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瑶族群众也积极支前。郑进发到处动员瑶胞献粮，很多瑶族群众宁愿自己吃杂粮、啃木茨，省出主粮，这家一斗，那户一箕，凑够了1000多斤稻谷，连夜磨成大米，由瑶族程红才率领一队瑶族青壮年，挑着大米，扛着肉菜，送上山来给部队。当侦察敌情的战士肖毅和赵六富突然与搜山敌人相遇，来不及躲避，情况危急时，瑶族赵亚桂大伯一手把他们拉入屋，通过后门上山，躲藏在石岩中，每天由赵大伯送饭上山，直到几天后敌撤退，他们才归队。
部队在瑶胞的支援下，如鱼得水，处处主动袭击敌人，敌人进入瑶山找不到人，找不到粮食，像聋子、瞎子，被游击队拖住在深山野岭团团转，到处挨打。四天以后，上千名敌人终于灰溜溜地退下山去。一场来势汹汹的“围剿”就此收场。
敌人撤退后，冯光、周明等对第一次反清剿进行总结，认为凭借云雾山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广大群众的支持，部队完全能在这一带立足生存，但是不利的是山区人少粮少，对解决大部队给养较为困难，特别是连县东陂地处连江流域的西北部，不利于集中统一领导与整个连江流域的武装斗争。因此，他们决定将领导机关、指挥中心撤回到阳山，那里与英、乳、曲、清、连等县和老区广宁较近，便于与各地游击队联系，同时，决定留下两个小队，人枪近60个（支），正式成立东陂人民抗征大队，以肖怀义为大队长，肖少麟为政委，霍伦为副大队长，在东陂坚持和开展武装斗争。这是渡江后播下的第三批种子。
冯光等依依不舍告别了留在东陂的同志，经黄洞山、天光山到达周家岱，会合了留下来寻找星子起义部队的成崇正，一齐回到大东山。成崇正说，起义的同志已经找到。原来，连县星子第一次失败后，星子武委会留在路边村的人员仍然坚持艰苦的地下斗争。1948年4月28日，他们听闻连江支队主力将要挺进到连阳的消息后，再次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后，由成城任区队长、黄孟沾任政委的星江区队100多人枪与敌周旋了一个多月，后在铁炉山坳遭敌伏击，大部分人员失散，在群众的支持下，张乡文、成铁、罗克坚等则在大东山坚持斗争，掩蔽下来，终于和成崇正的队伍汇合。成铁是成崇正的二儿子，父子见面的那一刻，成崇正激动地说：“铁仔，你还活着？”成铁紧握着手里的一支枪，给父亲敬礼说：“阿爸，我坚持下来了，没丢你的脸。枪还在，我们的队伍就在。”冯光非常高兴，因而决定，派中队副曾牛带两个班，一挺轻机枪20多条长短枪结合起义部队等同志组成星子人民抗征大队，由成崇正任大队长。这是渡江后播下的第四批种子，也是人数最少的一批种子。但成崇正他们就是依靠这点力量作本钱，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后来的连支八团、十团。
完成了点火播种任务，冯光、周明带着部队又回到了阳山，见到了张彬、梁天培等，自上次分手到这次重逢，为时不到两个月。
连江支队第一团历尽崎岖，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完成上级下达的远距离挺进粤湘边，到处播种的任务。北挺粤湘边是当时华南游击部队主力转移作战两大成功战例之一，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作战。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对此加以肯定，在1949年初给中共中央的《一九四八年华南群众斗争概况报告》中，曾给予高度评价：“由西江、河西等地转移至小北江阳山的部队，也以忠实执行未（8月）指示打开了局面，获有四倍以上之发展（由170人增至800人）。”同年3月，香港分局在总结1948年军事斗争时，一再指出“只要敢于填敌空格，放手发展，乘敌间隙，主动作战，已经证明任何地区都能取得成就”，“西江部分主力打开小北江局面”，“是乘敌区空虚，有准备、有布置、有老区坚持斗争配合”而“获得胜利的成绩”，它和南路、滇桂边等部队一起，”对于整个军事斗争形势的加强，意义是很大的。”
二、隆昌部队蛇蝎毒，五岭军民雄心壮
1948年春节。
五岭部队司令部所在地南雄横水洞，沉浸在欢庆佳节的气氛中，街头巷尾张灯结彩，鲜红的春联贴在各家各户的大门口；耍龙灯、唱采茶、舞春牛、演话剧……军民同乐，人心欢畅。
在过去的1947年里，五岭部队经过一系列的军事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群众性的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党组织不断扩大，建立了根据地的民主政权……
五岭地区斗争局面的打开，对于广东、江西、湖南的反内战斗争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全国，从1947年7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进攻，战火已燃向蒋管区；国民党的主力被大量歼灭，解放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逼近长江，就要突破天险，直取蒋介石统治的心脏地带……
正在这时，打进敌人内部担任重要职务的杨泰湖从韶关送来了重要情报：国民党反动派正进行紧急部署，准备对南雄、始兴、仁化等地实行重点进攻，主要目标是南雄。
据可靠情报，担任这次进攻游击区的总指挥叫叶肇。他是“粤北剿匪联防指挥部”的总指挥。这家伙在十年内战时期就是“五岭粤赣剿匪指挥部”总指挥余汉谋手下的一名师长，是双手沾满粤赣边区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现在，他又指挥“隆昌”部队对我粤赣湘边区实施疯狂的反扑……
所谓“隆昌”部队，是国民党反动派头子戴之奇的残部六十九师九十九旅，是美式装备正规军。他们在苏北战场惨败后，溃不成军，蒋介石不得不调他们来广东进行“整训”，并趁机向广东游击队进攻。这也是宋子文主政广东的“三项使命”。
1947年10月，蒋介石派宋子文来广东接替张发奎、罗卓英主政广东：上任伊始，便负有“三项使命”：一是消灭华南人民武装力量；二是筹运海南铁砂外运，开采粤北煤矿，开辟黄埔、榆林港口，以出卖华南资源换取美援；三是加紧“三征”，搜刮民脂民膏，以支撑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其总目标是要安定华南，支持华北，华中，以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崩溃。
宋子文坐镇广州后，宣称“广东治安三个月有办法，六个月见成效”。他紧急召集“清剿”会议，制定“清剿”计划，建立“清剿”机构，拼凑“清剿”兵力，作出“清剿”部署。他把广东全省划为9个“清剿区”，各设一个“清剿司令部”。在粤赣湘、粤桂南、粤闽等三个边区设立“清剿联防指挥部”，以统一指挥省际边区的“清剿”，同时调集38万多兵力，从1947年12月开始，向广东全境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1948年2月，宋子文派遣部队对我粤北地区的重点进攻也开始了。
其时，五岭地委在南雄横水村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说实在的，地委同志对于敌人的反扑是早有预料的，但没料到敌人会重兵压境，来势凶猛。虽然，我五岭地区在过去的一年取得了大发展，但新解放的地区还未做好巩固工作，新扩大的部队也来不及严格训练，民兵常备队又缺少枪支弹药。特别是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对付敌人进攻缺乏充分准备，在军事部署上考虑不周，把战斗力最强的叶昌支队派往湖南开辟新区，远离中心根据地；留在老区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只有戴耀率领的第六支队的周来大队，而另外两个大队即杨奉璋大队和何高大队，都是新扩建的部队，补充了大量新兵员，尚未经过系统整训，难以适应即将到来的严酷战斗。
总之，以现有五岭部队兵力，去抵御10倍于己的敌人是极其困难的。
地委和总队领导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决定实行“避敌锋芒，保存力量，待机歼敌”的方针。同时要求各部队除留下游击小分队坚持平原斗争，将主力从平原撤入山区，并向赣南和湘南发展新区，地委紧急会议后，地委成员分头到各部队去传达和落实反“清剿”斗争的部署。张华和陈中夫去始兴。黄业留在总部；刘建华回到余信边；金阳去了湘南。
本来，五岭部队打算去南雄平原的要冲密下水打一个伏击战，消灭一部分敌人，以挫败敌人的进攻锋芒，但以现有的装备条件去抗击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是不现实的。勉强应战，只有招致更大的损失。因此，决定用游击战的战术，阻击杀伤敌人，使他们不能长驱直入，以争取时间，掩护机关和部队后撤。
敌人也摸不清我军的底细，他们向南雄平原地区进犯时，也不敢分散行动，以团为作战单位，加上保安团、保警队的配合，向湖口、珠玑、乌迳等地一举扫荡，借以造成“大军压境”之势。与此同时，湘南的敌人以两个保警大队、一个警察总队和汝、桂、资、酃等县自卫总队，进攻在桂东活动的五岭部队。
进攻始兴南北山根据地的敌人，总兵力有3000多人，采取包抄合围，跟踪追击的战法，自1948年1月中旬起半个月左右，向第三、五支队主力发动了五次围攻。主力部队连续作战，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保存了有生力量。
1月16日，”隆昌”部队800多人，联合始兴县自卫大队400多人，向南山的澄江根据地进犯。张华、陈中夫、邓文礼率领第三、第五支队主力400余人，转移到五巴池山上。第二天，敌人分几路将五巴池包围。陈中夫、邓文礼指挥部队还击，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从上午9时一直打到黄昏，才撤出战斗，双方互有伤亡，敌死伤60多人，第三、第五支队伤亡7人。
为了减轻敌人对澄江根据地的压力，第三、五支队主力在五巴池战斗后，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转到外线打击敌人。1月23日，第三、五支队探得始兴县城敌兵力空虚，突然夜袭县城，炸毁汽车站宝塔敌哨所，歼敌一个班，随着攻进城内，与敌激战到深夜，达到杀伤和骚扰敌人的目的后，主动撤出。
1月29日，驻在马市乡坑尾村的第五支队一部，突然遭到敌自卫大队第二中队和乡自卫队300多人的袭击。在支队政治处主任谭颂华的指挥下，指战员们英勇作战，与敌人激战了约一小时，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安全地点。这一仗，毙伤敌10多名，五支队牺牲了两位同志，大队政委邓文畴受伤。
2月7日，敌“隆昌”部队近一个团，联合县、乡自卫队等共约1000人，分路向始兴下北山进犯，第五支队一部被敌人包围在太源山上。支队长邓文礼和政委黄友涯指挥战士们顽强抗击敌人。训练班班长李远光带着5名战士，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抢占了高峰阵地，勇敢沉着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支队政委黄友涯在率领战士们阻击敌人时也受了伤，时到黄昏，战士们乘着弥天浓雾，用手榴弹投向敌群，迅速冲出重围……
由于敌人以优势兵力围追堵截，我第三、第五支队疲于应战，部队得不到休整和兵员补充。为了摆脱被动的局面，陈中夫与第三、五支队吴伯仲、邓文礼等召开紧急战地会议，决定将主力转到外线作战。由陈中夫等率领第五支队的主力大队转移到曲江，与先期到达曲江的一个中队和曲、英、乳人民义勇军大队会合，共同打击敌人；五支队的其他人员由邓文礼统一领导，组成小分队在南山的澄江、清化、良源等在坚持斗争；吴伯仲、云昌遇率领第三支队主力大队转移到赣南的上犹等地活动。
第三支队长吴伯仲在一篇题为《反扫荡中的一次艰苦进军》，对征战赣南作如下回忆：
148年2月初，三支队下属的三个大队，除何祥、朱光荣两个大队化整为零坚持在北山，依靠群众进行隐蔽活动外，主力大队在支队长吴伯仲、政委云昌遇的率领下向赣南的崇义、上犹地区秘密进军。
其时，天寒地冻，春雨潇潇。部队夜行晓宿，攀山涉水，披荆斩棘，摸索前进。
好在历时20多天的艰苦兼程行军，并未被敌人发现，3月初，主力大队抵达崇义与上犹交界的香菇山，山上有一老人，我们说明来意，并住一宿。老人见我们是当年的红军，热情指路；翻过几座山，便是上犹的一个大村庄，原是中央苏区。
果然在上扰的一条百多户人家的村子，我们找到了当年苏维埃政权的负责人，当他对部队审视无误时，既惊讶又为难地对我们说，“你们暂时住下吧，不过两点钟以后，我们就要向国民党报告，不然便会惹来大祸。他怕我们产生误会，解释说，这里的确是苏区，朱德、彭德怀、陈毅等红军首长都来过这里，但他们撤退后，国民党进行了大清洗，杀了不少人，烧了不少屋，同时还建立了国民党乡保政权组织、反动情报组织……最后他坦诚地告诉我们，他曾是苏维埃政权主席，不过已向国民党“白新”了，为了保存自己和群众利益，不得不这样做。
我们听了这一番感慨后，十分体谅群众的处境，于是休息两小时后就与群众告别，让他们到国民党那里报告，以免引来大祸。
部队决定分两路行走。
一路由我和主力大队长唐胜标带叶福中队向崇义方向出发；一路由云昌遇、主力大队政委陈如康带张发桥中队往南边五指山活动。
我们在湘赣边的崇义、桂东之间活动，每到一个村庄，群众都对我们重新回到湘赣边表示热情的欢迎，他们向我们讲述了红军过去的活动情况和目前的状况……在那里，我们要靠收点商业税和强征地主财物维持部队供给。但是由于国民党实行严密封锁的政策和山区农民生活十分贫穷，要想正常开展和扩大队伍，显得十分困难。
时间一晃一个月又过去了。正当我们失去了与司令部的联系，对今后的前景感到迷茫时，忽然传来了云昌遇政委那边的消息：国民党正以一个团的兵力向我湘赣边扑过来，声言要对我们“一网打尽”。
囚此，尽快与云昌遇率领的部队会合，成为了当务之急。我和唐胜标带着队伍正向南边转移，有一个当地群众拦住我们的去路说，桂东方向来了一个团的兵力，与崇义的来敌形成钳形向我们夹击。
遭遇战打响了，敌人死伤了10多人，我们一个司务长也受了伤。
战斗结束后，我们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认为：敌人这次合围的目的是想置我们于死地，局势十分严峻。而我们人地生疏，兵力单薄，给养困难，要保存力量就得摆脱困境。
然而到哪里去呢？
有人主张北上遂川，到井冈山去。
但经过激烈的讨论，认为上井冈山人生地不熟，对我不利，决定南返始兴老区。
一个浓雾迷漫的晚上，部队从村后撤出，绕过一个山岗，穿过一条山峡。此时鸡鸣三遍。
此时围堵上来的敌人已经封锁了所有路口。看来只好钻荆棘，攀树枝向桂东方向突围。
这“难于上青天”的险路，同志们的脚上全起了血泡。寒气逼人，饥饿难熬，浑身乏力，但为了不被敌围死在这深山老林，只有机械地迈动着灌铅的双腿……
侦察小分队的三个尖兵登上了山头，放眼一看，对面山头的敌人密密麻麻，看来他们以逸待劳早已设下“口袋”。而回首山脚，我们的队伍像一支远征沙漠的骆驼队，队伍拉得老长。战斗一打响，战士们拼命往山上冲，两挺机枪居高临下猛烈向敌人射击，掩护后续部队登上山顶。
敌人连续发起了10多次强攻，但都被游击队的火力顽强地压了下去。激战一直持续到黄昏，我决定留下一个小队作掩护，其他人撒出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