统治者就是宗教。因为这种教条只有在神权政府下才具有生命力，否则，在任何其他政府统治下都是致命的软胁。
人类的不平等
卢梭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有其三个发展阶段：富人哄骗穷人订立社会契约，它们保护富人欺压穷人，这是不平等发展的第一阶段；订立了契约就需要有保障其实施的强力机构，权力的设立是不平等发展的第二阶段，它确立强者和弱者的区别；暴君政治的出现是不平等发展的第三阶段和顶点，它确立主人和奴隶的区别。
从形而上学来考察人
在卢梭看来，任何动物只不过是一架精巧的机器，大自然赋予它意识，让它能为自己上发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全自己，避免遭到敌人的破坏或扰乱。
卢梭认为，人和动物一样，也是一架精巧的机器，但人与其他动物有一点不同，在野兽的活动中，自然是惟一的原动力，而人类则是以自由施动者的身份参与他自己的活动，野兽是由本能去选择和拒绝的，而人类则由自由的行为去选择和拒绝。
感情本身是从我们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感情的发展正是来自于我们的认识。因为，卢梭们只有在观念上有了这些事物，卢梭们才能希望或恐惧这些事物。
然而，野蛮人由于缺乏种种智慧，仅仅具有这种最后的感情。他们的希望仅仅来自于其生理上的需求，他们意识中的惟一的幸福就是食物、异性和休息，而他们意识中的惟一的恐惧就是饥饿和疼痛。
需要指出的是，野蛮人并不恐惧死亡，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事实上，认识死亡和恐惧死亡，是人类摆脱动物状态时最早的收获之一。
卢梭们从历史的进程中看到，艺术就是在埃及兴起并随着尼罗河的泛滥传播开来的。我们还可以沿着艺术的进步历程进入希腊，看到其在那里的阿提喀沙地和岩石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却不能在欧罗塔斯河肥沃的两岸扎下根来。
除此之外，一般而言，北方民族较南方民族更为心灵手巧，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将无法生活。
上述这些，使我想到，大自然好象具有这样的智慧，其想保持某种平衡，比如，其如果不让人思想富饶，就会给人以肥沃的土地。
人类的新情况
由于事物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展新的程度，各种技术、语言的发展也伴随着一切事物而来。
卢梭认为，人类一切的能力、记忆力以及想象力、自尊心、智慧都可能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一切天赋的性质都已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每个人的命运和等级是建立在财产的多寡和每个人的利害冲突上，并且也与聪明、美丽、功绩等其它因素的性质有关，只有这些性质才能引起周围人的重视。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每个人都不自觉的利用这些性质，为了本身的利益，不得不改变成为引起他观望的目标。
法律的起源，据推测应该是给弱者以桎梏，给富者以新的创造力量，同样永远地消灭了天赋自由的条例，却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条例永远的保存下去，至此，少数野心家由于利益的驱使变得更加残暴和专横。
一个社会为了对抗外来侵略必须联合起来其余的力量，这样社会不久就扩大到整个地面，人类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可能脱离这种枷锁。
市民法已经成为公民的共同规则，自然有些其它的法律就适合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在这里自然法被称为万民法，并且因为协议的默认调整，使得人类之间的交往成为可能。
政治组织之间，由于一直停留在自然状态之中，使得他们不久就想摆脱这种庞人的政治组织之中。因此，很容易理解那些反人性、反理智的民族战争和报复，甚至把杀人流血看作美德光荣的事件。
这种社会文化氛围，很容易把那些最正直的人也改变成扼杀同类还看作是自己应尽的一种义务。我们能看到成千上万人的自相残杀，却不知他们为何这么做，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真实的原因，这就是人类分成若干个社会后所造成的最初结果。
社会制度
卢梭认为，不同的作者对政治社会起源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的人认为它起源于强者的征服，有的人认为它起源于弱者的联合。
首先，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在以暴力为基础建立的投降条约，无论征服者的权利多么强大，这条约本身便是无效的。更不可能有法律、政治、组织，真正的社会。
其次，事实上在法律产生以前，人类要想使他的同类服从的唯一办法便是袭击对方，或者分配给对方东西。由此便产生了“强大”和“弱小”。随着社会的演变，后来便有了“贫”和“富”。
最后，制度是对其有利的人发明的，而不是对其有害的人发明的。
人有时候只能察觉到眼前的事情，而对于其他的事情，人们只能在它出现的时候，才会察觉到、注意到。究其原因是哲学和经验的缺乏。
对于新产生的统治机构也一样，由于它是新生事物，没有固定和较正规的形式去发展它，所以即使有贤明的立法者、英明的君主、忠诚的执行者，它的政治状态仍就有许多缺陷。
时间可以使人发现它的缺陷，并提出一些挽救措施，但却永远也补救不了组织本身性质的缺陷。
经验能证明一切，经验同样地证明了社会这个组织是多么脆弱，一般公约组织了社会模型。社会中的人对这些社会模型的公约，约定遵守，并由一个以一定形式组合而成的集体对社会中的成员负责任。
经验更证明了社会中违反所谓的公约的人是多么容易逃避所犯错误的惩罚。当犯错误的人想方设法的想逃避法律的制裁，当社会的混乱让人时时有不安感，人们才省悟到公共权力应委托给私人。尽管这样做非常的冒险，他们还是愿意尝试让官史去执行人民决议的任务。
名望与权威
在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不平等的现象，他们是声望和权威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又被分为若干个分支。比较常见的是财富、名利、地位、权势等。
在一个国家中，这个国家组织的好坏？治理的如何？以上的不平等种类是最明显的标志。在这些种类中，身分是根源，财富是基础，名利是保障，所以每个国家的声望和权威都是不可动摇的。
判断一个民族距离原始制度的远近和走向腐败的进程，主要是通过这个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声望和权威。无数有野心的人追逐于同一竞赛场上，有许多人都热衷于声望、荣誉、特权。促使我们的欲望澎胀，嫉妒心升华，因而每天都造成无数的成功与失败。
声望和权威能促使每个人都渴望别人对自己的赞扬，于是劳动的人们渴望出人头地，拼命的工作，挣钱。人间最好与最坏的事物也便由此产生，美德与恶行由此而发。
上面的论述可以汇聚成一本著作，著作中有人民与自然状态中的权利相比，有由于政府的性质以及时间引起的变革，而呈现出不平等现象的揭露。
你能见到人们为了财产和地位相互的诋毁；你会看到本来结合起来的人们，因为金钱、名誉而离间；你会目睹到在和平、安宁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充满血兴的计划危机。
在变革时期，必然会有骚乱和动乱，一切都成了一种牺牲品，人民没有了家国，国家没有了法律，有的只是一个维权者，专制政治出现了。一切都是名望和声威的祸根，是人心的欲望在行动。
不平等的顶点
不平等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便会丧失善的观念、正义的原则。一切都成了强者的权利，在这种自然状态下，纯洁转化为腐化、平等转化为不公，臣民与暴君之间是主子与仆人之间的关系。
自然状态和文明状态之间的距离有多大，恐怕没有人能知道，即使是把人类从自然状态引向文明状态的人也早已遗失了曾经努力的进程。
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中，人的心灵和本质有了变化，渐渐的本性消失。
在事物的发展中，我们会知道许多伦理上和政治上的答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
由此可知，当时间长期的变化，人们的需要和乐趣也会随之变化，在自然状态逐渐演变为文明状态的时候，在智者的眼里，所有新生关系的产物，都是人和情欲的本源。
人类社会最初产生的自然状态，是没有不平等现象的。是人类的产生、存在、发展，不平等才获得了兴起的力量。是私有制的出现以及专制政治的建立，才使得这样不平等状态延续至今。
无论人们对自然法下的定义如何？我们对一切不平等现象都应有深刻的看法和理解，不平等现象只是精神上不平等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