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上班，也不能一直挂在医院，矿里就给我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孩子他妈身体也不能上班，领导也给她办了病退，我们俩一起提前退休了。本来按单位福利，我退休可以安排一个孩子当工人，可单位说孩子身体不符合招工规定，没给办，说是以后给孩子转大集体工，我们也只能这么着了。
那年政策又不允许私人承包了，老二单位归到公司里去，厂长也调走了，换了一个领导，对人员进行重新配置，工具管理员的岗位要撤，老二知道要设置统计员这么一个岗位，他就找领导自我推荐，可人家根本就瞧不上他：“我们有比你更好的人选。”把老二赶到值班室去，说原来就是安排他来值班的。值班室已经有两个女同志，情愿两班倒也不愿意多一个小子三班倒，说共用一床被褥不合适，老二表面没什么，但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值班室除了值班还得扫地、烧水、洗厕所，扫地，整个厂区除了车间和办公室之外的公共面积，那单位和钢铁打交道，废铁扔得到处都是，大块点的他提不动只好用拖；烧水，里面的工人不是抡大锤就是电焊、机床，都是重体力活，喝水就多，电水壶的水烧好了没一会儿就喝完了；厕所也是旱厕所，就在厂区内，得用皮管子拖去接水冲，老式的黑橡胶皮管子二百米长，平常卷成一团放在值班室角落，要用时他不能像别人两手合抱拎走，他也用拖，拖一头走几米，回过头换另外一头拖。我说去帮他，可他不让，说他能行，孩子他妈也说让孩子自己去做，当锻炼，锻炼参加社会的经验，我想想有道理也就不去了。值班室空闲时间多，没事时他就在值班室里看书。
在值班室待了三个多月，领导找老二，让他去搞统计。说是统计，其实还兼了不少的活：管仓库，一个五金材料库、一个钢材库和几个半成品仓库都得管，不是光发发材料就完了，厂子小，资金有限，得根据生产进度报材料计划，不然不是把资金占用了就是耽误了生产；算工资，得每天记录每个人都干了什么活，到了月底再按记录核算工资奖金，弄差错了一准闹得鸡飞狗跳；记考勤，每天记录人有没有上班，有没有迟到早退，旷工的，记起来月底扣工资；当文书，上传下达，传达会议精神，反映职工生产积极性，得写材料；当然还要统计，计划任务多少，实际完成多少等等。原来那个出纳转行做了一个多月忙得哭起来，甘愿到车间去拉板车也不做了，又换了两三个，都手脚忙乱弄得一团糟。领导这才想起老二曾经主动要求做，心想不如让他试试，就找他了。老二接手正好是五一，工人都放假，老二自己到厂子里把仓库账目边核对边整理，用了两天，第三天整理工作分配记录，按人名装订成册子……那时国庆就放假两天，加上星期天，三天休息时间都搭进去了，第四天上班，他提早半小时到厂子里，先把自己办公室地扫了桌子擦了开水打来茶泡好，然后到门口考勤。人故意趁他不注意往车间溜，想让他错记成旷工什么的扣钱，谁喜欢被人扣钱呀，人是存心找茬呢。老二也聪明，他就堵在门口，眼睛睁得雪亮，过点后，他再一个个车间串过去复核一遍，让人没地方躲。考勤后他回办公室根据派工单让人签字领材料，然后拿了单子到仓库逐一发材料，发完材料回办公室登材料账目，然后抽空把前一天检验员的检验单子、发材料的单子、退回材料的单子一一核对，看有没有多领冒领浪费材料，再把人的工作量逐笔登记到各人的册子里……说起来好像不复杂，但材料进库出库退库都得核对数量登记账目，工分超过计划或者不足的还得去查原因，都是些琐碎事，一个粗心乱了头绪再整理起来就让人头疼，他还没法安静地做这些事，他管的事不少，公司开相关的会他都得参加，连抓计划生育的会他都得去。到了月底他更忙，计划表、统计表、工资表，做好了还得往公司供销、生产、劳工、财务等等相关单位去报，去批。那时工资还都是实发，他还要领支票到银行去取现金回来发。开始人都以为老二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没想到他一切都弄得有条有理——还把以前的乱七八糟的账目都抽时间整理清楚，领导要什么数据什么材料，他本子翻出来就报，当天的，当月的，当年的，去年的，增长多少，降低多少，什么都有，老二说什么“模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是最基本的分析——他平时看那些书真没有白看，这下都用上了。这下不但厂领导佩服，公司领导也知道他有能力，总经理想把他要过去，厂领导还不答应了。那厂子里头大多数人都是和老二年纪差不多小年轻，开始还瞧不起老二，以为他是“混饭吃的”，后来看他做事清楚，有原则，对事不对人，就都和他成朋友了。老二喜欢和人交朋友，以前他在学校时也常有同学来我们家里玩，后来同学都考出去了，来玩的少了，现在他在单位又结识了朋友，我们家又热闹了。
领导重视，经常喊他开会加班，参加制定厂里的规章制度，厂长还让他着手在厂里实行计件工资，制定各种奖励和处罚，鼓励工人多干活挣钱，完不成任务的扣钱。他成了大忙人，我既高兴又烦恼。高兴的是他干得好，得到领导和同事的器重和信任，以后就有前途；烦恼是他时间都让单位占了，家里的事——不，家里的事他也没耽误。他刚走马上任的时候是五月，家里的活不多，他还轻松点。到了九月十月，家里的生意多起来了，他的时间就不够用了。不过就算是加班，他回来也把衣服都缝好，经常忙到夜里十二点多，最迟的一次是到了早晨三点多，睡不了几个小时就起床去上班了。他自己是考勤不能迟到，每天还都要早到。我是担心家里的事会影响他，会把他身体拖垮，可那缝纫除了他，别人谁也帮不上。哪想到他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居然天天精神十足，没有一点抱怨。人就是这样，只要有事做，生活就好像有了盼头，累一点也没关系，心情一样舒畅愉快。
转眼就到了1990年，知道我的脚一直没好，孩子的外婆、舅、姨，就说让我到上海去，他们帮我联系上海的医院，希望能治好我的脚。我不想去，一是不想给他们添麻烦，他们对我们真是没话说，我们家里的东西，冰箱、彩电、洗衣机，都是他们凑钱添置的，孩子要做事，老大的编织机，后来老二的电脑，也都是他们资助的，老大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为了让我们多招揽生意，他们还去批发了绒线几百斤寄过来，后来寄费涨高了不合算了才不寄了。二是我这脚要治，恐怕时间不会短，我们不在家——孩子他妈也二十年没回过老家了，也要回去看看父母——孩子要做生意要上班还要持家做家务，能吃得消吗？三是我们正在申请新房子，煤矿在街上附近建了两栋房子，我们想搬得近点好照顾生意，但因为地段好，申请的人多得要打架，分配方案贴出来几次都没通过，拖了大半年了还没分下来，我怕万一我们走了就分不到了。孩子他妈说这些事都比不上给我治伤：“孩子都已经是大人了，有什么不放心的？也该让他们自己当家了，难道要我们操心一辈子？”孩子舅舅他们也写信来劝，说他们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这个家以后还得靠我撑着，治好了脚以后做事也轻松。我想也是，早几年我住院，老大还能照顾我，现在他身体垮了，连编织都得我帮忙，孩子他妈以前还能上班，现在走路都困难，以后我有什么事是指望不上他们了，还是趁现在把我自己顾好了再说，我就同意了。六月去的，赶在学生放假前，免得车挤，老二的朋友一大群，男男女女的送我们去，孩子他妈也是他朋友背上车，其他人从不同的车厢里散开一节一节找座位，那时火车人多得座位底下都有人躺，要找个位子不容易，总算人多力量大，找了一个座位给孩子他妈坐，边上的人是到江西的，也是好人，看我脚有伤，就和我轮流坐，还没下车就把座位让给我。
到了上海，孩子他舅舅来接，他知道我们不方便所以进站台来接，可是和我们一起坐车的人又好心帮忙把我们送出车站了。车站人多得跟蚂蚁似的，我们和孩子舅舅互相没看见，我出了车站见不着孩子舅舅就急了：“是不是老二电报拍错了？”孩子他妈说不可能，说可能人多一时找不着，要多等等，我说不能等，你身体不好走路慢，磨磨蹭蹭的耽误了班车就麻烦了。我就搀扶着她走了。从车站到她家，一路上要换三趟车一趟轮渡，都是我抱着拽着硬把她弄上去弄下来，可把我给累坏了。我们到家时孩子舅舅他们正在着急呢。在站台上没见着我们，出了站台也找不着我们，他想会不会我们走错站台，又跑了几个出口去找，也找不着，没办法他只好回来了。他特意找了熟悉的司机开车去的，所以反而比我们早到家。看我们没事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怨我性子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