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湖南的局势云遮雾罩，变幻莫测。许多人为了安全起见，陆续离开长沙躲避风险。唐生智回到了东安，李默庵请假去了香港，肖作霖被迫辞职去了邵阳，邓介松辞职回到湘乡青树坪。仇鳌虽未离开长沙，但已隐藏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白崇禧于5月6日撤到了长沙。在4月底强迫程潜以陈明仁代替肖作霖兼任长沙警备司令之后，继续采取“清君侧”行动，向程潜推荐其亲信田良骥为民政厅长，苏本善为财政厅长（未到职）。随后，白又让程将绥署的2个军也交给陈明仁指挥，旨在彻底剥夺程的军事后盾。白还在一些场合指桑骂槐，指责程潜。这一切，使程潜强烈地感觉到，白崇禧正一步步向他逼来，自己已有生命之虞，其内心恐惧与日俱增。于是，他又想采取金蝉脱壳之计一走了之。但这次他比较冷静，先把唐星和程星龄找到家里来，以征询的口气交待说：“我在这里，感觉实在难熬，我还是到香港去看看再说吧，这里由你们和子良先应付一下。”
唐星和程星龄都感到诧异，相互对视了一下，都在想着如何劝说程潜。唐星问道：“您老到香港又打算怎样呢？”
程潜无奈地说：“现在还能有什么打算呢？不过我在那里有一幢房子，有个栖身之处，可以安安心心、马马虎虎过日子罢了。但总比在这里安全。”
唐星说：“您老真要走，我们拦不住您。不过您说去香港比在长沙安全，那可未必。您想，您到了香港之后，如果又有人劝您到台湾去，您去还是不去？您老在湖南这几个月的态度，台湾方面早已洞悉无遗。老蒋对浙江老乡陈公侠（即浙江省主席陈仪，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因2月策动汤恩伯反蒋事泄密被革职逮捕，后于1950年6月被蒋以“通敌叛国罪”而处死——作者注）尚且不容，还能容您老吗？如果您不去台湾，而住在香港，那就更麻烦了。因为蒋介石的特务在香港厉害得很，杨耿光都被他们刺杀了。您老比杨重要得多，他们会放过您吗？我看不可能。您老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呢？”
程潜愤怒地说：“如此说来，国土之大，就没有我程潜安全的立足之地了吗？”
程星龄说：“绝对安全的地方现在确实没有，但我认为留在湖南还是相对安全一点。为章兄和天闲兄都向白崇禧说过，湖南离不开您这块老牌子。他们的话，白是听得进去的。现在这时候如果对您动手，引起湖南大乱，岂不是加速桂系的灭亡吗？这个利害关系，白崇禧不会看不到。”
唐星接着说，“是啊，老白曾经跟我说过，李宗仁当年扣您是一个大错误。他既然知道这是个大教训，现在就决不会轻举妄动。您老和他见面时，无论他说什么，不必租他争论。有什么难题，我来和他周旋好了。您老不必担心。”
程潜接受了两人的意见，决然地说：“你们讲得有些道理。以后我不再提后退之事，决定在湖南跟老白周旋到底。”
程星龄高兴地说：“颂公能这样，真是湖南3000千人民的福气，天闲兄和我也就有文章可作了。不过，我们还得把问题想得复杂一点，做好应付万一的准备。因此，我建议颂公暂时把家眷送往香港住一段时间。一旦需要撤离省府甚至撤离长沙，以便减少拖累；同时，这更是为了减少白崇禧的疑虑。颂公至今仍把家眷留在长沙，在他看来，岂不是坐等长沙和平解放吗？”
程潜接受了这个意见。夜已经很深了，雨还在下个不停。程潜觉得心里闷得慌，推开窗户，果有阵阵凉风吹来，他随即咳起嗽来。夫人郭翼青闻声马上推门进来，帮程潜关好窗户，并为他轻轻地捶背，怜惜地说；“颂公，您又熬得这样晚，会影响健康的。我已经做好了银耳莲子汤，这就去给您端来。”说着就要迈步，被程一把拉住，揽在怀里。望着年轻美貌而又贤惠善良的妻子，程潜的目光中充满着感激和深情的爱意，心中不禁一阵酸楚：自己舍不得离开她，她也一定舍不得离开自己，如何才能开口呢？所以，程潜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这一切细小的变化，被聪明的郭翼青觉察到了，她柔声地说：“颂公，您有话就讲出来嘛，免得憋在心里难受。”
望着她那一脸纯情，程潜实在不忍心说，但又不能不说，于是咬咬牙说了出来：“翼青，现在湖南情况复杂，白崇禧步步进逼，我只得将你先送到香港去暂避一下。一来那里比较安全，可以解除我的后顾之忧，二来可以借此消除白崇禧对我的猜忌。”
郭翼青一听，眼圈就红了，撅起了樱桃小嘴：“我不去，我要跟您在一起。”
程潜强抑离愁别绪，态度坚决地说：“这事我已经过深思熟虑作出了决定，你就准备去吧。”
望着丈夫坚毅的表情，郭翼青知道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一边掉眼泪，一边说：“您一个人在长沙，没有人照顾，叫我怎么放心！”
程潜掏出手绢替夫人擦拭了泪水，安慰道：“你就放心去吧，我身边还有博乾（即程元——作者注）照料，你别忘了，他还是警卫团长哩！”
郭翼青“嗯”了一声，便捂着脸跑进了自己的房间。5月10日，郭翼青带着两个女儿和儿媳，在杨继荣的护送（实为监视）下，乘飞机抵达香港。果然，这一消息立即传播开来，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国民党当局。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军统顽固分子杨继荣，也因自己是蒋介石的人而害怕白崇禧迫害，在完成程护送潜家属赴港的任务后竟一去不返，留港观望。
由于程潜的这一举动，白崇禧也较为放松了对程潜的监控和进逼，他原来在刘斐不愿回湘的情况下，曾拟议由陈明仁接替程潜当省主席，现在也不催办了。
六、程潜要见地下党的负责人，没想到来的是一个戴
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心中好生不快……
程潜知道，与白崇禧的关系有所缓和只是暂时的，而且是表面的，白崇禧决不会放弃对和平运动的破坏，而且随时可能采取更加阴险毒辣的手段。因此，他对和平起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有增无减。他感到，前一段通过程星龄与地下党间接联络打下了一些基础，现在是自己亲自出面与地下党负责人接洽的时候了。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接触中共的高层领导，掌握中共的真实态度，做到心中有数，减少失误和曲折；也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工作环节，增加相互信任，提高办事效率，加快起义步伐。基于这种考虑，他告诉程星龄，他想与地下党负责人直接面谈一次。程星龄完全赞成，马上把这一意见转告了余志宏。
余志宏将这一情况及时报告了省工委周礼书记。周礼思考了一会儿说：“目前我与程潜见面时机还不成熟，你可作为地下党负责人的代表与他见面。主要是进一步宣传党的政策，掌握他的真实想法，要求他向党正式表个态。”余志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几天后，余志宏在程星龄的陪同下，来到省主席办公室。这天，久雨初晴，空气清新，程潜的心情也特别好，他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吩咐准备了上好的龙井茶，以待贵宾。并让秘书吩咐警卫人员，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主席办公室。
“颂公，客人来了。这就是地下党的代表余志宏先生。”程星龄作了介绍。
正在批阅文件的程潜马上站起身来，“欢迎，欢——迎。”第一个“欢迎”的热情，到第二个“欢迎”顿时化成了冰水。他仔细一看，来人不过三十来岁，长得秀气、斯文，还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个地道的知识分子。他的热情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心中好生不快，于是淡淡地说：“你呀，我看不像是地下党的负责人。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他以为地下党负责人不肯亲自出面，是怕他设了圈套。因而，他郑重地声明：“我要搞就搞明的，不搞暗的，不会害地下党人的。”场面颇为尴尬。这种局面，余志宏也感到很突然，但他很快冷静下来，微笑着说，“颂公的想法我理解，您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我们希望与颂公今后加强联系，共同实现湖南的和平解放。”
程星龄马上来打圆场：“是啊，今天你们直接见上面，今后更便于加强联络。”谈话便到此结束。
余志宏又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礼，周仍然坚持由余去谈话。并说：“你去和程潜说清楚，你虽不是地下党负责人，但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有话尽可以讲，你可以向党中央直至毛主席转告，不会泄密，不会无着落。”
经程星龄联系约定，程潜和余志宏又进行了第二次会晤。这一次，余志宏有备而来，一进门见程潜面带几分不悦，便首先说明缘由：“颂公光明磊落，世人皆知，我们完全放心。但蒋介石、白崇禧在长沙的特务多得很，颂公又不能完全控制，一旦他们搞暗杀、绑架，而转嫁于颂公，就会混淆视听，贻误和平大计。考虑到这一点，地下党负责人才决定派我作他的代表，来与颂公面谈，一切由我负责转达。希望颂公能够理解。”
这几句开场白，讲得入情入理，切中要害。程潜虽然还没有说什么，但他原来紧绷着的脸已经逐渐舒展开来，并亲自给余志宏移动了一下茶杯，礼貌地说了声：“余先生，请用茶。”表明他已开始接受余志宏。
余志宏随即微笑着说：“我也是醴陵人，还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就知道颂公是叱咤风云的反袁英雄，担当重任的湖南军政要人，那时您才不到30岁呵！我今年已经32岁了，事业上不敢跟颂公比，但是完虞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很有信心。我这次来，是受党的委托照话传话，颂公尽管放心好了。”
余志宏这一席话，谈锋初露，程潜听得很入耳，对眼前这个小老乡开始刮目相看，同时也为自己前面的轻慢举动而惭愧。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哪里哪里，余先生少年有成，才华出众，老朽已有所感。你是地下党的代表，我很愿意听取你的意见。”
会谈已进入亲切、友好的气氛之中。余志宏不失时机地将话头引入正题，针对程的疑虑，有针对性地宣传形势和政策：“全国的革命形势比预料的要快得多，解放大军很快就会进入湖南，白崇禧的那点子兵经不了几下打，估计很快就会逃离湖南窜回广西，需要与他周旋的日子不会太久了，颂公不必为此过虑。至于我们党的政策，那是始终一贯的，对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而且还要论功行赏。颂公反清、反袁，北伐、抗日，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有目共睹，加之人望甚高，起义后自然会受到礼遇，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程潜听得聚精会神，开始两眼放光。他高兴地说：“余先生所言极是，我早已下定起义决心，决不会动摇，请贵党放心。但不知贵方目前对我有何要求？”
余志宏说：“这次地下党负责人派我来，除了对颂公走和平道路的决心表示赞赏外，还委托我向您老提出这样几件事：第一，希望颂公以书面的的形式向我党表明态度；第二，停止捕人杀人；第三，继续释放政治犯；第四，扣留作恶多端的国民党特务；第五，所有档案要保存，不能转移或销毁；第六桥梁、铁路要保持畅通，不能破坏。”
程潜当即表示：“关于特务捕人杀人的事，贵方也知道我不能完全控制，至于第一条，容我考虑后再说；其他各条均可照办。”
余志宏又诚恳地对程潜说：“颂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一定负责转达，必要时直至党中央、毛主席。”
程潜想了想，提出4条：“第一，我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第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第三，对特务虽不能指挥，但一定设法控制；第四，个人只要不列为战犯，起义后能保全首领，就如愿以偿了。”他又说：“我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把上海的房子留给我住，就满足了。”
余志宏一一应允负责转达后，就告辞了。这次程、余面谈获得成功，对于坚定程潜的起义决心和信心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标志着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从此以后，程潜和余志宏的心理距离迅速缩小，两人成了望年交。
七、程潜向中共签交《备忘录》，地下党员将其藏于特制的双层皮箩夹层之中送往汉口
1949年5月14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在武汉以东的团风至武穴1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武汉解放在即。得此消息，白崇禧急忙从广州坐飞机赶回武昌，打电话要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张轸马上到他的司令部——武昌红楼开会。张轸赶到后，白即让张轸当场在他办公室打电话给19兵团师以上干部赶来开会，企图借机将张轸和他的亲信们一网打尽。张珍巧言脱身，赶回兵团部，率部25000余人在贺胜桥、金口宣布起义，并对白崇禧部展开防御战。这使得白崇禧火冒万丈，同时更加强了对程潜的戒备。
5月16日，白崇禧仓皇撤出武汉，来到长沙。下车伊始，他就开始加紧实施他的“釜底抽薪”之计：先去程潜左右，再迫程潜就范。第一件事，就是下令解散“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他把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找来说：“由唐孟潇领导的‘自救会’本来是件好事，但很容易被共产党的应声虫所利用，我看还是取消的好。”随后即发布了解散令。第二件事是借部队整编之机，将程的亲信部队——第314师番号撤销，随后又乘该师奉调整编之机，派桂系优势兵力将其击溃。第三件事，在湖南境内和边界地区成立了不少反共军事机构，如在芷江设立了以刘嘉树为司令官的“湘西绥靖公署司令部”，在湘鄂赣边境地区成立了以霍揆章为司令官的“湘鄂赣边境地区绥靖总司令部”。与此同时，白崇禧指示已经兼任长沙警备司令的陈明仁派出大批特务大打出手，学生运动骨干高继青、共产党员李克欧、“民促社”成员廖湘等相继倒在他们的屠刀之下，白色恐怖笼罩着湘江两岸。
白崇禧还在一些公开场合，当众影射程潜。在一次省府扩大会上，白崇禧言有所指地说：“近来，无论党政军务方面各阶层都有少数负责人同共产党作战决心不坚，战斗意志薄弱，精神上已经走向了投降的道路。”对此，程潜迫于环境，只得忍气吞声，郁郁不乐，靠抄读早年诗作苦挨时日。
在这种情况下，省工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针锋相对地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充分利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大好形势，进一步争取程、陈起义，团结群众，保护城市，迎接解放；开展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军打击国民党军队。为此，省工委决定马上动员程、陈写个正式表明政治立场的《备忘录》。
余志宏向程星龄转达了省工委的意见。程潜得悉后，十分重视，立即嘱托程星龄起草。写好后，程潜审改并亲笔签名后，由程星龄亲自送交李君九、温汰沫转交陈明仁，但陈说怕泄密而未予签名。于是，这份只有程潜单独签名的《备忘录》，由余志宏送给欧阳方，再由欧阳方转送到周礼手中。周礼打开信封一看，只见稿笺上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