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自参加同盟会迄国民党，从事革命凡四十余年，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近十余年，坚决反对蒋系独裁统治。去年返湘以后，便站在人民利益立场，坚决反对战争，力主和平。祗以自身力量尚弱，既不能明揭主张，更难于放手措施。数月以来，处心积虑，应付环境，凡实际是以打击反动力量以及解除人民痛苦之处，无不悉力以赴。例如二五减租，停止征兵征粮，停止使用金元券，皆自本省始。至于暗中保障革命分子活动，相当开放舆论与群众运动，皆荦荦大端；所给予反动势力军事上、经济上之打击至为重大。而潜亦以是遭受压力更为强。忻所幸讯已获得全省人民一致热烈拥护，虽反动分子多方阻挠，多方逼胁，卒难动摇。此次桂系大军退压湘境，白崇禧即极端疾恶本省一切和平措施，遂不惜越权要挟，改组本省政府，态度横暴，而后果必然一反本省过去措施，势将完全违犯人民利益，致引起全省人民公愤，迫使白亦放弃原定计划，此即人民力量积极支持进步措施最为显著之例。本省军政机构原由蒋所一手安排，而军政干部更多系蒋历年所卵翼之人物。兼之本省封建色彩亦颇浓厚，自十六七年以采，一直培养反共环境，一旦谋予转移，诚非易事。曾深思焦虑，认为调整人事，健全机构，在蒋系束缚与桂系压迫之下决不可能。如贸然行动，势必引起狂澜，决非潜所能抵抗。计唯努力直接为有利于人民之措施，期以转移风气，藉人民自觉造成力量，反而影响政治干部。数月以来确已略收效果。当前咸感大势所趋，莫能阻抑。潜对于军政干部潜移默化，尤未稍懈。除少数极顽固分子仍不惜自趋绝境而外，大都追随革命潮流，不致阻抑。论者或指摘本省军政机构散弱无能，自是事实，无可讳言。唯以本省过去环境，如其果有健全机构与人事，则不出两种形态：一为蒋系之工具，一为封建性的团结。此两者皆属反革命之壁垒，如其坚强，则潜所遭阻力以更大或至一筹莫展。兹幸其散弱无能，乃得乘隙增强人民力量。凡潜有所措施，多获得社会人士密切联系与直接赞助（甚至往日担任特务工作之张严佛、肖作霖、李肖白、王永康、任建冰等，近数月来亦协助和平措施甚力）。除极少数参与机要人员外，军政机构几于置身事外。此种现象，近一两月来日益显著，亦即证明进步力量之日益强大。数月以来派员与贵方不断接触，至于融洽。唯以环境逼胁，每或事与愿违。至于维持治安，沟通人民情感与理解，藉以获得今日局势，多荷贵方协助，衷心感谢，匪可宣言。既受本省人民之重托，又值烽火迫近本省之际，如何避免战祸，如何减少人民痛苦，如何保存本省元气，实属当前唯一任务。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议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分所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驻长沙者权约一团）。本省军队数量虽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系，一俟时机成熟，潜当即揭明主张以后，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在潜揭明主张以前，如何配合行动，全权由军事小组商决。在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关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方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未揭明主张以前，实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甚望贵方予以彻底整编。唯数月以来，官兵待遇极其菲薄，尚能协力维持地方治安而干部中更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又本省反共历史垂二十年，思想落后，固由局促山地，昧于大势，亦由蒋某多方欺骗，多方利诱威迫，造成积重难返之势。兹以贵方大军逼近，或多惶惑，经潜直接间接多方解释安慰，除少数顽固分于或已逃亡外，大都明了贵方宽大作风，尚能镇定以俟。甚望贵方大军抵达之日，更能予以事实上之证明，则全省人民甚幸。此亦潜职所关，思虑所及，合并提备参考。
程潜（签名）
程潜的《备忘录》，初步总结了个人的历史，介绍了湖南的情况，表明了政治态度，提出了合理的建议，言词恳切，诚意昭然，周礼读了以后，非常高兴，当即决定将这一重要材料呈送中共中央华中局转呈党中央。那么，派谁去送信呢？周礼想到了黄人凌。
地下党员黄人凌原在长沙市城西一校教书，因组织上担心其在成立长沙市小学教师互助会的活动中可能暴露了身份，将他转换了单位，变成了“记者”，但仍负责全市小学教师地下党总支的工作。1949年5月又调他到长沙市工委工作。周礼对他的政治思想情况比较了解，曾以“唐先生”的名义多次召见过他；他也知道“唐先生”是一位上级领导人，但不知道他是省工委书记，更不知道他当时住在省卫生处的职员宿舍里。周礼把黄找来，对他说：“人凌同志，革命形势发展非常之快，大军渡江后势如破竹，南京、武汉、上海相继解放；湖南各地工人、学生、公教人员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不少农村建立了地下武装；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程潜在大势所趋之下，表示愿意谋求湖南局都和平。因此，要向党中央进一步汇报情况，请求指示，以便更好地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湖南。省工委决定派你去汉口，把请示报告和有关材料送给中共中央华中局。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一次光荣的使命，你要周密准备，千方百计圆满完成它。”
为了让中央了解湖南的情况，为解放湖南提供客观的依据，并获得上级的最新指示，更好地开展下一步的工作，周礼又亲笔写了一个报告，简明扼要地汇报了全省地下党组织、党的地下武装、群众运动和策动程、陈起义工作等情况，用密写药水抄正后封好。为了确保把这两份绝密文件安全送到汉口华中局，周礼经过深思熟虑，作了周密的部署，要做篾工的地下党员赵连生专门编织了一担双层皮箩，周礼亲自将程潜的《备忘录》和省工委的《报告》稳妥地放在夹层之中，再由老赵把接口处精心地编织好，从外表看不出任何破绽。
正在这时，门外走进来几个警察，周礼他们立即戒备起来，收拾了皮箩，装得若无其事。原来这是几个户籍警，来例行公事查户口的。他们看到家里摆设较阔气，家眷小孩的穿着较讲究，随便看看问问就走了。
为了经得起沿途盘查，在准备材料和皮箩的同时，地下党组织还在长沙市城南区区公所为黄人凌办了一个正规的《国民身份证》，化名“王必文”，职业是“商人”。为了使“王必文”更象一个“商人”，周礼又先派地下党员张友初担任“商人”的“挑夫”。老张40多岁，工人出身，是一位坚定沉着而富有经验的地下交通员，对岳阳等处地下党的联络点都很熟悉。
一切准备停当后，黄人凌、张友初便分别装扮成“商人”和“挑夫”，登上了长沙开往岳阳的火车。临行时，周礼又叮嘱他们；“你们肩上挑着的这副担子可不轻呵，它装着全省3000万人民渴望和平的重托，我等着你们完成任务凯旋归来的好消息。”
“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黄、张两个“生意人”，混杂在旅客之中，倒也不引人注意，虽然遇到过查问，但因有合法证件，并没有发生麻烦，于当天顺利抵达岳阳。下车后，他们没有在嘈杂的车站停留并尽量不走大街。老张熟练地找到了地下党的联络点——民众教育馆。岳阳地下党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就如何去汉口作了仔细的研究，认为关键在于设法偷渡城陵矶，那是国民党军队的一道封锁线。
第二天，他们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天未亮即来到河边，上了小船。船上除黄、张外，只有一位地下党物色的十分可靠的穷苦船工，他对这一带的湖港河汊了如指掌。三人心照不宣，很少讲话，除了轻微的桨声外，四周都是静悄悄的。船行一段路程后，东方慢慢地亮了，江面上浓浓的雾气笼罩着小船，几十米以外什么也看不清。但是，这丝毫影响不了船工辨认航线，他让小船远离东岸，按照他认为最安全的航线，不时穿过长满芦苇的湖港，在河汊中绕道前进。当通过最后一道封锁线，已把城陵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时，他才把船划到正常的航道上。这天傍晚，小船终于开到了湖北新堤靠岸，已经来到了人民自己的解放区，三人悬着的心才象一块石头落了地。
黄、张告别了可敬的老船工，第二天一早，搭上轮船很快到了汉口，并找到了华中局组织部长钱英，打开皮箩夹层，取出密件交了上去。钱部长对他们圆满完成任务给予了赞扬。
八、李达辗转到达北平，向中共中央汇报湖南和平运动以及程潜的态度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曾先后3次电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要求设法将李达教授护送到解放区。还通过中共地下交通线给李达带来一封信，信中用隐语发出邀请：“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加经营。”因当时李达在湖南大学教书尚属稳定，且毛泽东尚在转战之中，具体去向不太好下决心，所以一直拖了下来。而在这期间，李达并没有坐等胜利，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推动湖南的和平运动。
桃子湖家宴以后，程潜对李达已刮目相看，不再把他看成单纯的学者、教授，而是当做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重要政治人物，甚至一时将他错视为湖南方面的共产党负责人。1949年春节前后，李达因胃病住进湘雅医院，刚从上海回长沙的程潜长子程博洪专至医院看望，并说其父已决定走和平的道路。随后方叔章又代表程潜来看李，并转达了程潜的愿望：“只要共产党不把我当战犯，余愿已足。”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又向李达发来邀请，要他速到北平参加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这回李达不再犹豫了。恰在这时，程潜派方叔章来转告李达：“担心先生在长沙受惊吓，想请先生到乡下暂住一段时间。”李达知道，特务们就要对自己下手了，程潜这样做既是出于关心，也是为了避免承担责任。他请方转达他对程潜的感谢，并说我就要离开长沙去北平了，看程颂公有什么话要带没有？果然，程潜马上约李达到家谈话。会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李先生久居长沙，程某回湘已半载有余，一直未曾专请先生赐教，实在惭愧！”
“哪里哪里！程主席乃三朝元老，阅历丰富，洞悉世事，定能跟上时代潮流，作出明智选择。如此，真是3000万桑梓的福份。”
“听说李先生就要动身北上，行前还是希望能指点一二。”
“程主席不必过谦。我相信，只要按照既定的和平道路坚决走下去，湖南人民的前途，当然也包括程主席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程主席不要动摇。我去北平，不知程主席有什么话要带给毛主席他们没有？”
“我本人和平起义的决心已定，不会动摇，希望先生将此愿望转告毛润之；并介绍一下湖南的复杂情况和我本人的困难处境，请他有所指示。”
“这一点请程主席放心，我会办到的。”
“那就拜托了！”说着，程潜递给李达一个小布包：“先生这一去路途遥远，这500银元赠给先生作路费吧。先生一路保重！”
李达也不推辞，高兴地说：“程主席这真是雪里送炭，我就不客气了。不过，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一定还你。那么，我们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希望这一天早点来到！”
“在长沙，或在北平。”
……
1949年4月16日，李达在华南分局的安排下，由地下交通员李梅彬、陈力新护送，经广州到香港，于5月14日抵达北平。路途辗转，竟用了一个月时间！ 5月18日，毛泽东让秘书带车到北京饭店，将李达接到香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一齐出门迎接。此时，李达感到自己就象离群很久、疲惫不堪的孤雁，终于回到了集体的怀抱，无比快慰。
当天晚上，毛泽东留李达在自己的住所过夜，两位哲学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鹤鸣兄（李达字鹤鸣），你独自在国统区奋斗、拼搏，一定不容易吧？”毛泽东首先关切地问道。
“真是一言难尽。我那时离开党，就是为了避开政治斗争的漩涡，一心一意搞学术。可是，20年来，我被迫东奔西跑，哪有丝毫的安宁可言？有时还要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
“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看来，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任何远离阶级斗争的善良愿望都是注定要落空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先生假如生活在今天，不知是否同意这一观点？”毛泽东的脸上不无自豪。
“是啊，世界万事万物总是处于运动之中，人类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多数人的思想也是要不断进步的。我本人从离开党到今天又回到党的怀抱，从回避阶级斗争到积极参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斗争，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不是很说明问题吗？”李达话语里隐含自责。
“这可不是一般地回到了原点，而是螺旋式的上升，是一次飞跃啊！”
“许多理论，我不是不懂，而是不能很好地结合实际。不像主席在领导革命斗争中运用哲学、发展哲学。对啦，对下一步的解放斗争，主席有什么新的打算？”
“3月份，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随着形势的发展，后两种方式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体现。对啦，湖南的情况怎样？程颂公有什么打算？”
“我正要向主席汇报这方面的情况。白崇禧的势力、蒋介石的军警宪特都在加紧对程潜进行威逼利诱，我们的地下党也在积极地进行统战策反。程潜受到的压力很大，曾经想一走了之。在我临离开湖南时，他请我去谈话，还送给我500元作路费。总的看来，程潜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徘徊，现在已经下定了走和平道路的决心，唯一的担心是战犯帽子。他让我代他向你问好，并请你对湖南起义有所指示，态度是诚恳的。”
“颂公是国民党元老，他若能站过来，对我们解放剩下的半个中国以及解放后的建设都将大有益处。因此我们非常欢迎。至于战犯帽子，那只是宣布的一个计划，还并没有‘到工厂订做’。具体谁戴谁不戴，要看个人今后的行动，完全取决于他们个人。能主动站过来，为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就会得到人民的谅解，我们还要论功行赏，这是党的一贯政策。”
“解放军已经渡江南进，很快就要逼近湖南，和平起义的工作必须抓紧进行。希望主席和中央多过问一下湖南的情况，以便使家乡能够和平解放，免于战火的破坏。”
“这也正是我所想的。你提得对，我马上让社会部研究具体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