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上任后针对“富田事变”燃了两把火，两方各打五十大板。
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缺席当选为候补委中央委员。
项英要彦来去曾的老家三王沟劝他归队，争取把二十军带回河东。
彦来三请曾炳春，命中注定了的想逃也逃不了。
彦来改了方向走。他要去找刚刚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既然中央要员易尔士说过要成立，就一定会成立的。
四野茫茫，时局又这么乱，一会儿白军杀进来，一会儿红军之间又火拼，兄弟相残，他不知中央局会在哪儿，该去啥地方找呢？
彦来反复找过好多地方，他一路走过兴国于都，后来又去了瑞金，终于打听到中共苏区中央局几天前在宁都小布宣告成立，任代理书记的正是他要找寻的项英同志。
项英，原名德龙，湖北武昌人，1922年入党的老同志，中国共产党三——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后第六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当时党内地位在毛泽东之上。三0年十二月底奉中央命到江西，三一年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央决定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同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楚人项英浓眉圜眼，身材高大，见到他常常令人想起秦末在吴下起兵抗暴的项梁、项羽叔侄，特别是象高叫“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末路英雄项羽。那时的项英英气勃勃，他是受李立三之命来苏区整顿组织加强力量的。一个多月前，在上海的中央鉴于江西苏区来函反映问题不少，才痛下决心派出方面大员项英。由于路途艰难，他一路走了一个多月，但他的使命刘作抚早已知道，故要彦来去找他。
项英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就主持制定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那时彦来还没有找到他。决议没有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只是强调：“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行动，但是组织上还不能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
项英的“决议”使处于困境的赣西南特委和红二十军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紧接着，二月十九日苏区中央又发表了第11号《通告》。
《通告》中明确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辨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
苏区中央认为：富田事变双方都有错误，应该用教育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采用武力。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一月十六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后，一月十七日中央局即派人到二十军驻地永阳，向富田事变领导人宣布了中央局的决定：解散省行委，另外成立以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区委代替省行委的职权。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表示完全服从。之后，红二十军开赴永新，参加对国民党军队作战，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全部随军行动，他们在期待着中央的最后解决。
彦来决定一定要找项英同志谈一谈。
工作到午夜的项英放下笔，朝双手狠狠哈了几口气，才想起上午有个叫彦来的人说从富田来，有事要汇报，正好项英考虑如何对红二十军做善后工作，需要找个合适的人，就招手向靠在门边打哈欠的警卫说，上午我约那个夜晚来谈话的人走了没有？你看看我这记性，一工作起来就忘了。
警卫出门不远，就看到月光下大树旁有团人影，走近一看果然是上午来过的那人，在白蒙蒙的夜雾里冷得缩成棕子模样，警卫只望了他一眼，还没开口说话，他就主动站起来跟着走，一直走进那间燃着火盆的大屋也没开过口，警卫就奇怪这么个人大冷天半夜会讲出个什么名堂，还不如回家睡瞌睡免得熬灯油。
项英看见他进屋后也没打招呼，只是起身走近火盆，拿起铁架旁的一根木棍撬了撬燃烧的木炭，木棍顶端冒出一股青烟，房间里便有了丝木柴的清香，项英刚把手放在火苗上，彦来已经不请自便，一屁股坐在火盆边的条凳旁，双手抱紧膀子整个身躯尽量往火上靠，牙齿不停地打颤，好久才喊了声“好冷”，话一出口手就放松了，也象首长一样把手伸向火盆，去享受那火焰带来的温暖。
项英一直在观察他。
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硕大无朋的脑袋。
然后就是上衣袋挂的那支同样算是硕大的钢笔。
清冷的月光穿过雕花门窗泻进屋，辅得满地银白，使人想起屋外白皑皑那层薄冰，文人墨客觉得那是一番景致，眼前这落魄书生恐怕早就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了。
手烤暖了，彦来就动手去抠指甲上的污垢，扯手掌上的老茧，把那些脏东西一片一瓣的扔进火里，烧得啪哒啪哒直响，一会儿空气中就充满了种淡淡的糊味，有点像有人脱了鞋发出的汗臭，又有点象厨房里火把锅烤红了的味道。
项英鼻头也没皱一下，他在等彦来开口。
彦来说了声狗日的好冷，停了手上的动作，也没抬眼看首长，肚子里沤了好久的话一句一句流尚出来，一会儿像小溪穿过乱石滩，一会儿象山洪倾出坚固的河岸，一会儿像瀑布直下三千尺，一会儿像奔向大海的江河，深沉中带着看不见的力度，平稳中藏着不可阻止的势头，如泣、如诉，尽管闯过激流险滩九曲十八拐，仍然奔流不息，像寻找母乳的婴儿，一头扑向母亲宽厚丰腴的怀里。
首长听的过程中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神经质地反复翻动着白皙的手，把手心烤得通红，像有血要滴出来。
火盆中的木炭渐渐失去了威力，白蒙蒙的蒙上了一层薄灰，好多木炭失去了原来的棱角，软踏踏地聚集在盆底，火苗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团暗红，毫无生命力的跳耀显得很弱，完全失了规律。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彦来如吐丝的蚕，丝吐完了，自己也差不多费尽了精力，就有点懒懒散散地说了一句结束语。
“完了？”项英这才开口问，不待彦来回答，他又说：情况跟我们掌握的差不多，没有啥出入，看来我们以前作的决定出的通告是对的。
彦来就问：那我来这趟是多余的喽？
“不，不，不，情况与情况之间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嘛，你能够来，就是对党的工作负责的表现嘛。”接着就问彦来在红二十军的工作，听到他是医生时，就有点奇怪，说从国外学医回来直接到苏区工作，不简单，真是不简单哪。
彦来只有苦笑，说在国外学的是马列主义，讲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回来发现斗争不是自己的特长，特别不善于与自己周围的同志斗争，就用家传的医术混口饭吃，说好听点叫为大众服务。家传？彦来说，对，你问得对，我的爷爷是医生，叫周圣泉，在当地相当有名气，一本《黄帝内经》背得烂熟，真的到了可以倒背如流的地步，他可以双手塔脉，不用病人自己开口就能讲出毛病症结和表象，一次省城里的总督大人病了无人能治，专派人用滑杆接我爷爷上省，结果只吃了三幅药将息十多天总督大人就痊愈了，总督大人要送我爷爷百两黄金，他推辞不受，只求大人给他题几个字就心满意足了。你问啥字那么值钱？我们后人也是那么想的，我爸爸几弟兄反复问他，爷爷死不开口，说是讲不得，讲不得，儿子儿孙不晓得为好，晓得了要灭门绝种。儿子们不知是根本就没有辞金题字的事呢还是老头子别有隐情，才编了这莫须有的故事应景儿，见老头说得吓人巴巴的，只好缄口不谈，好象家中从无此事一样。不，你说得不对，我爸不是医生，他整天啥事也不干，先是躺在床上抽大烟，烟枪上的玉石嘴嘴被他的嘴唇磨得滑润无比，眼睛一看就感到它发出股诱人的光泽。开始抽上好的云土，后来就什么杂七杂八的陕烟贵棒对付，我三个叔叔也抽，若大一个家族招架不住几支烟枪，家道很快中落，后来生活也难以为继了。当时我爷爷还没死，但是已经看不得病了，就在病床上喘，临死时他大笑说早料到有这一天，黄金万两也有告罄的时候，幸亏当时没要总督大人的金子，替故人办了件好事。接着便把他的医书医案全部分给十几个孙子。见遗产没现钱，房子也早被卖光了，孙子们笑笑骂骂甩手就走，只有我收拢所有的资料自己看，我这点看病的手艺就是这样捡来的，估计爷爷是要儿孙学门糊口的技巧，他早就料到家庭以后的衰落了。
“你爷爷要总督题字是怎么回事？”项英有点好奇，觉得彦来的故事不完整，就顺便问了一句，“难道他临死也没说？”
是的，老头子临死也没说。几年之后，你要我说准确点？哦，应该是民国十四年吧？一辆黑漆漆的偷油婆（甲壳虫）型小汽车开到我家门口，那时的汽车可是个稀罕物，看热闹的人一下子就围了上去，只见车门开处出来位持文明棍穿白西服的中年先生，下车就问这是圣泉先生的家吗？对对对，老中医周圣泉。听到周先生已经仙逝，他进房到处找，墙上根本没有周先生的遗容遗照，他就哭，长声吆吆地，哭得象孩子一样伤心，哭够了才告诉我们说，那年他在省城闹革命，追随的孙逸仙先生，正准备煽动守城清兵造反，结果事败被俘，犯了死罪被扣在狱里，是圣泉先生以治病要挟总督，让总督给他写了个特赦令，把我驱逐出洋，才捡了一条性命，今日革命成功，特来报答圣泉老先生，不意来晚了。说罢又哭。
“后来呢？”
后来他就让我跟他走，先送我到上海学外文，再后来又把我送到了俄国，在一所接纳国共两党高干及烈士子弟的学校就读，我才知道那位持文明棍穿白衣服的先生叫胡敬一，国民党的中委，左派，后来他与蒋介石闹翻了，我回国四处找他，却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就和我的爱人一起，像大多数从苏俄回来的同学一样，到了共产党苏区。
项英望着他，久久没说话。
彦来说：首长问了这么多关于我的家庭情况，我想不会是没事问来消磨时间的吧？首长有什么任务，我一定拼了命也去完成，如果能为省行委或红二十军干点有用的事，能够帮上他们的忙，我一定尽力。
彦来以为首长会派他去上海向中央澄清好多事实，所以有此一问。
项英摇摇头，问：你跟二十军的头头脑脑熟不熟？都认识哪些人？哪些关系要好些？你点着指头数跟我听一听。
彦来就扳着指头从肖大鹏、刘敌、谢汉昌数起，一连数了七八个项英都没表情，见他还要往下数，干脆打断他的话问：“最近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你们红二十军有个政委叫曾炳春的，当时军务忙没出席会议，会上他被缺席选成了候补委员。这事你不知道？哦，那不要紧，听说富田事变他生病没有参加，我想问问你，你跟曾炳春关系怎么样？”
“我跟他并不熟悉，见了面打个招呼，其实并无深交。”
“两人之间闹过矛盾没有？”
“那倒没有，点头之交不可能有矛盾，他是上级，我个当医生的跟他接触过，不过听大家说曾政委人挺随和，打仗首先考虑战士的安全，肯为战士着想，因此口碑好，人缘也挺好，深得大家喜爱的。”
“这就对了，”项英说。“据我们了解，曾炳春同志现在还在家养病，我们想请他出来主持二十军的工作，二十军肯定拥护他。因为他没参加富田那一摊子事，我想一军团总前委也能接受他。现在红二十军还住在河西永阳，脱离了一军团的领导也不是个事，我们想请他过河去把二十军带回来，想来他的病也该好了嘛，你说呢？”
彦来这才明白首长一直问他家庭情况的原因，就用棍拨弄着几乎熄灭的炭火，惹得轻飘飘的灰烬四处飘扬，火焰里仿佛有双清彻明亮又饱含忧伤的眼睛望着他，眼睑上的长睫毛随着火光要死不活的闪烁一眨一跳，眼神里充满了张惶与无奈。那是紫苏的眼睛。表情与在莫斯科警察局见到她时完全一样。
火燃到尽头，炭化成了灰烬，天气不知不觉就变得极冷，彦来不知道啥时又双手抱肩恢复了原来进门的姿势，刚刚得到的体温又悄悄散去，似乎忘了首长的存在，更谈不上回答首长征求的意见了。
项英冷冷地看着他，目光冷淡中带着怜意，他用有点发僵的指头敲打着桌面，清晨的空气里便发出清脆的有节奏的声响。警卫在门外远远地站着，衣服裤子冻得铠甲般僵硬，斜背着的牛皮带发出阵阵潮气，他偏了偏生硬的脖子，想弄清楚这两个彻夜不眠的人在干啥名堂。
“我去。”彦来说。
“这就对了”，项英说，“主动请战，这一向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嘛。这本来是组织早就定了的事，我考虑了很久才决定让你去，任务光荣而艰巨呵，彦来同志。”他伸手一把抓住彦来已经发冷的手，说：“抛开其他的不讲，古人说君子一诺千金，我相信，你答应了的事一定会办好的。”说完别有深意地看了彦来胸前别着的那支硕大的钢笔帽。
接下来项英同志亲笔给曾炳春和红二十军的肖大鹏分别写了封信交给彦来。送出门来首长笑嘻嘻问彦来晓不晓得春秋战国时代有个张仪，就是跟苏秦一样出名的张仪，那是个耍嘴皮子功夫的人哟，功夫确实要得，硬是把一堆烂摊子合到一起喽，彦来同志，合纵联横，把全军统一到我们党的旗帜之下，这下全靠你喽。你当然又与张仪不同，你背有马列主义的尚方宝剑嘛，张仪能挂六国相印，彦来你把二十军拉回来应该不难嘛。
彦来说当然不难，不过首长你比喻不太恰当，张仪去做工作的是六个互不相干的国家，我要去的二十军本来就是红军的队伍，他们原来就属于一军团的建制嘛，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消除他们的顾虑，带去党组织的温暖，让他们重新归队，我相信他们也有这个愿望，首长你看他们过河西后并没有投靠老蒋，还主动与七军联系打白匪，还是红军本色嘛。
项英脸色有点难看，就说你这个同志哪，组织决定了的事去办就是了，不要那么多的瞎议论，认真去干就是了嘛。
警卫员牵了匹劣马等在大路旁，项英同志淡淡一笑，说可惜马不好，将就骑，你骑上省力点，早些赶回吉安去，记住大禹村三王沟，路上小心点，不要多事。
彦来觉得好疲倦，勉强爬上偏偏倒倒的羸马，好在这马不用鞭打，也许是自己觉得能力不强的缘故，自己甩蹄向村外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