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依据新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使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架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从1931年到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100%，苏区损失90%。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广大红军指战员多次要求彻底停止执行“左”倾路线，并在斗争实践中，尽最大努力贯彻毛泽东“以农村为重心”的思想。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对于“以农村为重心”这一思想，在党内已有了正确的共识，这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最终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后，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仍然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寇占领的广大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陕甘宁、山东、华中等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对日寇占领的城市及交通线实行战略包围，终于迎来了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之后，在解放战争中，随着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发展到最后夺取城市的阶段，并取得了全国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架最终得以成功实现。
（二）“兵民是胜利之本”
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造就了敌强我弱的基本现实。这就是自洪秀全以降，中国一切革命运动皆归于失败的直接原因。弱小的革命力量如何才能战胜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这已成为自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战争的一大难题。无数仁人志士，都为此苦苦求索而不得其解。
然而，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却成功地解答了这一大难题。在他看来，从数量上来说，一切中外反动军队再强大也不过只有几百万人，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是个含量无限的概念。人民军队尽管弱小，但是当它与广大的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之时，就会散发出无可限量的战争伟力，就会成为淹没任何强敌的汪洋大海。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威力所在。因此，“兵民是胜利之本”。根据这一思想，中国的革命战争不但要有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助，而且必须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让军队和人民共同进行战争，打击敌人。也就是说，中国的革命战争要以人民军队为骨干，要通过依靠人民群众来推进。从形式上讲，这种人民战争既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结合，又是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的结合，更是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等等。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领导弱小的人民军队，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仅仅用了22年的时间，就打败了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反动军队，推翻了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彻底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从而完成了中国几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了近百年的伟大业绩。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毛泽东建立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是实施人民战争的主体和支柱。
古往今来，敌对双方交战，最后靠的都是军队。而军队又是执行一定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也就是说，一定的部队有着不同的政治任务。民国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袁世凯、张作霖、吴佩孚等一个个都雄霸一方，他们抓部队，信奉的是“兵为将有”，他们打仗为的是争夺地盘。虽然他们军队的人数亦不为少，但其士兵大多为抓壮丁而来，贫苦人家的子弟被迫而当兵，具有较浓的雇佣性质，根本谈不上打仗的目的性。中国近代史证明，一切反动军队的共同特点都是欺压和奴役人民，压迫平民百姓，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他们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与人民为敌，因此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最终都逃不脱失败的厄运。
吸取以往的历史教训，毛泽东一开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就建立了一支与历史上一切军队所完全不同的新型军队——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人民军队是党指挥枪，而决不许枪指挥党。其次，这支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为着推翻人剥削人的制度、为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军队，是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人民军队来源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这就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旧军队彻底划清了界线。第三，这支人民军队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生产队。也就是说，人民军队不仅仅单纯地为了打仗，除了打仗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及土地改革、建立根据地等重大任务。而且，由于人民军队中绝大多数士兵是根据地的穷苦子弟，他们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锄头能种地，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亲如一家，有一种鱼水相依不可分离的关系。最后，人民军队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对群众秋毫无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等等。
这些特征，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标志，是人民军队的优势所在，也是这支军队深受到老百姓欢迎爱戴的根本原因。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岁月，毛泽东亲自缔造和培养了这支军队。1927年秋收起义后，在率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着名的“三湾改编”，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新型军队的基础。1929年底，毛泽东又主持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从此，这支军队便拖不垮、打不散，开始在革命的洪流中不断发展壮大。
其次，动员、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使之成为淹没强敌的汪洋大海。
人民军队初建之时，军事力量非常弱小。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部队仅有1000人左右。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正式成立工农革命第四军后，部队也只有万余人。与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民党相比，人民军队真是微乎其微。但是，红军却以异常勇猛的精神抵挡住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使根据地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动员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与红军一起共同对敌。毛泽东曾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组织他们积极支援前线，将人民群众武装起来成立民兵、赤卫队、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再以有利的地形、时机，集中兵力，使敌我强弱发生变化，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取得胜利。这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与其他战争相区别的标志。在这种战争中，人民群众是人民军队依靠的力量，是革命战争的坚实基础，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依据这一思想，土地革命时期人民军队主要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进行反“围剿”战争。人民群众给红军传递信息，对敌封锁消息，武装起来，成立赤卫队，打击地主武装，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辅助红军打击敌人。
依据这一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则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动员千千万万民众参军参战，开展对敌斗争。正如毛泽东所形容：千千万万民众动员起来，日本侵略者就“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军队武装群众，成立游击队、武工队，扒据点、烧炮楼，惩治汉奸；动员人民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粉碎敌人的“扫荡”；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
依据这一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民党军队虽人数占优，器械精良，却没有群众的支持。而中国共产党却在各次战役中均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解放军开赴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援到哪里。人民群众组织担架队，帮助运送伤员；组织小车队，奔赴前线运送粮食；组织民工，修筑公路、桥梁，保障解放军畅通无阻地开赴前线。相反，脱离群众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到后来则弄到没有粮吃、没有衣穿的地步，最终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再次，实行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灵活机动，出其不备地打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游击战是一种非正规的作战形式。通常，它是指由民兵、游击队或由正规军组织成的游击部队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在具有一定回旋地域的条件下，灵活地袭击敌人的一种作战形式。在一般的军事家眼里，它只是一种战术，单纯的战斗手段。但是，毛泽东却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将它提高到战略高度，并视其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和革命成败的关键。这是人民战争又一鲜明的特征。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朱德就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基本原则。此后，根据实际斗争经验这一基本原则又被发展成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以及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歼灭战、速决战、带运动性的游击战等作战方式。在敌强我弱情况下，这种战法追求战场主动权，其最大优点在于灵活机动性。这也是毛泽东军事理论与实践的显着特点。当敌大兵压境向我根据地大举“围剿”之时，我则集中兵力，隐蔽待敌，择其弱点，攻其不备，速战速决。在根据地初创之时，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正是运用了这一战法，灵活机动，才出其不备地屡击敌人，保卫、巩固并发展了革命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日寇战斗力很强这一实际，八路军、新四军又依据各自不同的作战条件发展了这一战法。他们在作战形式上不拘一格，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歼敌方法。如：在地形复杂的山区，军民以“麻雀战”打击日寇和伪军，当日伪军进根据地后，游击队则时聚时散，像麻雀一样满天飞翔，扰乱敌人的视听，使其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在江河湖泊的水网地区，军民开展“水上游击战”，在水中、在芦苇林里时隐时现，声东击西，使敌看得见、摸不着，将敌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我则趁机歼灭敌人；在平原地区，我军则开展“地道战”，神出鬼没，使敌看不见又摸不着，我在暗处，敌在明处，出其不意地奇袭敌人。此外，不论在平原还是在山区，根据地军民们都广泛地采取“地雷战”。他们在路上，在房前屋后，在日寇任何能走到或触摸到的地方，埋上地雷，使前来根据地“扫荡”的日伪军一碰上地雷，便炸得血肉横飞，弄得他们心惊胆战，寸步难行，进得来，出不去。强大的不可一世的日寇，就这样投入了游击战争的罗网里，淹投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游击战的真谛，从政治上讲，就是依靠人民进行“游击”。如果离开了人民的支持，再强的军队，也无法“游击”；失去正义的本质上是反人民的战争，则永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威力所在。
（三）“防御中的进攻”
防御与进攻，是战争的两种基本形式。但是，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是敌强我弱，这就决定了人民军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处于弱者的防御地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说：“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他将防御提高到了战略地位，称其为“战略防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与进攻有着相同的目的性，是为了进攻、反攻而进行的防御，也是为了赢得战争最后的胜利而进行的防御。这就要求中国革命战争的指挥者们在战略防御方面做文章。
19世纪德国着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提出“积极防御”的概念，他说：“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打击组成的盾牌。”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比克劳塞维茨更进一步，又明确提出了“攻势防御”、“决战防御”、“防御中的进攻”等积极防御的全新概念，并赋予这些思想以更全面更科学的内容。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大部分历史中，敌处于战略攻势，我则处于战略守势。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要通过积极防御，集中我军优势兵力，形成我军在局部、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的以多对少，这样的战役战斗才能稳操胜券，才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也才能改变强弱对比及攻守地位，使弱小的我军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最终打破敌人的“围攻”，粉碎敌人的“围剿”，并借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形容这一防御是“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进而，他提出了“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积极防御思想。这就是“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就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核心。
毛泽东特别反对分兵把守、处处设防和平均使用兵力的愚蠢方法，这样必然陷入消极防守的被动地位。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在战场上改变敌进我退、敌攻我守、敌外线我内线的不利形势，才能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斗中的强者地位。这就是毛泽东所指的“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积极防御的主要形式是运动战。在土地革命时期，一个根据地仅一支红军队伍。同敌人相比，红军不仅人数少，而且装备差。在这种条件下，阵地战就不能是主要的作战形式，就只能采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运动战的基本特点是，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在不断的“前进”和“后退”中寻找有利的时机，创造条件，给敌人以意想不到的打击。因此，“运动”不是消极避战，而是积极创造条件。用“运动”来调动敌人，以便更有把握地消灭敌人。
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我军的积极防御战略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的。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协助红军作战，这是革命战争的一大特点。由于有了人民群众这个条件，我军因有“顺风耳”、“千里眼”，才能大踏步地前进或者后退，而进攻根据地的敌人则会步步掣肘，甚至因情报不准、信息不灵而处处黑暗，变成“聋子”、“瞎子”。而人民军队则在一定条件下，人民群众还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这一点正是敌我优劣之势相互转化的保证。
从理论上讲，一言以蔽之，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实际上就是“防御中的进攻”。但是，在实践运用中，其战法却是不拘一格、灵活多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因时、因地，产生了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
首先，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是毛泽东在积极防御中运用得最多的一种战略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