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北平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在西苑机场。中午时分，车队开进了保定城。看到这一支长长的车队，街上的行人都注目观看，不少人还围上来，欲看个究竟。考虑到刚解放不久，国民党特务还没有完全肃清，警卫人员要求司机开快一点。毛泽东赶忙制止说：“行人多，车开快了会撞人的。老百姓看看有啥不好？过去日本人、国民党的汽车，老百姓不仅不看，可能还要躲得远远的。”
下午，车队来到了河北涿县。凌晨两时许，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将换乘火车，直驶北平。
3月25日清晨，天还未亮，火车到达丰台。借着星光，可以看见北平的城墙。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若有所思地说：“整整三十年前，也就是‘五四’运动那一年，我就来过北平，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来的，有幸在北京遇到了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正是得到了这二人的教育和影响，我才找到了马列主义并决定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如果没有他们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对李大钊等革命前辈，他充满了怀念和敬重的深情。
天色大亮的时候，火车到达清华园车站。毛泽东等人遂改乘汽车，到颐和园益寿堂，出席北平市委举行的接风宴会。宴会上毛泽东兴致很高，他举起酒杯，建议大家干一杯，庆祝今天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暖暖的春阳，映照在毛泽东宽阔的面庞上。他信步走出房门，仰望无际的碧天。从此，毛泽东不仅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人，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的身份，出现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开始领导建设新中国艰难曲折却又壮丽伟大的事业。
2彻底粉碎美蒋阴谋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为了达到与中共“划江而治”的目的，继续发动“和平”攻势。1月22日他发表文告，表示愿意以中共方面所提的八项条件进行商谈，并发布了旨在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民主”措施。但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权力仍然操纵在蒋介石手里。他离职前，将其死党安置在江苏、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广东等省，并加紧调整战略部署，企图负隅顽抗。李宗仁的“和谈”毫无诚意，其目的在于阻止人民解放军过长江，使中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
1月26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布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予以释放。而南京政府发言人则指责中共拖延谈判，延长战祸。为此，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重要谈话，严正指出，“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之后，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指出，“八条不是抽象的条文，要有具体的内容，目前这一短时期内还是大家想一想要紧，为此耽误一段时间，人民也会原谅的。老实说，人民的意见是要好好地准备这一次谈判”。南京政府现在不是无事可做，应立即逮捕战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只有这样，“才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认真地做了一件工作”。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明确了惩办战争罪犯的具体内容，从本质上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和谈”的虚伪性。
然而，本来就没有和谈诚意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毛泽东的警告置若罔闻，不但在1月31日将冈村宁次释放回国，而且还决定把260名日本战犯送回日本。国民党南京政府发言人称这是司法问题，与“和谈”无关，更不能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对毛泽东要求逮捕战犯蒋介石一事，认为态度不够慎重，乃节外生枝。
2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指出：“南京反动政府在要求‘和谈’的同时，宣布冈村宁次无罪，在中共要求对其予以重新逮捕之后，又把他和260名日本战犯送往日本”，这些“不但对于和平谈判毫无建树，而且确确实实地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八条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释放冈村宁次这件事情。一月二十六日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应提出了，就与和谈有关了。一月三十一日你们接受麦克阿瑟的命令，又将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连同冈村宁次一起送往日本，就更与和谈有关了”。
毛泽东又指出：“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在第一条件中增加惩办日本战犯一个项目。这样，这一条就有两个项目，即是：(甲)惩办日本战争罪犯；(乙)惩办国内战争罪犯”。这完全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最后，毛泽东指出：关于叫国民党在谈判之前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和防止其逃跑的问题，不是谈判的先决条件，而“是你们承认惩办战犯一条为谈判基础之后自然产生的要求。叫你们逮捕，是怕战犯们跑掉”，“当你们辛辛苦苦地派出代表团和我们讨论惩办战犯问题的时候，战犯们已经跑了，那末，还谈什么呢？”毛泽东的这个声明，再次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和谈”的虚伪性，同时将惩办战犯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了。
在幕后操纵实权的蒋介石，采取了孤立李宗仁的策略。李宗仁的所谓培养和平空气的措施一项也未能实施。1月29日，国防部参谋长顾祝同密令各军，应下最大决心，与中共“势不两立”，进行长期战争。2月5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叫嚣继续战争。2月9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发表书面谈话，提出“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要求实现“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2月13日，国民党中宣部发出《特别宣传指示》，叫嚣“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国民党由“呼吁和平”变为叫嚣战争。
为此，毛泽东撰写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高喊“全面和平”？》一文，指出：“叫喊‘全面和平’最起劲的反动派，原来就是最缺乏全面立场的反动派。一个国防部政工局可以和国防部互相矛盾，又可以和它的代总统互相矛盾。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他们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所谓‘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们既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争。全面的力量是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这一方面，不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方面。”
次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撰写了《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两星期以前急于谈判的神气再也见不到了，由呼吁“和平”变成了呼吁战争；国民党死硬派也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人民的新中国即将出现。2月18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李宗仁、孙科推卸战争责任的言论，撰写了《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的评论，对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驳斥，使其假和平的阴谋暴露无遗。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国共谈判问题作了重要阐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利益的”；“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要的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