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初，中共湖南省工委即意识到白崇禧将败退湖南并可能对游击队动武，在长沙召开了有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全省武装工作会议，决定加强武装斗争，抓紧对全省的游击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编，成立“湖南人民解放总队”，对党领导的全省武装力量实行统一编制，统一领导。会后发布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成立宣言》（“总队”实际未编成，各游击队仍由省工委领导）。随后，在湘中和湘东地区共编5个支队：即以姜亚勋为司令员、官建平为政委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1支队，下辖5个团；邵阳地区的游击队编为湘中第2支队；以李石锹为司令员、张伯伦为政委的湘中第3支队；湘赣边区组成以彭汉云为司令员的湘东第4支队；在衡西地区编成以李建元为司令员、黄道奇为政委的湘中第5支队。在湘南，6月成立了以谷子元为司令员兼政委的“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下辖11个大队和1个警卫大队，设立南、北区2个指挥所。在湘西，先是建立了以陈采夫为总队长、方用为政委的“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并在澧县、慈利、石门、临澧、益阳5县分别建立了突击大队；接着，又在溆浦、辰溪一带建立了以陈策为司令员、谌鸿章为政委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在湘北，组成了以龙赞为司令员、任纪汉为政委的“湘北人民自救军”。此外，在湘的外省中共组织也建立了一批游击武装。
全省的游击武装迅速发展壮大（1949年8月统计，共34000人，其中湖南党组织领导的3万人，外省党组织领导的4000人左右），在湘中、湘南、湘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并对白崇禧部队频频发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进攻。白崇禧对此十分恼火，决定调动大批正规部队，首先对威胁最大的湘中游击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部署是：从陈明仁的一兵团抽调几个师的兵力，从益阳、安化、邵阳向宁乡、长沙方面压迫包围，同时指使土匪头子尹立言率部队从武冈到湘乡、安化边界插入根据地，企图一举歼灭湘中游击队。
他们对姜亚勋领导的湘中1支队尤其恨之入骨。1949年2月底，姜亚勋、李石锹等集结队伍，分别建立了2支游击队，活动于宁乡、湘潭、湘乡、安化、益阳、长沙等县的边界地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在《敌情通报》中惊呼：“姜亚勋匪部的存在，是江防战略决战的一个威胁。”4月以后，姜亚勋部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几次大规模的“围剿”，军威大振，附近的农民踊跃报名参加游击队。一些保安团、警察队、自卫队也纷纷起义或向游击队投诚。10天之内，先后收编了宁乡、湘乡、安化的地方武装900余人。后两支队伍合编为第1支队，成为全省游击武装的重要力量。所以，白崇禧首先将进攻的锋芒集中对准1支队。
白崇禧当然想不到，一兵团的参谋于长文一早已心向起义，成为地下党的内线。当白的“绝密”行动计划下达到一兵团后，文参谋长立即让其胞弟文定一将计划及其要图工工整整抄写了一份，交给地下党员涂西畴。周礼拿到这份绝密件距白崇禧给一兵团下达命令还没有超过24小时！省工委立即通过地下交通线将文件送到了姜亚勋的手里。不久，奉命准备前来“进剿”的国民党军第232师师长康朴又密函姜亚勋、官健平，表示“先通个气，以便互相照应”。姜亚勋等综合分析了情况，决定向西北方向转移，跳出包围圈，集中力量打击尹立言部。
尹立言，曾担任过国民党第35军军长何键部的特务团团长、旅长、纵队司令，后投入桂系，任新8军军长。1949年初，尹勾结湘西各路土匪、帮会头子组成“西南民主联军”，自称总司令。这次白崇禧让他配合“围剿”游击队，他欣然应诺，并扬言：“要一口吃掉一支队！”
6月24日拂晓，姜亚勋、官健平率1支队向尹立言部发起总攻，很快攻入尹的指挥所，“西南民主联军”主力被歼，司令尹立言落荒而逃，副司令龙锡金以下1000余人乖乖地做了俘虏。而到潭宝公路“围剿”1支队的国民党军队却扑了个空。第一次“围剿”就这样以游击队的胜利和白崇禧的失败而结束。
白崇禧偷鸡不成蚀把米，听到消息后当即将茶杯掉到了地上：“我就不信，我的正规军就对付不了几个游击队！”遂于7月初拼凑了7个师5万余兵力，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以1兵团的主力第87师、88师、323师分三路向湘潭、湘乡、益阳三个方向推进，企图压迫1支队的主力脱离沩山和雪峰山地区，退到东部平原地区，然后派遣驻防益阳沿线之l00军自东向西推进，扎紧口袋，一举将1支队主力包围歼灭。另派63师、19师分割包围1支队3团、5团，从外围堵截姜亚勋部。
面对强敌，1支队指战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顽强抗击着敌人的进攻。1团在姜应钟团长的指挥下，于雪峰山要塞郭公寨、猴公大山等地居高临下，打退了232师的16次进攻；直属大队也在外围与敌作战10多次，然后退入雪峰山与l团会合。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支队司令部在峡塘老屋召集团以上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缺粮缺弹的情况，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敌人的侧背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7月13日深夜，部队分三路，向横市、沩山、桃江三个不同方向突围。14日，姜应钟率1团与敌激战一天，完成掩护任务之后，亦安全突围。此后，1支队各团即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术，在沩山、雪峰山及其周围地区出没无常，搅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甚至打掉了敌保安团的一个前卫营。
（当年名声显赫、被国民党通缉并许5万大洋取其项上之头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第1支队姜亚勋司令员如今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从省政协副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也已10多年了。但他身体非常硬朗，仍继续从事种树育林的“绿色事业”。谈起50年前的战事，姜老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从神情、动作和语气上仍隐约可见其当年的指挥风采和气质：
1949年6月，白崇禧跑到长沙大放厥词：“姜匪亚勋乌合之众，不难一举歼灭！”于是从7月1日开始了他们灭亡前最后一次大规模疯狂进攻。这场恶战连续打了25天，天天有仗打，天天有人阵亡。敌人终于不敌我南下解放大军的大规模进攻，节节败退。但我们的许多战士也在这黎明前的时刻壮烈牺牲了。
接着，姜老缓缓而准确地说出了许多牺牲了的战友的名字：浏阳独立团团长黄蔚忠、2团团长张昼荣、3团团长张甫臣，还有后来去世的副司令员陈仲怡，……说到这里，几十年未吸过烟的姜老拿起桌上的香烟一支接一支地吸了起来，陷入深深的缅怀之中。）
游击队的作战行动，牵制了白崇禧的兵力和精力，打乱了白崇禧的全盘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掩护和支持和平起义的作用。
四、长沙城危在旦夕，地下党动员工人群众和倒戈人员保护古城
白崇禧被国民党内称为“小诸葛”，他在眼看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背景下想出了一个党政军民齐动员、军事政治经济一齐上的叫做“总体战”的回春妙方，在他统辖下的华中大地大力推广。根据这一思想，他在撤到长沙以后，便着手进行“总体战”的动员和布置。尤其是进入7月以后，他更是强迫湖南人民“空室清野”，将工厂、机器、设备等重要生产资料运往广西，以达到既能增强广西实力，又能使共产党夺取长沙后处于无法生存的境地之目的。因此，保住古城长沙不被破坏，既是人民的利益所在，也是对和平起义运动的一个重大考验。对此，省工委十分重视，一方面召集各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对策，指示其广泛发动学生和工人群众护校护厂；另方面，指示军事策反小组加紧与程潜和陈明仁联系，要求他们设法保护古城长沙。
6月24日，白崇禧下令解散了“市学联”，宣布学生提前放假，停止公费供应。对此，各校的地下党组织团结进步学生组成了“应变委员会”。学生们顶住白崇禧的压力，坚决不离校，甚至靠募捐和自己养猪种菜以解决经费和粮食困难。
长沙市各厂矿企业的工人为了反对白崇禧“空室清野”的命令，将重要的机器设备埋藏起来，将废旧物品充当机器设备疏散，采取欺骗、拖延等策略，成功地保护了工厂企业。在长沙市电讯局，地下党组织争取了局长王钧的支持，局里的“应变委员会”受市工委的直接领导，工人们组织得井井有序，市里的通讯设施保护得完好无损。
但是，白崇禧并不甘心罢休，他又于7月中旬向1兵团下达了《破坏军事设施和铁路、桥梁的实施计划》。《计划》规定在华中长官公署撤离长沙后由该公署副参谋长赖光大和工兵技术人员监督协助，将粤汉铁路新墙河至渌口间的主要铁路桥梁和长沙市发电厂、自来水厂等重要工矿企业以及人民生活设施等等统统破坏。大包大包的黄色炸药已陆续安放到有关部位。长沙古城危在旦夕！
1兵团参谋长文于一赶紧将这份《计划》复制1份交给了地下党员涂西畴。省工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两项重要措施：一是迅速组织以姜和瀛、刘鸣球为正副指挥员，涂西畴为政治委员的长沙市人民治安指挥部，周礼有时也到现场坐镇指挥。二是通知起义人员千方百计拖延爆炸任务的执行期限。
文于一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来到华中军政长官部找到主管作战计划的参谋处林处长，对他说：“一兵团还要在长沙周围作战，过早执行破坏计划，不但不利于作战行动，而且容易引起部队恐慌，因此烦老兄在白长官那里反映反映。”林当即领于来到白的办公室，于除了讲了几条理由，还向白保证由一兵团负责实施，白勉强同意。紧接着，文于一又向兵团司令部主管后勤、通信、工兵、交通的第4处处长欧阳崇一和主管作战的参谋处长胡学炳交了底，要他们能拖延就尽量拖延，这2名处长与文于一关系很好，而且欧阳还跟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根据省工委的部署，姜和瀛利用宪兵在辖区内有干涉各兵种风纪之特权，派出宪兵队，以“到处乱窜，干扰治安，军纪不振”为由，将白崇禧留在长沙执行爆破任务的工兵排赶走，并将安装于各建筑物的炸药取了下来，解除了市内一触即发的巨大隐患，使长沙古城避免了一场大灾难。此时，捞刀河、浏阳河上的2座大桥钢梁上已绑满了炸药，随时可能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经陈明仁同意，文于一交待警备司令部宋参谋长马上派人将这些炸药卸了下来。
[护城战役至此并未完结。退到衡阳的白崇禧迟迟听不到爆炸声，十分焦急，又于7月27日再次向1兵团下达了爆破命令：
“着陈明仁兵团将新墙河至渌口之间的大小14座铁路桥
梁依次爆破，限7月30日完成爆破准备，31日午夜点火。”
但白崇禧仍不放心，又于7月30日派出长官部中将副参谋长赖光大专程由衡阳飞抵长沙，专事监督爆破计划的实施。
此时，文于一已调任第100军副军长，顽固分子邓定远接替兵团参谋长之职。赖光大一到长沙，便找到邓定远和副参谋长吴迪基密商爆破实施细节。然后把欧阳崇一叫来，嘱咐说：“一定要想尽办法按时完成白长官的命令，完成任务后，如继续留在1兵团有困难，就到长官部当第4处处长，现在不必有任何顾虑。”
欧阳崇一根本不受诱惑，虽然口里应喏，但一出门便奔铁佛寺军械库。原来，才从邵阳密返长沙的程潜考虑到，铁佛寺军械库离闹市区太近，又储存了大量的炸药、弹药，起义后一旦遭敌机轰炸，必将殃及市民。于是，他给陈明仁写了一个手条；“请速派人将这批物资转运出市。”
欧阳崇一得到陈明仁的命令后，立即下令调集了10台汽车执行这一任务。他赶到铁佛寺后，亲自带车将该库的炸药、弹药统统拉到设在岳麓山二里半五四中学的第62兵站放好，完成任务后已经是30日午夜。但他想起赖光大对自己说的话，总觉得放心不下，又返回司令部看看。走进办公室，没想到迎面碰上铁甲车大队陈大队长，心中暗吃一惊，不由得问道：“陈大队长，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
陈信口回答说：“听候点火命令。”
“点火？”欧阳走进里间办公室，只见邓定远的亲信翟参谋正在起草点火命令，不由得急了，匆匆推开参谋长办公室的门，果然，邓定远和吴迪基都在。欧阳崇一不客气地问道：“下达点火命令有没有司令官的手令？”
邓定远显然很不高兴，板起面孔冷冷地说：“我们是执行白长官的命令！怎么，白长官还不抵陈司令？”
吴迪基更是威胁说：“谁敢违抗，就杀谁的头！”
欧阳崇一知道，在这里再也没有用，只有陈明仁才能制止。
因此，他立刻来到陈宅，写了个签条：“邓参谋长未经钧座许可，已擅自下达点火命令，乞批示。”请副官苏俊岭叫醒陈明仁阅示。陈看了之后很生气，写了个手条明确规定：“点火命令非本人下达不可，违者严处。”
欧阳立即跑回司令部，将“尚方宝剑”往邓、吴面前一丢，可把邓、吴气坏了！邓定远猛力将办公桌往前一推，恨恨地说：“你想搞你就去搞好啦！”第二天，邓、吴就离开了1兵团。接着，欧阳又商请总务处张益三处长派兵将铁甲车大队陈大队长软禁起来，迫使他下令，将各处已经装好的炸药全部拆了下来。然后，他亲自带人检查，证实排除了隐患之后，才嘘了一口气。）
今年88岁高龄的欧阳崇一也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他只有不到一米七的个头，但身体非常硬朗，走路犹如壮年，讲话声如洪钟，根本看不出已是八九十岁的老寿星，谈起当年阻止白崇禧爆破这件事，欧阳老对程潜十分敬佩，认为他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考虑周到，将弹药库迁走非常及时，否则，后来白崇禧派飞机轰炸，弹药库一爆炸，长沙市就将大难临头。同时，他也充满了自豪的神情。他坦率地说；“在起义的人员中，有些人说问心有愧，我却是问心无愧。在起义的关键时刻，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保护了人民的利益。”
文于一在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