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组织“时事座谈会”扩大影响，绥署秘书长、省府秘书长、省保安副司令、长沙市长等高官成了“清客”
程星龄到省政府就职后，很快把家搬进市商会寄居。周礼和余志宏又一起去看望他。程星龄淡到：程潜至今尚未明确谈到向中共靠拢的打算，但肖作霖、邓介松却流露过这种想法。这个信息引起了周礼和余志宏的极大兴趣。
11月初，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大战即将爆发。在这种背景下，省府顾问方叔章在桃子湖私宅举行了一次讨论时局的家宴。应邀赴宴的有：省府秘书长邓介松，省保安副司令肖作霖，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委员程虽龄，湖南大学著名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负责人肖敏颂，和方叔章的常客余志宏。肖作霖以前没见过李达，只知道他是社会科学界的权威人物，还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心中早有景仰之情。在肖作霖的心目中，李达一定是一位身着西服革履、戴着金丝眼镜的翩翩学者，可是当方叔章介绍到李达时，肖作霖不禁吃了一惊：只见李达穿着布衣布鞋，憨厚可掬，除了其双眼放射出思想和知识的光芒，简直是个乡下佬！大家寒喧了几句之后，便很，快转入对时局的讨论，中心是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湖南怎么办，程潜怎么办。整个上午，伍薏农、邓介松和肖阼霖说的最多，程星龄、肖敏颂和余志宏不时插上几句。李达则沉默寡言，有时笑笑，不谈什么。
大家谈兴未尽，午饭后又继续讨论。伍薏农直截了当地问肖作霖、邓介松持什么态度。邓说：“我们是要和的，内战实在打不得了。”伍又问程潜是何想法，肖作霖说：“他也倾向于主和这一面，不过还有不少的顾虑。”
这时，李达笑了笑，系统发表了他的意见：“颂云先生还有不少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内战的确是打不得了。国民党一定要打，共产党也只好打，现在形势已经非常清楚了，打下去对国民党并没有什么好处，只有使它灭亡得更快更彻底，和倒可以使它保留一些利益，保留长一些时候。”
他接着回顾了国共合作的历史，指出：“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与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国民党也才有希望。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颂云先生是一贯追随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元老，难道连这种大趋势都看不清楚，还要逆潮流而动吗？”最后，他还深入剖析了湖南当前的形势，直率地指出：“蒋介石不会派兵到湖南来，白崇禧也只会在撤退时路过湖南作短暂的停留，湖南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希望颂云先生能以3000万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李达教授精辟的分析、大胆的预言和坦诚的劝告，令人钦佩，也令人感奋。肖作霖、邓介松和程星龄随即向程潜汇报了座谈情况，程潜不时地点点头，最后说：“以后这样的活动，你们参加一点也好。”
[肖作霖后来回忆起这次宴会时说道：
我和邓（介松）始终与地下党没有直接联系，只是受到人心大势的影响，愿意顺应党的要求行事，并且认为竟会无所不在，可能我们身边就有共产党员，对我们的作为是不会不知道的。这次去方家同李达他们座谈，也不知道实际上即是和地下党直接有关。直到解放后李达任武汉大学校长，一次唐生智列武汉同邓介松和我去看望李达时，李在东湖游艇上说及那次聚会，是出自地下党的意图，通过他来和我们发生联系的，我们才恍然大悟。]
为了准确地把握程潜的思想脉搏，时隔不久，余志宏又请方叔章来到省府与程潜面谈。这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程潜心情不错，正在书房踱步，寻句觅诗。忽见诗友来到，十分高兴，连忙拱拳相迎：“你看看，我作诗，你这位诗友就不请自来，莫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么！哈哈哈哈……”
“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就让我先睹为快吧。”方叔章边说边走向摆放着文房四宝的案台。
不想程潜却以手拦住，并示意他坐下，发出感慨说，“刚写了一句，就怎么也接不下去了。看来这战云压头心不宁，我真是‘搜尽枯肠无半句’。算啦，咱们今天不谈诗了，好吧？还是把你在外边听到的最新消息跟我说说吧。”
“最新消息当然有，但引些小道消息又有多少用！大路消息，共产党节节胜利，锐不可当，你不比我清楚得多？现在的关键是走哪条道路，是与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还是不计后果抵抗到底，或者去香港、台湾？”方叔章见程潜默默不语，正在认真倾听，便特地下党的意思并揉进自己的想法因势利导地倒了出来：“颂公，你是我的老上级，现在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再说半句留半句了。讲老实话，蒋介石的四五百万军队都被打得七零八落，难有招架之力，白崇禧那点人马还能经得了几下？再要和共产党打下去，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一一自不量力。你一家10多口，又只有那么一点钱，去美国生少恐怕连房子都租不起，去香港也花不了多久；台湾更是去不得，你跟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都搞不来。你今后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投降吧？投降我是不干的！”程潜的面部表情已经“由晴转阴”，其内心正在进行痛苦的较量。自古忠臣事一主，饱读儒家诗书的他一直固守着这一传统信条，并把它同人格原则紧密地联系起来。现在要他背蒋而去，这不是陷程某于不忠不义而成为千夫所指么！
方叔章看清了程潜的隐衷，一鼓作气地发起连续攻击：“‘顺者昌，逆者亡’，古之常理嘛。你说你不投降，日本天皇还投降呢。何况是讲和，又不是投降。”
方叔章这一招果然管用，将程潜封建愚忠思想的防堤打开了一个缺口，新思想的洪流开始涌进他的心田，在这股不可阻挡的洪流面前，他开蚰退却突围、寻找生路了：“讲和，说得好听，现在共产党势头正劲，肯跟你讲和吗？要讲和，就得找共产党，你找得着吗？”
方叔章心里暗自庆幸，口头问程措是不是下了决心。程潜笑着说：“既然你这个大顾问说我只有这一条道，我还能怎么办呢？”
听锣听声，听话听音。方叔章知道程潜虽然没有最后下决心，但已经有了重要转变，于是提醒他说：程星龄在福建时就有过共产党嫌疑，虽不敢说他就是共产党，但至少与共产党有联系。现在他回到了长沙，并担任了省物委会主任，何不由近而远呢？程潜会意地点点头。
送走方叔章，程潜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为什么我身边的这些官员，像方叔章、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他们，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共产党呢？为什么抗战结束以来短短二三年时间国民党由强变弱土崩瓦解，而共产党却由弱变强节节胜利呢？他联想到国共两党二三十年来的种种言行，渐渐地感到真理和群众似乎都在共产党一边，今天这种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想到这些，程潜反觉得轻松多了，走和平道路的决心也大了一些。
为了便于决策和指挥，提高办事效率，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决定和平大计，程潜作出决定，于1948年12月设立了一个权力很大的核心机构——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其成员全由支持和平起义的官员担任，以肖作霖为主任，程星龄为副主任兼政务组长，张严佛为副主任兼军务组长，仇硕夫为副主任兼党务组长。
一转眼，继辽沈战役之后。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又即将结束，胜败已定，国民党内部特别是蒋性之间的矛盾更加白热化。1948年12月25日，桂系的重要首领白崇禧向蒋介石发出要求“和平解决”共党问题的电报，并指使其控制的湖北省参议会向蒋发出“政治解决”的通电，同时派李书城前往湖南联络，以便采取一致行动，向蒋介石“逼宫”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12月31日深夜，程潜急忙将程星龄召进省府，摈退左右，首先直率地说：“局势发展得很快；看来蒋介石很快就要完蛋了，我们不能临渴掘井，得早做准备。现在，李书城（老同盟会员，武昌首义时任民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已经携带白崇禧‘和平解决国是’的电报，来到长沙征求我的意见，你看怎么办？”说着将电稿递给程星龄，接着又说：“老蒋经过这几大战役，精锐之师丧失殆尽，败局已定。现在李（宗仁）、白（崇禧）倡言和平，显然是想逼蒋下野，由桂系取而代之，然后通过谈判达到划江而治之目的。桂军虽然尚未受到大的损失，但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蒋军相比。因此，我看桂系的如意算盘也许是南柯一梦而已。”
程星龄表示完全同意程潜的分析，并谈了自己的看法：“主张和平，反对内战，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强烈愿望。白崇禧想利用倡导和平来倒蒋，必将获得人民的拥护，在倒蒋之后，如果与中共和谈不成，重启战端，势必遭到广大人民更加强烈的反对，不啻引火自焚。现在颂公可以附和白（崇禧）的和平倡议，一旦他自食其言，不与中共谈判，或假借和谈拖延时间，导致和谈不成，再以兵戌相见，就让他自作自受。颂公则坚持和平到底，树一帜，定会别有天地。”
程星龄经过“杨潮事件”的磨难，变得更加成熟老练，懂得如何规避风险保护自己了，他的意思已非常明确，但就是要程潜亲口说出来。程潜当然领会，于是郑重其事地说，“星龄，你不是外人，我请你到省政府来，就是要请你为我出谋划策，在关键时刻帮帮我。你在福建的事我知道，还是保你出来的，那也不是个坏事。我想问问你，如果我想脱离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联合，你能不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程星龄感到，既然程潜敞开了心扉，自己与程潜之间再没有必要隔着一层窗户纸了，因而坦率地说：“我不是共产党，但在福建时确实与共产党有些交往，这次从台湾回湖南就是共产党的朋友去倌催回来的。回到长沙后，与他们已有些接触，只是觉得时机不到，还没有向您提及。今天，您已经把话说列这里，我当然愿意效力。”
程潜听了非常高兴，拍着程星龄的肩膀说：“好，我的决心定了，你就全权代表我和共产党联系吧。”
程星龄点了一下头，将目光在这位族兄脸上采回扫视，最后得出了结论：程潜的政治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已经开始同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拉开距离，从陈腐的封建君臣观念中挣脱出来，要与共产党接触的愿望是真诚可信的。但是，程星龄知道，情况是极其复杂的，等待他的将是难以预测的艰难险阻。因而又说；“此事风险极大，关系列我们的身家性命，必须十分机密。所以只能由我一个人负责联络，别人都不得参与。以后未到火候，颂公与左右交谈也只谈和平，不涉联共。”
程潜痛快地一挥手：“好，就照你说的办。”尽管口里这么说，其实他心里并没有这么“痛快”，而且他心目中的“联共”与程星龄讲的“联共”也有很大的差别，他是“联共”，而不是“投共”，是要通过“联共”，摆脱蒋、桂的控制，使湖南变成非“红”非“白”的“绿地”，以此在全国独树一帜。
程星龄站起来正准备出门，又回头对程潜说：“颂公。您还是写封亲笔信给蒋介石，把李书城来长沙串联的事告诉他吧。”
程潜不解地笑问：“李书城与我们无怨无仇，告什么密呢，休还怕蒋介石不知道？”
程星龄笑道：“这样，蒋总统对您就放心了，刘嘉树，杨继荣他们不就不会生疑了吗？”
“看来，你这些年是越发长进啦！”程潜说着，拿出纸笔，“沙沙沙”写出一信，第二天即让杨继荣拿信前往南京去了。
程潜思想开始转变，行动上也有了进步的表示。如停止征兵，减少征粮，开放言论自由等。特别是扣留军粮和扣留中央银行湖南分行经理两件事，更是使南京政府大为恼火。
南京政府一向把湖南当作军粮库，每年索缴1000万担以上。这不但使湖南农民不堪重负，而且使湖南财政捉襟见肘。程潜主政湘事后，对此很不满意。他新成立了省经济委员会，授意采取“装聋作哑”、“借故拖延”等策略，抗缴南京政府分派给湖南的军粮任务。省经委则把扣留的军粮，除了解决本省党政军民供应外，还卖了部分给广东、湖北等省，增加了财政收入，这事惹恼了南京，蒋介石亲自发电责令程潜去南京见他。
程潜的对策是以高调代替缴粮。他在抵达南京机场时，一本正经地对记者发表谈话：“对于挽救时局的问题，我只有‘剿匪到底’4个字可以奉告。”在与蒋介石面谈时，他又“诚恳”地说：“新建5个师需用大批粮食，加之湖南去年又遭灾歉收，所以，公粮任务大部尚未收缴，让总统操心了。但我们正在想办法，一定按期完成缴粮任务。”
程潜说得有理有据，蒋介石不好再发作。但他心中颇有疑团，于是派出中央粮食部几位委员随程回湘坐地收粮。
催粮官员催了多次，省田粮处长蒋固总是百般搪塞，就是不发粮食。以“钦差大臣”自居的粮食部官员忍无司忍，气冲冲地硬拉着蒋固来到省主席办公室，要求当面解决。当蒋固再次解释“粮食确实收不上来”时，“钦差”们声色俱厉、毫无礼貌地大声嚷道，“胡说！程主席和黄杰将军不是曾经下达提前征兵和限期完成征粮任务的紧急命令吗？你们不中用，难道堂堂省主席的命令也不中用么？”
程潜当即拉下脸来回敬道：“我们都不中用，你们几个委员中推选一位中用的来干好了。”说完摆手：“送客！”
这期间，还有一件令程潜挠头的事，就是“湖南分行事件”。那是10月底的一个深夜，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急匆匆来找邓介松，神秘地说：“辛蘅若在我家喝酒时，亲口向我透露，中央银行要把贮存在湖南分行的2万两黄金和几十万两白银全部运往上海。”程潜得报后，气愤地说：“这些都是湖南的民脂民膏，决不能让运走。”随即授意工商界将分行包围，邓介松和唐伯球、财政厅长李锐一起出面，当众封存了全部金银。但是，没想到这个措施也不起作用，两天后侦知被封存的金银还是被湖南分行经理辛蘅若偷运出省了。
程潜昕了报告更是火冒三丈，立即以长沙绥署主任的身份电令江西省政府将正在南昌的辛蘅若截住，解回长沙并关押起来。但金银已被运往上海。南京总行要求放辛，程潜不予理睬。
这些冲突，部分起因干程潜的和平反蒋思想，其结果又加深了程与南京政府的矛盾，客观上对人民是有利的，同时也为中共湖南省委进一步了解程潜提供了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