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了三四个小时，周礼爬起床来，揉揉布满血丝的双眼，披上衬衫来到户外，几缕晨风吹来，顿感格外清爽。凝望着远方，脑海里立刻出现一个佩戴高度近视眼镜，温文尔雅的年轻知识分子形象，他就是余志宏。余志宏虽然三十才出头，却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也是湖南醴陵人，1916年出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著名的中山大学。在中大学习期间，他结识了进步教授李达、王亚南。后来，余又成为王的姨妹夫，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余志宏到王亚南任所长的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1947年1月，王又利用自己与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王东原的亲戚关系，介绍余志宏回长沙工作，王东原给了他一个省府专员的头衔，实际负责筹办一个杂志（后因内战爆发而没有出成）。省工委全面考察了余志宏的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于1947年5月由周礼书记到余家亲自为其接上了组织关系。从此，余志宏便在省工委书记的直接领导下进行艰苦、复杂的地下斗争。余志宏才气横溢，思维敏捷，很快取得了省主席王东原的信任，先是安排到省参议会工作，随即调任省府秘书到王公馆办公。每当王东原有重要宾客来访，多让余志宏作记录。余志宏借机掌握许多重要情况，及时向周礼作出汇报。王东原调任湖北省主席后，余志宏遵照省工委的指示，离开省府到湖南大学当讲师……想到这里，周礼满意地笑了。
事不宜迟，周礼抓紧洗漱、吃完早餐后，便换上“视察”的装束出门了。沿着湘雅路向下走了一段，来到北门外一条曲折的街道“文昌阁”。他假装脱鞋倒沙子，往后看了没有盯梢的“尾巴”，才直奔24号楼上。余志宏为了掩护开展地下斗争，让夫人李文锦带着2个孩子和1个外甥由醴陵来到长沙。居住在北门外铁佛东街，考虑到一个地方住久了不安全，便于1948年6月份搬来文昌阁24号楼上。这是一个小套间，前后2问房都是卧室，而后房又兼作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室。
作为全国“四大火炉”之一，8月的长沙真是热得无处可藏，路旁的树叶都烤得干蔫着。当周礼来到余志宏的家里时，早已是满头大汗。余志宏立即放下手中的报纸，迎上前去，激动地说：“唐先生，你来了。这么热的天，看把你热的！”说着，顺手递过一把蒲扇。此时，李文锦熟练地提起针线篮坐到门外，一边纳鞋底，一边放风。
周礼坐定以后，便一边扇风，一边说：“最近从报上看到什么消息了吗？”
“看到了，征兵征粮，戡乱建闲，程潜喊的凶着哩！我听说，他的秘书长邓介松给他准备了一个稿子，着重强调和平民主的，他弃之不用，这里面必有文章，很值得我们研究。”
“看来，你很注意观察和思考，这很好。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善于了解情况，分析问题。”接着，周礼向余志宏介绍了程潜及其重要僚属的情况，详细地传达了省工委关于争取程潜及其班底的斗争策略。
余志宏说：“组织上的分析很有道理，决策很正确，我完全拥护，我最近也听到程潜的幕僚霹出‘应变’的口风，产生过争取的念头，但因掌握的情况不多，考虑不成熟，所以还没有向组织汇报我的想法。现在昕你这么一说，思路就清晰多了。请组织交给我任务吧！”
周礼微笑着，打心眼里欣赏这位年轻地下工作者的忠诚和精明，充满信任地说：“省工委经过认真研究衡量，认为你能力强，又在王东原那里做过秘书，积累一定的经验，决定让你站到策反工作的第一线，担任组长，直接跟程潜及其身边的军政要员打交道。”
余志宏马上站起来，坚决地表示。“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决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周礼满意地点点头，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周礼最后郑重地交待说：“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遇事一定要尽可能想得周到细致一些。首先要想办法接触程潜身边的亲信，做好他们的工作，逼过他们去影响程潜。工作既要大胆，又要慎之又慎。你的工作由省工委直接领导，不与其他人发生横向联系。遇到难题我们再商量吧。”
望着周礼渐渐远去的背影，咀嚼着刚才的谈话。余志宏不禁心潮澎湃。组织的信任，人民的期望，和对解放的憧憬，汇聚在一起，给了他完成任务的巨大勇气和力量。
六、余志宏选择省府顾问方叔章为突破口，扩大关系圈
周礼走后，余志宏陷入了沉思：自己已经离开了省政府，又跟程潜素无接触，与他身边的那些主要官员也几无渊源，怎样才能做他的策反工作？几天来，余志宏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反复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什么捷径来。最后决定还是从自己熟悉而且思想进步的知名人士入手，先找湖南大学的李达教授。
李达也是醴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8月回国，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3年秋退出共产党后，北伐时期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并代理总教官职务，以后长期在白区担任大学教授，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出版过《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别说在湖南，就是在全国，李达教授也是思想界和教育界屈指可数的社会名人。余志宏早年在中山大学上学时，就仰慕李教授的品德和才华，加上同乡关系，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师生之谊。现在同校执教，而且政治观点接近，所以谈话很投机，没有什么拘束。谈到当前形势时，李教授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义愤填膺，对共产党的胜利毫不怀疑，同时对湖南面临着的战争破坏感到忧虑。余志宏表示深有同感，并希望李教授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将程潜往和平道路上引。李达摸着下颌略为思索了一下说，自己和程潜也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但与省府顾问方叔章倒有些交往，可以鼓动方去做程潜及其周围人的工作。余志宏高兴而诚恳地说：“这是一个好途径。为了湖南3000万人民的和平、安宁，今后还有许多事情要仰仗您老，还请多多帮助和指教。”
从李宅出来，又一个名字跳进了余志宏的脑海，他就是同行好友王学膺老师。王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思想进步，正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父亲、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啸苏先生也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人，余志宏来到王宅，从王老先生的谈话中进一步了解到：方叔章不仅现任省府顾问，而且是程潜的旧部，程任天水行营主任时的秘书处长，与程的关系相当深厚。他在程潜面前，既是诗友，又是清客，见面可以不经通报，无话不谈。他胸境开阔，对时局亦有清醒的认识，与王啸苏交情非浅。通过王氏父子的介绍，余志宏结识了方叔章。
方叔章住在长沙市河西凤凰山桃子湖，离湖南大学校舍很近，余志宏经常在夜晚去拜访他。一次，方、余二人畅谈中外历史，讨论兴衰存亡之道。方感慨地说：“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我看国民党已经人心丧尽，败局无可挽回，就像一个病入膏育的人——只能是挨一天算一天了。”
“那么，作为湖南的‘家长’，程颂公又对时局作何观感和应对呢？”见方叔章谈得坦率，余志宏顺势问道。
方叔章双手一摊，诚恳地说，“这就叫‘当局着迷，旁观者清’。颂公对局势可以说是若明若暗，我自己也似懂非懂。还请余先生多多指教。”
“指教不敢当，”余志宏觉得方叔章衷言可信，于是一面谦逊地说道，一面从小提包里拿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几本小册子递给方：“这几本书，您老不妨拿去看一看，一定大有裨益。”
方叔章接过书，迅速地扫视一眼封面，再郑重地看着余志宏，高兴地说：“谢谢，谢谢！还请余先生多来指教。”
余志宏懂得：做地下工作，尤其是做上层统战工作，平时必须善于隐蔽身份，但必要时又必需大胆表明身份，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所以，他在尔后与方的交往中，经过对方叔章的人品和政治思想作出全面评估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向方仔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两人的思想观点越来越接近，关系越来越融洽。至此，余志宏明确提出：请方劝说程潜认清形势，毅然投向人民，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方叔章满口答应。
七、余志宏写信请回程潜族弟程星龄协作军事策反工作
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余志宏感到心情舒畅。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决心以此为基础，继续扩大战果，开辟新的工作渠道。很快，他又认识了新化籍进步人士马子谷。马原在福建省政府当顾问，和省府秘书长程星龄都跟中共地下党员杨潮关系密切，因杨于1945年暴露身份而受到牵连，马被躯遵出闽回长沙闲居，程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并囚禁于台湾。马子谷谈到，程星龄已由程潜、刘斐、许孝炎等保释出采，可以自由行动，想回湖南。余志宏在闽时也认识程星龄，知道他是程潜的族弟，是一个拥共反蒋的进步人士，经马这么一提醒，顿觉眼前一亮；要是能把他请回来，对做程潜的工作必将十分有利。想到这里，余志宏相兴奋，马上向周礼书记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周非常赞成，指示余抓紧实施。这时，恰好有地下党员、中山大学司学何之光要去台湾省亲，余志宏立即修书一封托何带往。信中扼要地分析了形势，催请程星龄速回长沙有所作为。
程星龄生于19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1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福建省安溪县长，莆田县长，天水行营参事，福建省政府顾问、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程星龄到过解放区，见过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将领，由衷钦佩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英勇奋斗精神。在台囚禁的经历，更加深了他对国民党的厌恶。所以，当他接到余志宏的信后，便毫不犹豫地于1948年8月下旬举家迁回长沙，居住在南门外小林子冲邬家庄。
甫卸行装，程星龄即去晋见族兄程潜，但程潜只是随便问了问台湾的风土人情，并没有提出要族弟到省府工作的意思。显然，这时程潜的心思还没有放在“和平”上，不但用不上这个族弟，而且还怕惹上共产党的嫌疑。
由于程星龄与地下党有过较密切的联系，并且经受了斗争的考验，中共湖南省工委已经将其视为党的可信任的朋友。所以他回长两天后，余志宏即陪同“唐先生”（周礼）来到邬家庄，同程星龄会面。经余志宏介绍后，唐先生跟程星龄紧紧地握手，坦率地说：“我们早巳知道，程先生是一位胸怀正气、通晓时事的有识之士，我们为结识你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高兴。今天的形势你也清楚，为了使湖南人民少受损失，我们共产党人希望湖南能和平解放，希望你能利用自己与颂公的宗族关系，多做颂公的工作，为家乡的和平事业作出贡献。”
程星龄由衷地说：“感谢共产党对我的信任和关怀。做颂公的工作，我义不容辞。只是这些年来，我与他在政治观点上不无差异，关系也疏远了。所以要做工作，还得慢慢创造条件。请你们放心，我会尽力的，并随时与你们保持联系，”
余志宏提出：程先生现在还没有找到公开职业，可否暂时到妙高峰中学，把我兼任的课程担负起来，以便掩护工作。程星龄愉快地答应了，井表示谢意。
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经余志宏和程星龄、马子谷策划、串联，组织了时事座谈会，邀请绥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长蒋昆和在省银行工作的唐文燮3人参加，大致每周举行一次，轮流在蒋，唐、刘3家聚餐讨论。蒋昆后来又介绍市政府主任秘书王伯庸参加。座谈会一直坚持到1948年底。通过这种活动，地下党随时了解程潜周围乃至程潜的政治态度，并给以施加积极的影响。
入秋以来，人民解放战争以大大超乎人们预料的速度向前发展着。9月16日至24日，陈毅、粟裕带领导的华东野战军速决济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随后，东北野战军发起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更是震惊了国民党朝野。作为程潜主要幕僚的肖作霖，邓介松等，对“戡乱剿共”早巳动摇了决心，如果说他们的“应变准备”原来包含着在国共两党之间脚踏两只船或寻找第三条道路的“风派策略”的话，那么现在，原本踏在国民党破船上的那只脚也正迅速地移向共产党的新船。但他们苦于与共产党没有任何渊源，无从联系。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们猛然想起了程星龄，马上联想到他在福建时的共党嫌疑，推测其与共产党有某种联系，甚至想象到他这次从台湾回到长沙说不定就是共产党的主意。于是，向程潜建议，把程星龄拉进省政府。
作为国民党元老级军政要员，程潜此时思想正处于剧烈的矛盾和波动之中，其政治心理的天平正由主要应付国民党南京政府倾斜到如何尽快与共产党联系上来。所以。他决定采纳肖作霖和邓介松的建议，拟以应付物资供应困难为由，增设一个物资调节委员会，以程星龄为主任委员。
10月下旬，肖作霖、邓介松专程拜访了程星龄，含蓄地提出希望程星龄重新出山的意见，程星龄表示有合适的工作不妨一试。于是，程星龄随他俩来到省政府。程潜问候了几句，便开门见山地提出让程星龄担任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委员。
程星龄诚恳地说：“对颂公的信任和关怀，我是感激不尽的。但蒋总统对我这个人很厌恶，您是知道的，这样做会不会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程潜略为犹豫了一下，一扬手大声说：“他现在管不了这些了！”随即下达了任职手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