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中旬，白崇禧的华中长官公署由长沙撤往衡阳前夕，对第1兵团下达了一个破坏军事设施和铁路桥梁的实施计划。其内容大致是：在华中长官公署撤离长沙后的一定期限内（限期已记不清楚），由该暑副参谋长赖光大和工兵技术人员监督协助，将粤汉铁路自汨罗至渌口间的主要铁路桥梁和长沙附近第1兵团不能确保有可能被共军利用的水陆交通运输及通讯设施等，全部实行破坏。我当时通过涂西畴向党组织报告。涂告诉我：组织上有指示，一定要保护长沙数十万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市内外的重要建筑、交通、运输设施以及物资、档案等免遭破坏，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这个破坏计划的执行。我去同华中长官公署主管作战计划的参谋处长林某商量。我对他说：为了留在长沙附近的第1兵团尔后作战行动的便利，坚定部队防守长沙的决心和信心，避免在市民中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破坏计划不宜过年执行，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予实施。并向白崇禧表示，到时保证由第1兵团负责照计划执行。取得同意后，即嘱咐兵团部主管后勤的欧阳崇一和主管作战的胡学炳尽量设法拖延，使得这一破坏计划终于没有执行。
（沈立人在湖南和平解放前担任中共长沙市工委书记，解放后历任中共长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政协主席等职。83岁高龄的沈老，在湖南和平解放50周年之际，高兴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回忆往事，他的思路依然是那样清晰：
湖南和平解放前夕，我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领导下，主要负责组织群众工作，动员群众起来配合长沙的和平解放。……后来，面对反动当局的大肆破坏和疏散行动，我们又明确提出“反迁移、反破坏、反紊乱”的斗争口号，组织群众维持治安，防止反动派的破坏活动。其中，我对“电信局事件”的记忆尤为深刻。
当时，白崇禧派了一个连的部队，想把电信局撤走。我们马上在电信局组织好工人准备保卫自己的厂子。厂子周围早已装好电网，还买了一些枪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我们派了代表找那个连的连长谈判给他讲形势，交涉半天，那个连长软了下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对他说明，他和他的手下都是有儿有女有家的人，也要为自己和家人想一想。如果要找出路，我们愿意解决路费。随后我们拿了400块光洋给他们，作为他们的路费。这个连长答应了。经过巧妙的周旋，我们成功地保护住了电信局。
在白崇禧撤走之前，程潜将省会警察局长换成了刘仁爵。刘仁爵愿意跟随程潜起义。7月下旬，白崇禧开始撮退，，省工委立即指示我代表长沙市地下党去找刘仁爵谈话，要求刘仁爵找来当时警察局8个分局的局长。刘仁爵把我安排到他自己公馆并召来了8个分局的局长。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告诉他们湖南将会和平解放，希望他们几个也能跟随程潜将军走和平道路，并指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出路。我要求他们把治安搞好，防止有人搞破坏，并要求他们不能转移任何档案材料，要将每天的治安情况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我们的联络人。刘仁爵以及8个分局长当即表明了态度：听共产党的指挥，听从解放军的安排，欢迎解放军。）
五、白崇禧逼走唐生智，解散自救会，但和平运动并未就此停止
白崇禧到长沙前后，局部改组了湖南省政府，逼走了军界耆宿唐生智，解散了自救会，自以为湖南的和平运动可以就此刹车，并将湖南重新拉上内战的轨道了。但是，崇尚历史唯心主义和英雄史观的“小诸葛”那里知道，和平与解放已经成为中国的时代洪流，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因此，湖南的和平运动也绝不象他所预料和企望的那样，从此停止了活动。相反，它以更加扎实有效的方式方法继续深入地发展着。
唐生智于5月23日晚，由李觉开车，连夜驰出长沙前往邵阳。到邵后，马上召集地方士绅及群众团体、工商界代表数百人开会，并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历数蒋介石发动内战、残害人民的种种罪行，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回邵阳的武汉大学教授李剑农、邵阳县参议会议长赵恒和蔡锷旧部雷飙等10多人发了言，都表示拥护唐生智的和平讲话。
25日，地下党员刘寿祺赶到邵阳，对唐生智说；“邵阳情况很复杂，孟公在此不可久留，最好立即回东安，迅速组织武装力量，以便届时截击白崇禧部队。”
于是，唐即和旧部刘兴返回东安。途中，受到白崇禧派遣特务的威胁。幸好有姜和瀛所派宪兵班的护送，加之共产党的地下武装、湘中二支队莫新春部的协助，使特务无从下手。唐生智与莫部早有联系。是年2月，国民党邵阳保安副司令张伯候率邵阳、武冈、新宁三县的8个警察中队“围剿”莫新春部时，唐生智就出面制止了零陵2个警察中队参加“围剿”，使莫部摆脱了前后受敌的危险，唐并赠送给莫一批武器弹药。回到东安后，唐多方联系中共地下武装以及与中共有联系的地下武装，协调各方的行动；为此，他指示刘兴以永宝警备司令部（后改为邵阳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在邵阳县五锋铺成立了邵阳、东安、祁阳等五县联防指挥部，不久又设立东安、新宁两县边区联防指挥部。
这期间，中共湖南省工委派遣湖南大学学生、地下党员张华廉（后改名张凡）来到东安芦洪市东山町唐家。唐让张凡以秘书兼耀祥中学历史教师的身份留下工作。随后，张在该校举办“社会发展史学习班”，张自己授课讲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和《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等。学习结束后，即派往农村进行宣传，组织农会。
唐生智在东安的活动引起了白崇禧的注意，白于7月初派曹茂琮为代表前来充当说客。曹是唐的旧部，后反蒋投桂，1942年升为师长。1949年初回新田家乡赋闲，同年4月又被白启用为湘桂边区绥靖司令、新七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永州专员。一天，白崇禧突然从衡阳打电话给曹茂琮，问曹到湘南后到东安看过唐生智没有。曹说：“因事情太忙，没有去。”白却说：“你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旧部，论情论理都应该去拜访拜访。现在你就以我的代表身份到东安去看望他，就便劝说他：现在是国家多事之秋，应该急党国之难，多为党国出点力。我们想请他出任考试院长，看他是否愿意屈就。这里传说东安形势非常混乱，你也就便了解具体情况究竟怎样。”唐、曹见面后交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当曹将白的话转告之后，唐说；“白崇禧真是想入非非。现在解放大军已经压境，你问问他究竟有好大的力量，能否够得上一个回合？不能的话，又将如何？往西退么，那是张群、黄杰的势力范围；往南退么，八桂子弟一入家乡，各自回家，不战自溃；东撤台湾么，就得仰老蒋的鼻息，看陈诚的脸色，寄人篱下，恐怕不是好过的吧！”曹被说动心了，立志为起义做一些事情。当时，东安县长胡祥受白崇禧指使，要收缴地方民枪和唐生智的警卫枪支，被曹当场制止了。
（长沙宣布和平解放之后的8月9日，白崇禧派其重要将领李品仙到东安，再次劝唐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唐断然拒绝，并对李品仙说：“老蒋都垮台了，你跟着白崇禧有什么搞头？不要执迷不悟跟他们跑了！”8月17日，白又派126军军长张泽湘来东安见唐，唐避而不见。张对唐的代表刘兴说：“现在这里要坚壁清野，孟公硬是不见，他的安全我们就无法保障了！”后白果然派126军305师及174师对唐进行搜捕，并布下便衣密探，召开唐氏家庭会议，扬言知情不报者皆诛九族。好在唐生智早已有所预见，在此之前即已趁夜出走，躲到三妹唐湘家里，在劈柴堆中架一张行军床，傍晚才出来活动一次。一天傍晚，唐生智身穿白布便服，腰系布巾，不戴眼镜，在东安县柳坝河边遇见了抓唐的便衣。便衣问：“你认识唐生智吗？”唐机智地回答：“认识，他平日总是戴眼镜，拄一根手杖。他的官很大，我们老百姓见他一次也不容易呵！”就这样将便衣给骗过去了。）
省自救会表面上解散了，实际上变换形式继续开展活动。当时，滨湖一带发生大水灾，灾民大量涌来长沙，沿江一带饿殍载道。原省自救会的核心成员便以亟需组织救灾为由，于6月16日成立了湖南救灾委员会，仍由刘公武任总干事，驻省参议会办公。救委会在呼吁筹赈救灾的同时，还提出不能再供应驻军的粮食，要求驻军出境就食，以免军民争食，造成不可收拾的惨象，借此反对白崇禧的战争叫嚣。面对这一情况，白崇禧也无可奈何。长沙市自救委员会于6月20日召开会议，决定改称“长沙市自卫委员会”，领导各区加强自卫队组织，实行区街联防，维护地方治安。
自邓介松、肖作霖退避湘乡、邵阳后，程星龄便居司马里王家菜园蒋昆家里，刘公武则寄居省参议会三楼。唐星、唐伯球和刘公武几乎每天都要到程星龄处碰头，有时余志宏和马子谷也借打麻将为名来此会谈。这里离省政府不远，便于夜间出入省政府，和程潜见面。由于宪兵第10团团长姜和瀛、省会警察局局长李肖白（起义前改为刘人爵）、湘东师管区司令蔡杞材、补充团团长刘鸣球以及张严佛等一些军统骨干分子都参加了和平运动，市区的治安与和平人士的安全都有了一定的保障，争取和平解放的活动一直在暗中进行，从未中断过。
这一切秘密活动，当然不可能让白崇禧知道。但和平运动的继续深入，白崇禧却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这就使得白崇禧更加恼火，对程潜继续留在长沙更加不能容忍。
六、白崇禧又逼程潜撤到广西，关键时刻唐星又向“小诸葛”“献计”
程潜既然决定和平起义，就不可能掩盖得不露一丝痕迹。他除了与湖南地下党联系外，还两次派唐伯球的儿子、监察院监察委员唐鸿烈到香港，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乔冠华取得联系，第二次已是1949年7月上旬。当唐鸿烈路过广州拜见行政院长阎锡山请求救济湖南灾情时，恰恰李宗仁在座。李突然问道：“据邱昌渭说，外界都在传说程颂公不稳，到底是真是假？”
唐鸿烈听后心里一惊，但很快镇静下来，解释说；“颂公是国民党元老，已被中共列为重要战犯，对党国岂有二心？如有流言，显然是别有用心，还望李代总统和阎院长明察。现湖南军政费用需求很大，又遇严重灾情，颂公特派我来请求救济。代总统和阎院长如果有怀疑，最好是亲自前往湖南调查调查。”
李宗仁马上陪笑说：“我只是听到了这种说法，随便问问，你不要多心，你也不必跟程颂公提起。我们对程颂公是信任的，不然不会这么当面问你。”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实，他并不是随便问问，而是心里早已盘算好如何对付程潜。所以，他们特派了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与唐同行，前往长沙敦请程潜到广州就任考试院长。
此时程潜虽然感到苦闷和不安，但他有毛泽东的亲笔复信在手，心里也就踏实得多，思路清晰得多，底气豪壮得多，应付蒋、桂也就自如得多。这天下午，省府和军警的科（营）以上官员齐集省府礼堂，召开欢迎大会，恭迎贾景德。程潜首先致欢迎词：“……今年我省水旱灾害交袭，现又面临空前战祸，情况十分严重。此时此刻，贾秘书长衔阎院长之命，不辞辛劳，代表政府特来慰问。首先让我代表湖南民众，表示热忱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一阵掌声之后，程接着说：“古人讲，民乃国之本。民不聊生，国家的命运岂能无忧？今湖南正处于存亡之秋，人民苦不堪言。国民政府自当以人民之忧而忧，设法济世纾难。现请贾秘书长训示。”
程潜首先将了贾氏一军。贾景德感到程潜已经进攻，赶紧接招：“颂公所言极是。颂公乃党国元老，德高望重，才学过人，理应担任更重要的责任，为全国人民效力。本人此次奉阎院长之命，一来慰问灾民，二来迎请颂公到广州就任考试院长。李代总统和阎院长均热切盼望颂公早日莅临就职。”
台下，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程潜挥挥手，大家马上安静下来，他说：“刚才，特使转达了政府对我省和本人的关怀，我代表全省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感谢。然本人作为一省之行政长官，理应与全省人民同甘共苦，度过难关。如若在此危机时刻，我以一己之私而弃父老乡亲之义，去广州就任新职，必为干夫所指。我已年近古稀，断不求千古骂名。拳拳之心，尚请特使上达广州诸公，以期谅解。”
话音未落，掌声爆起。贾氏知道自己已无能为力，只有跟着鼓掌。
程潜心里明白，断然拒绝就任考试院长，仍然留在长沙，白崇禧决不会善罢甘休。果然，当天晚上，白崇禧即把唐鸿烈找到办公室，声色俱厉地说：“你背叛党国，勾结共匪，图谋不轨，必须马上离开湖南，否则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接着又说：“你即转告颂公，要他放明白些，自动辞去省主席兼职。”说完拂袖而去，毫无商量的余地。
唐鸿烈立即将白崇禧的态度报告程潜，并谈出自己的见解：“白崇禧对我们固然很怀疑，但他抓不到证据，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如果陈明仁不可靠，你就不要辞去省主席。”
程潜沉思片刻，说：“是啊，这事只能稳着来，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说完马上要电话把唐星找来，要他到白崇禧那里看看动静。
唐星来到白崇禧的临时官邸，道声问候。白正在批阅文件，马上停下来，请唐坐下，不满地说：“天闲，你来得正好。我想问问你：当考试院长，名位高于现在，颂公为什么就不肯就职？难道他真的要留在这里欢迎解放军吗？”
唐星心想，这回白崇禧是真下决心了，程潜再不后退一步，势必激化矛盾，后果难以预料。于是他说：“是啊，考试院长一职对他确实是很合适的。我也曾经劝过他，可他就是不接受这个意见，总是说现在离不开，要与湖南人民共患难。”
白崇禧不耐烦地说：“请你回去告诉颂公，长沙的事由子良负责，他和他的保安部队撤入广西境内。让他抓紧准备。”
唐星心里吃了一惊。因为这正是程潜最担心的，一旦去了广西，不但程的生命无保障，而且起义计划将受到严重影响。但他表面上若无其事，不紧不慢地说：“这个计划不是不可以，不过……”
白崇禧见唐犹犹豫豫，有些着急，忙说：“不过什么，你就直说嘛！”
“这几万保安部队撤到广西，只怕事与愿违。”唐星仍然引而不发。
“此话怎讲？”白崇禧继续刨根究底。
唐星边说边作思考状：“这些游杂部队有多少战斗力，健公心里有数。如果把他们摆在湖南维持治安，还起些作用。如果把他们调走，只怕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乘虚而入，占领广大乡村，湖南陷入内乱。那时，陈明仁既要与共军野战部队作战，又要镇压后方暴乱，难免陷入顾此失彼的被动境地。而把这些部队撤到广西，除了造成湘桂通道交通拥挤，影响你的部队有计划撤回广西和徒然增加广西物资供应的困难外，他们还可能与广西部队和群众发生矛盾和冲突。到那时，就不但不能增加战斗力，反而将削弱战斗力。这一点，不可不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