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5日。古城长沙。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程潜正和夫人郭翼青围坐在炭火炉旁边烤火，边听收音机。两年多来，国共两党斗法，程潜早巳养成了听听共产党新华广播电台新闻和时评节目的习惯，而近来正处于抉择前途的关键时刻，因而“习惯”更成了雷打不动的铁律。听着，听着，他突然瞪大了眼睛，眉毛在微微地颤动。
一、新华社公布43名战犯名单，程潜列第26位，程内心苦闷
1948年12月25日。古城长沙。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程潜正和夫人郭翼青围坐在炭火炉旁边烤火，边听收音机。两年多来，国共两党斗法，程潜早巳养成了听听共产党新华广播电台新闻和时评节目的习惯，而近来正处于抉择前途的关键时刻，因而“习惯”更成了雷打不动的铁律。听着，听着，他突然瞪大了眼睛，眉毛在微微地颤动。
各位听众，请注意！各位听众，请注意！现在播发新华社编发的重要新闻，中共陕北权威人士今天公布了第一批战犯名单，共43人，他们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何应钦、吴铁城、王世杰、戴传贤、张群、陈粟夫、陈立夫……
程潜几乎屏住呼吸，仔细辨听着每一个战犯的名字，头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程潜”，他突然听到了再熟悉不过的两个字，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双手从膝上无力地垂了下去，口里开始大口喘气。
念完后，播音员又重播了一遍。这回他默默地数了“战犯序次”，得知自己列第26位。
屋外，雪还在下，风还在刮。程潜感到今年的冬天格外的冷，格外难熬，烤着炭火，头上冒热气，后背却仍觉得凉。“我被列为战犯了，不前不后，中不溜。”他自我解嘲道。
年轻的夫人看出了丈夫内心的苦闷，紧靠着丈夫，把头倚在丈夫的肩上，握住丈夫的手，柔声劝慰道，“颂公，您也不要太忧虑了。毛泽东主席不是跟您说过，要您参加竞选，竞选不上就回湖南搞和平运动吗？说不定名单搞错了，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呢？”
望着美丽而纯朴的少妻，他摇摇头，又点点头，言不由衷地说：“但愿你说得对。”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平静，脑海里又浮现出自己与毛泽东见面交谈的情景。
程潜首先“回到”了辛亥革命的烽火岁月，那是1912年，作为同盟会少有的军事人才，程潜担任武昌前线炮兵指挥官，而年方十九的毛泽东就在他指挥的长沙新军第25混成协（旅）50标（团）1营服役。很快南北议和，袁世凯“统一”了中国，换汤不换药，毛泽东大为失望，只当了半年兵便决意退伍，继续求学探寻真理。直到12年后，国共两党合作，两人同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员，开会时偶有见面。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两人便一直未曾见面。
回忆很快转到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1945年9月。在那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毛泽东应蒋介石三次电邀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住桂园，各界要人纷纷前往会见。现在，辛亥时期的那个小伙子，已经是共产党的领袖、蒋介石的座上宾，程潜便首先来到桂园看望这个昔日的下级。一个讲醴陵话，一个讲湘潭话，乡音凝重，谈兴甚浓。不几日，毛泽东又回访了程潜，临别前推心置腹地说：“颂公是国民党元老，后面搞行宪国大选举，你应积极参选，如竞选成功，准备主持和谈，如竞选不成，就要个湖南，总可以搞和平运动……”言犹在耳，难道毛泽东忘记了么？他真的不认我这个“老上司”了吗？
程潜半躺在太师椅上，眼睛微闭着，脑子仍在不停地运转着。少夫人已拿来羊毛大衣盖在他的身上，他犹若不觉毫元反映。“战犯……战犯……”，它不但是顶可恶的帽子，将令人遗臭万年，而且戴上它的人将受到严厉的制裁。他又一幕一幕地翻阅自己的历史；反满清王朝，打北洋军阀，抗击日本鬼子，我程潜不遗余力，没有功劳总还有苦劳吧。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在北伐以后和抗战胜利以后，跟着蒋介石与中共作对啊！可是，我程潜反共是高调唱得多、实际行动少啊，我并没有什么反共的血债，没有太对不起共产党的地方呀，何况我现在不是在搞和平运动。准备与产党合作嘛？怎么能把我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陈立夫、顾祝同他们相提并论呢！
想到这里，他对中共湖南地下党究竟有几分真诚、能起多大作用，打了个大问号。是啊，蒋介石控制下的台湾决不能去，李、白的桂系也不能跟，可是跟共产党搞和平运动就靠得住么？难道偌大的中国就没有我程潜的安身之处，我奋斗几十年就是这种可悲的结局，只能亡命海外“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么？
程潜想着想着，便朦朦胧胧进入了战争梦境：他正骑在马上指挥军队突围，可是往右突，白崇禧的部队呼啦啦冒出来，往左冲，解放军更是人山人海。“撤！赶快往后撤！”程潜刚要勒转马头，却见一颗红红的子弹直冲过来射进了自己的胸膛。“啊——”程潜一声惨叫……
“颂公，颂公，您醒醒！”程潜睁开眼，望着娇妻，抹一把头上的汗水，哀叹一声：“原来是一场恶梦！“
二、“和谈八条”引起程潜周围两派激烈争论
1949年元旦，真是一个除旧布新的日子，中国两种前途命运的决战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这一天，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愿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又要求以维护刚以巩固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宪法”、“法统”和“国军”等为前提条件，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并不是要真正的和淡，而是要借“和谈”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同日，新华社全文发表了毛泽东日前写就的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献词”毫不含糊地提出：
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镣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井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遭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柬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于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泽东的声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尤其在国民党内部不啻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引起一片恐慌，派系矛盾更加激化。蒋介石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但他并不愿自动退出政治舞台。他随即采取了一个自认为一举多得的应对措施：让行政院长孙科征询各省对“和谈八条”的意见，既可以此推卸打内战的责任，堵住国民党内反战派的嘴巴（他预测多数人不会赞成八条）；又可借此宣传他的“民主作风”，改善其独裁形象，还能了解和掌握各路诸侯对共产党和他蒋介石的态度，以便日后区别对待，奖惩分明。
1月18日，孙科给程潜拍来电报征询意见。程潜当然知道蒋介石心里要什么，如表态赞成“八条”，势必得罪于蒋，宣告同蒋决裂；但如果宣布反对“八条”，又势必得罪中共和民众，给刚刚开启的和平运动增设障碍。加上“战犯名单”上有他，程潜心绪很乱，所以对如何复电南京，心里没有主见，只得将绥署和省府大员召来商议对策。同时，他也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下属们的真实态度，以便心中有数，知人善任。
其实，在程潜周围，主战派和主和派已越来越阵线分明。方叔章、邓介松、肖作霖、程星龄、李默庵、刘岳厚、邓飞黄、蒋昆、李维城（省银行经理）、张严佛、肖训等人，在共产党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正积极策动或赞成和谈。而黄杰、刘嘉树、杨继荣、王风喈（省教育厅长、CC系骨干分子）等顽固反共分子，则坚决反对程潜与共产党讲和。另有省财政厅长李锐、建设厅长王恢先等人，可算着骑墙派，既不参与和谈活动，也不表示支持再战。
当程潜宣布会议议题、请大家各抒己见后，主战、主和两派马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省府顾问方叔章首先发言：“现在的形势，我们谁都心里明白，共产党气势如虹，不可阻挡，国民党则节节败退，颓势难改。正如杜甫诗中所写的：‘无边落水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再要打下去，国民党恐怕难有什么好的结果，还是改弦更张与共产党讲和的好。”
绥署参谋长刘嘉树马上反唇相讥：“这不是长共党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吗？我们有些人，就是满脑子失败主义，什幺‘落木’呀。‘沉舟’呀、‘病树’呀，成天唱哀调，只能瓦解我们的士气，怎么能有战斗力与共党决斗嘛！”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邓介松接上话说：“在如此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分析形势。现在，共产党不但在军力上占了优势，而且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这个事实我们总不能熟视无睹。再打下去，结果是什么？我们确实不能不认真考虑啊！共军可能很快就要进攻湖南，凭我们这一点力量能顶得住吗？”
“抵抗不住，我们就上山打游击。共军在江西的时候才那么一点人，要是他们不打游击，向我们讲和投降了，他们哪有今天！”刘嘉树还是不服气。
程潜见局面太紧张了不利于今后的工作，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便有意对刘嘉树开玩笑说：“打什么游击罗，你那么大的尸坯子，4个人还抬你不起，吸烟要吸‘三五牌’的，还讲打游击，真是寻死。”引得大家哄然大笑。
绥署副主任黄杰说，“反共战争现在是受到了挫折，我们的力量也受到了削弱，但是不能说我们就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或者说无法挽回了。我们还有二三百万军队，占有大半个中国，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还怕没有反败为胜的叽会吗？毛泽东的‘八条’，决不能同意，决不能屈辱地与共党谈判，同意以‘八条’为基础和谈，就等于投降。”
绥署高参杨继荣更足叫嚷：“赞成中共‘八条’主和，就是背叛党（国民党），背叛总理（孙中山），决没有好下场，我们决不能干！”
见杨继荣如此嚣张，省保安副司令肖作霖也有点忍耐不住了，他没好气地说：“不要动不动就拿‘背叛党’、‘背叛总理’的大帽子来吓人，现在不是在研究问题吗？政府既然来电征询意见，就说明没有拒绝以‘八条’为基础与共产党讲和。总理生前就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现在和平乃民心所向，只有与共产党讲和，才能使国民党免遭厄运，正是继承了总理的遗志。”
教育厅长王凤喈不愧是唱足了墨水的反共专家，此刻他摆出一番学者的面孔，引经据典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注意。唐代的黄巢，明代的李自成，清代的洪秀全都曾经轰轰烈烈，得逞于一时，但最终都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池们依靠的是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穷鬼。再看看共产党，他们不也是依靠那些饥寒交迫的泥腿子造反的吗？依我看，共产党纵然能夺天下，其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不能被暂时的现象迷乱了眼睛，乱了自己的方寸……”
“诸位不要争了，”程潜见两派各执一词，难有结果，再争下去除了进一步激化矛盾，毫无益处，于是便说：“是战是和，事关生死存亡，不能不慎重考虑，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必要的话，我会再请大家来商议。散会。”
程星龄在会上没有发言，只是静静地听。回到家，他反复回味两派辩论的情况，越想越觉得会议开得不好，反动分子无所顾忌，倒显得理直气壮，而和平力量害怕遭到不测，不敢义正词严，难免不给本在犹豫的程潜以消极影响。因此，他觉得有必要找程潜谈淡，澄清那些模糊认识。但是，程潜公馆人来人往，很难找一个单独长淡的机会，而且很快就要回应南京，所以，事不宜迟，他给程潜写子一封长倌，将中共地下党人对自己谈话和中共报纸的观点揉进自己的理解中，重点批驳了“求和即背叛总理”和“共产党不能巩固胜利”的谬论。信中写道：“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不顾全国人民的愿望，撕毁《双十协议》和《政协决议》，勾结美国，发动全面内战，弄得国民党民心丧尽，一败涂地，哪一点不是背叛革命，背叛总理？现在同蒋决裂，正是大节所系、正义所在！中山先生总结几十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晚年手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现在决定和平起义，投向中共，不仅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且正是为了继承总理的遗志，完成总理的未竟之业，完全是革命行动、正义行动。某些人大谈‘变节’问题，恰恰证明他们是背叛革命、背叛总理的叛徒。”信中又说：“中共成立二十多年以来，经历了种种大风大浪，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到今天这一局面，决非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之类所能比拟。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宏才大略，到普通中共党员的忠勇坚忍和共军官兵整体资质，从抗日‘持久战’、‘游击战’理论到‘新民主主义’理论，无不证明它是一个成熟的，有前途的政党。那些乱拿老黄历来套现实，期望中共坐不稳江山的人，不是居心叵测地蛊惑人心，就是不屑一顾的愚昧无知。我们决不应该为他们的胡言乱语所欺骗，而要毫不动摇地按自己选定的正确道路走下去。”为了稳妥起见，信上没有写上下款，只在信末尾注明：“赐阅请付丙”，让他的胞侄程岑华誊正后连夜密交程潜。
第二天，程星龄来到省府，程潜满意地对他说：“信写得很好，刘嘉树、杨继荣是些愚而好自用的蠢东西。”随后，程潜把邓介松等人叫来，谈了他对中共“八条”的的看法。秘书处将谈话内容整理成电文，程潜又作了认真的修改后，于1月23日正式电报孙科。并登载于当日长沙《中央日报》。电文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