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白崇禧又同唐星来到客厅，完全改变了态度，对陈明仁鼓励了一番。临别时，白又向唐附耳低语道：“程星龄也靠不住，要颂公不要把他放在身边。”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横渡长江后，迅速向南推进，武汉的华中长官公署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此时，白崇禧自然更加关注湖南的动态，而程潜也更加关注白崇禧的反映，于是又派唐星赴武汉，名为向白请示湖南如何部署，实际上是观察白的动静。果然，此次白崇禧的态度已没有以前那么客气，一见面就很气愤地说：“程颂公在湖南是怎么搞的？共产党破坏和谈，快要打到这里来了，他还让人在那里大唱和平，究竟是什么用意？要是这样，我看他恐怕有下不了台的日子。”
唐星一看，火药味挺浓，眉头一皱，知道今天如果过于软弱，不但说服不了他，而且还会促使他变本加厉地采取压迫措施。因此，唐星也颇为严肃地说：“健公这样说，就未必对湖南的情况了解得太不深透了。和平调子原是李代总统和健公你从两广、湖南一路唱起来的。他们跟着唱，就是表示对蒋介石的反对，对李代总统的拥护，并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德公所唱的和平调子，业已深入人心，你就下命令不许他们唱，也不能一下子就转180度的大弯。你总得要向他们说些理由，才能慢慢转过来。不过，要说出一个不能和平的所以然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谁都知道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尚且不堪一击，现在还有多少力量来和共军打呢？在他们看来，如果再打下去的话，除了丧失许多生命财产，使人民再度遭殃，决没有其他的结果。因此，如果你下一道‘凡谈和平者斩’的命令，不但颂公站不住脚，还会引起湖南3000千万人对你和德公的反感。到那时想如你的愿望，要湖南和广西合作，只怕就没有可能性了。颂公特为了此事要我向你请示。请你考虑看怎么办好？反正颂公本人是无可无不可的！”
这一番话抓住了白崇禧湘桂联合心理的要害，说得有板有眼，使白崇禧的火气消了一大半，于是他又缓和口气说：“你讲的不无道理。不过，现在共军已打过江来，在这种情况之下谈和平，还有什么用呢？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特别是那些靠不住的人，不能让他们再在宣传战线上占有市场。邓介松、肖作霖和程星龄三人无论如何都要走开，否则一定会出乱子的！”
见白态度软化，唐星也就接着说：“这几个人乱倒乱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不过，如果真有共党嫌疑，那就不能让他们再留在长沙，我回去建议颂公马上要他们走开。”并乘机建议把陈明仁所有的部队都调到长沙，指挥关系不变，以便替白崇禧安定后方。白当即表示同意。这一次又算应付过去了。
但是，白崇禧对程潜的不信任感并没有消除，而且与日俱增。5月6日，白退驻长沙，把他的总部安在藩正街一所大院子里面，周围由一个卫队遍布岗哨，戒备森严。白出入必带武装卫士多人，如临大敌。他一到就邀唐星同去省府看程潜，表示对程的尊重。但他的脑子里却在打着换程的算盘了。第二天，唐星去他的住处看他，他即明确表示湖南省主席必须换人，并仍要唐星劝程潜到广东去当考试院长。
唐星心里明白，白崇禧这回是下定决心要换程了，再找理由阻拦非但无用，反而可能引起他的怀疑。因为他既来湖南，必然想统治一切。而有程潜在，碍于程的老面子，就不能随心所欲了。这样，程潜也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想到这一点，唐就采取欲擒故纵、设法拖延的策略来应付。他问白：“那么你准备让谁来接任主席呢？”
白崇禧似乎早已想过，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最好是你来干，比较人地相宜，可以驾轻就熟。”
唐星听后一怔。他有自知之明，凭他的资历和声望不会服众，还会引起程潜周围的一番新争斗，影响和平起义的大局。更为重要的是他自己选定了走和平道路，一旦亲自担任了省主席，就必须象白崇禧所期望的那样，切实负起领导湖南全省放弃和平、厉行“剿共”的责任来，从而也就必然丧失程、白之间桥梁、纽带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弛也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复说：“感谢健公对我的关心和信任。但你知道我是妙手空空，又不会做官。我看为章不但与你的关系深，与广西军政界的关系都很深，他又才能出众，足以应付这个局面，不如找他来当这个主席。”白说：“为章好是好，但他到香港去了，怎么办呢？”唐说：“我们可以派人坐飞机去请他回来嘛。”白完全赞同，指示马上行动。作为老朋友，唐星深知刘斐的为人，他既不会愿意充当白的工具，也不会愿意与程潜合谋骗白，所以他是不会来接这个烫手的山芋的。果然，两次派人去请，刘都不答应。这样拖延了半个多月时间。
四、“七团体”联名致电李宗仁，恳切挽留程潜主席
继续主湘
暂时应付了老白，唐星只是稍稍嘘了一口气，心里仍不踏实。他知道，缓兵之计不可久用，白崇禧一旦知道刘斐的态度，必然坚决“换马”。到那时，可怎么办？冥思苦想中，他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一个念头：找地下党，看他们有什么高招！他把程星龄找来商量了一番，程星龄即来找余志宏。余志宏想了想，说：“公法团体的意见代表民意，李、白可能不敢轻视。我们何不请他们出面，挽留程主席？”
程星龄听后连声说好，并马上把唐星和陈云章找到省府商议如何办理。
陈云章说：“‘湖南各界和平促进联合会’牌子大，但成份复杂，难于统一思想，不如以‘六团体’的名义给南京发一份挽留电。”
唐星问：“那么由谁来领衔呢？”
陈云章说：“要不是我现在正受到白崇禧和军统特务暗杀的威胁，就由我来领衔。我去和其他5个团体商量一下，最好是请彭国钧先生和他领导的湖南省教育会领衔。”这样，加上省教育会，“六团体”成了“七团体”。
彭国钧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著名教育家，李宗仁、白崇禧必然更加重视。唐星和程星龄表示完全同意，同请陈云章办好此事。陈云章把另外5团体的负责人召来说明原委，大家一致同意，彭国钧也慨然应允领衔。
1949年4月21日，七公法团体发出致李宗仁电：
广州李代总统钧鉴：
报载中央于湘省有易人说，民众万分惊骇。盖自战云复起，中央机构及部队移湘省者在三四十万人以上，公粮军饷，供应已极窘迫，垂以人心浮动，各县处处不安，警报频传，诸须应付。在此危疑震撼之日，幸颂公老成物望，坐镇湘垣，各方得所维系。如或轻言更易，失去重心，更恐各地增长变乱，愈难收拾。恳请垂念湘局，准予维持现状，以资镇定，而求安全。迫切陈情，伏维赐鉴。
湖南省教育会理事长 彭国钧
省商会联合会理事长 陈芸田
省农会理事长 周鼐古
省工业会理事长 陈云章
省总工会理事长 林醒民
长沙市总工会理事长 张福云
长沙市商会理事长 际宗陶、左学谦等叩马
果然，李宗仁收到电报后深有顾虑，遂于1949年4月24日复电：
湖南省教育会彭理事长并转芸田、鼐古、
云章、醒民、福云、宗陶、学谦诸先生：
马电诵悉，颂云先生勋高望重，依异方殷，挽济艰危，尤赖老成，尚希多所赞助，悉力并赴为盼，特复。
李宗仁辰梗府二邨
听说刘斐那边正在联系，又有李宗仁的电报，白崇禧只好将换掉程潜的计划暂时放一放。
五、白崇禧步步进逼，程潜忧心忡忡，度日如年，曾
想一走了之，又想用武力将白拒之于省门之外
白崇禧由于已经怀疑程潜有异动的可能性，加之对程潜不便驾驭的专权心理的支配，对程潜已经越来越不能相容，白、程之间的矛盾日趋白热化。4月下旬，解放军渡江以后，迅速解放南京，并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向南进行战略追击。这时，白崇禧的一个师在河南信阳与解放军作战，被打得只剩下七八百人，就要开到湖南来补充。程潜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白的部队很快就会源源不断撤往湖南。到那时候，他程潜就会成为白崇禧手心里的鸡蛋砧板上的菜——任人宰割。怎么办好呢？他召集李默庵、唐星、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唐伯球等人紧急商讨对策。
大家沉默了好一会，邓介松首先开口，他说：“白崇禧的企图明显地是要控制湖南，破坏和平，再没有合作的可能。”唐伯球、肖作霖提出，能不能利用和平促进会，发动一个10万人的和平大游行吓唬白崇禧，让他知难而退。大家议论，以白崇禧的头脑和性格，这种做法既骗不了他，也吓不住他，只能把矛盾搞激化，不可取。
程潜气愤地说：“白崇禧已经对我采取步骤了！他说邓介松不能再当秘书长了，要给我推荐一个杨继荪。这哪里是‘推荐’，是要派一个特务来监视我呵。唐盂公推荐的刘兴（邵阳警备司令——作者注）也要换成桂系的魏镇。还有肖作霖、程星龄，他也跟我打招呼了，都让我撤掉。他这是在一步一步挖我的墙脚，逼我就范。再这样下去，后暴真难以设想。我想，我这把年纪了，还图个什么呢？我惹不起他还躲不起吗？天闲，你替我拟个辞职电稿吧。”说完，一脸凄然。
大家一听，都不赞成。程星龄说：“目前这种形势，桂系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和蒋介石，而不是您颂公，我想白崇禧还不至于会加害于您，您老不必过虑。再说，地下党的力量也不能小视，我们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可以请他们帮忙。我们的军队不动，恐怕共产党的地下军也是要动的。两边配合一起动，那就更好了。”
肖作霖、邓介松都赞成这个观点，并明确主张以武力抗拒白崇禧。接着，绥署副参谋长谢慕庄就军队布置和力量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李默庵开始不作声，态度消极。听了几个人发言之后，才慢慢地说：“就战斗力而言，桂军要强些，但就主客形势而论，对我们是有利的。解放军很快就会占领武汉，并且一定向南进军，桂军腹背受敌，无法恋栈。因此我原则上同意大家的意见。”
李默庵是实际负责军事的。听他这么一说，抗拒桂军的主张，也就再没有人反对了。于是，进而研究具体行动计划。程潜本已怒火中烧，又听提到地下党的帮助，便觉得武力拒白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案。如果成功了，既是联共谋和的一个实际行动，也为自己出了一口郁积已久的恶气。于是，他作出四点决定：（一）急调李默庵所部和汤季楠师及所有可以使用的保安旅团，从汩罗江之线起，节节布防，统由李默庵指挥。（二）肖作霖负责立即将汩罗江桥炸毁，并紧急动员沿武长铁路线各县的自卫队，采取游击方式，阻击白军。同时以其正在编练中的2个警备旅，布防于岳麓山，准备万一失败时保护程潜向湘西转移。（三）秘函请陈明仁（正在武汉）配合行动。（四）由程星龄负责与地下党联络，请其发动群众声援，并派地下武力相助。当时设想，白的目的是保存实力，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如果对白进行阻击，可能迫使白改变撤退路线，改由湘赣边界沿线撤至衡阳，再撤到广西老巢。会议开到午夜才散。
唐星是不赞成用武力抗拒的，但他在会上始终一言未发，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他想，作为绥署新任副主任，如果自己的主张力排众议，为程潜所采纳，必然使其他人处于难堪境地；如果自己的建议被程潜所否决，自己就会没有面子，而且达不到目的，使和平起义半途而废。所以散会后，唐星又连夜找到程潜陈述利害，反对武装拒白。连夜打电话征求在武汉的陈明仁的意见，陈也坚决反对武拒。于是，程潜便立即通知邓介松、肖作霖等停止执行武拒计划。
但是，过了个把星期，又出现了一次类似的情况。这天晚上10点多钟，唐星总觉得放心不下，想看看程潜在不在办公室，找程聊聊。走近一看，不但程潜在，而且除自己以外的上次“武拒会议”人员都在。唐星感到纳闷，其他人也都感到吃惊。半晌，程潜才说：“你们把情况跟他说说吧。”
张严佛解释说：“唐先生，现在老蒋又派了好几百名特务来到长沙，其中还有毛人凤的亲侄子，是专门来对付颂公和我们这些人的。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就要进行突击。所以颂公和我们这些人，今晚必须离开这里，先过河到岳麓山，等到天亮以后，再往湘西走。”
这么大的事，把自己撇在一边，唐星心里当然很生气，便说：“前几天来一个师，就要武拒，今天来了几百个特务，又吓得要跑，还谈什么革命、起义？”
张严佛又劝道：“唐先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还是从长计议吧。老蒋本来对你就不好，现在你又搞和平运动，肯定容不下你，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吧。”
唐星很快冷静下来，不紧不慢地说：“难道只有这些特务会搞突击，我们这些当了几十年丘八的，包括你这个中将主任，都是吃白饭的？老实说，莫说他来几百个特务，就是再多一点，只要他们敢于尝试，随便动一动手，包管让他们一个不留。你们走不走我不管，反正我是要在这里领领他们的教，过一过瘾的。”
唐星这么大吹大擂一番之后，张严佛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散会。等大家走了之后，唐星又对程潜说：“因为您老坐镇在这里，我才好对白崇禧作文章。若您老一走，就没有文章可做了。以后请您老有问题时，务必找我来研究一下。”
唐星事后想到，程潜受的压力确实太大，他已成惊弓之鸟，一遇风吹草动，就会胆颤惊的，随时都可能改变主意，光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是没有保障的。因此，他请程星龄把情况向地下党反映一下。事关重大，省邨啊委连夜开会研究，最后认为武力拒白可能使和平起义流产，或缩小其影响力；风险更大；不到万不得已，省府、绥署最好不要移驻外地，目前似未到此紧急时刻，留在长沙起义影响最大。并通过程星龄转告程潜，仍按原定方针与白崇禧周旋，伺机发动起义。于是，程潜放弃了武力拒白和撤离长沙的打算。
（对于唐星在稳定程潜以及与白崇禧周旋方面的作用，许多当事人都是肯定的。关于“武拒会议”，邓介松解放后回忆说：
程潜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上述行动（指武力拒白——作者注）。次日早晨，又突然改变计划。程召肖作霖至省府，面嘱通知有关各方停止执行，正在准备出发之爆破队，立刻撤回，一切备战工作，均即停止。这样一个大转弯，人们一时莫明其妙，大家疑神疑鬼，都以为是李默庵玩的花样，从此不愿与他合作，转而寄希望于陈明仁。后来才晓得这个大转变，是出于唐星的建议。唐星参加会议时，说话很简单，没有明白提出具体的意见。大家以为唐星是挂名的绥靖副主任，上任不久，没有管事，态度消极，不足为怪。因此，在会议时没有认真注意唐星的话，更没有特别征询他的意见，以为他既不反对就是赞成了。谁知事实大谬不然，能使程潜改变计划的不是李默庵而是唐星。唐在散会之后，回头单独见程细谈，报告他在汉口与白崇禧周旋，探得白对程无恶意，他所敌视的只是邓介松、肖作霖、程星龄三个人。桂军来湘休整，人数不多，主力不会驻在长沙，对程还要借重。程潜本来是色厉内荏的，唐星这么一说，立即翻然变计，收回成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