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区域现代化，就是以一个特大或大城市为中心，以若干个中小城市为纽带，带动一片小城镇，带动实现了规模经营的农村，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现在的北京、天津、唐山、大连、鞍山、沈阳地区，烟台、青岛、潍坊地区，上海、南京、杭州地区，珠海、广州、深圳地区，福州、泉州、厦门地区，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区域现代化的雏形了。这些现代化区域正在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推进。
就全国来说，第一步已经普遍实现了；第二步在发达地区也基本实现了，正在向中西部推进；第三步也在实现中，如果这几年户籍制度等改革能够顺利推行，第三步将在2000年左右在东部沿海地区实现。
这条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开辟出来的。这是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它避免了羊吃人、血与火的过程，避免了两极分化、沦为无产者的过程。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场社会大变革。
这条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我看取决于两条：一是在地方上要有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敢于和善于坚持这条道路，坚韧不拔地走下去，一步步前进；二是要有顺畅的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舍此，仅靠地方无力回天。因此，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农村的现代化，而农村不现代化，全国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现在就已经遇到问题了，由于农村改革成功在前，城市改革相对滞后，并且效果又不很理想，所以这十多年来，总的政策是向城市倾斜的，农业投入下降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也扩大了，再加上流通领域改革不力，少了赶、多了砍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养鸡生蛋的不如倒蛋的；养猪的不如杀猪的，杀猪的不如卖猪肉的；种菜的不如贩菜的。这就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特别是生产粮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的积极性，粮棉生产徘徊，供给出了问题。
现在，全国总的改革、发展形势是好的，连续3年GNP增长速度超过10%，世界为之瞩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集中攻关，这个难题解决了，我们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将更上一层楼，反过来又会促进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使两翼齐飞，最终走上城乡一体、城乡融合的道路。前景是乐观的。
(三)晋江的经验
我们这次研讨会是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晋江)研讨会。我们几家发起单位，春天就决定开这个会议。晋江在农村发展道路上创造了第一流的成绩，走出了一条贯彻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符合晋江市情的道路，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这些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对推动当前农村的全面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大家来了，听了施书记的报告、介绍，看了省、地、市三级总结的材料，实地参观考察了青阳、陈埭、安海等5个镇的状况，都有了较深刻的印象，都觉得好。晋江到底好在哪里，晋江的经验主要是什么？晋江模式、晋江道路到底指的是什么？今年春天，我们在这里考察了一周，我当时提了以下四个问题一是晋江人多地少，地也不好，原来是个高产穷县，为什么短短15年功夫，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走过了别人一般要走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靠的是什么二是按一般的规律，经济基数越大，发展速度越慢，为什么晋江市越发展，发展的速度越快三是80年代初晋江创造了晋江模式，走在全国前面。现在全国农村城市化、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遇到了难题。晋江在城市化、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又走在头里，为什么四是全国各地区大多数县市的发展一般都是时起时伏的，而晋江始终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快速的发展，为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这次会上，许多同志都讲了话，从不同的侧面做了回答。今天我们从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角度来看晋江的经验，晋江的道路，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1.找到了一条正确的符合市情的发展道路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扬长补短，自己创造条件，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转化，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
10多年来，他们从学习人家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及时利用本地优势，以“三闲”起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创造了以联户办为主的晋江模式，逐渐走到了全国前列。近几年又在办工业小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掀起了建设小城镇的高潮。这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因此发展得很顺。这样大的发展，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再过几年，晋江的面貌又会有一个大的改变晋江的经济社会又会有一个大的飞跃。
2.有一个以市委为核心的好的领导班子
晋江有好的条件，可以打台胞、侨胞的牌，有传统的经商精神，有位居沿海、靠近厦门等大城市的优势。但是，这些好条件要有人来利用，要有人带头，要有人领路。这个带头领路的人就是晋江市委。这个市委班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不是一届，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连续四届正如郁昭同志说的，不是一届否定一届，而是一届继承一届，后一届在前一届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3.有一个符合历史潮流的晋江精神
晋江人在地不多、地不好的条件下创造了如此好的一流成绩和速度，是有一个精神在支撑着。这就是晋江精神。市委提出了“诚信、谦恭、团结、拼搏”8个字是很有见地的，也符合晋江的实际。
诚信是晋江人立身、处世的精神。这在市场经济社会是十分重要的，讲诚实、讲信用是商业社会的基本要求。
谦恭就是不自满，永无止境，就是要学习他人。
团结就是力量。打天下要团结，建设天下也要团结，市委班子要团结，工厂、企业、单位要团结，家庭也要团结。
拼搏最能体现晋江精神。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只有拼搏才能发展，只有永不满足，继续拼搏，才会有晋江的持续发展。
此外，晋江人还有市场经济头脑，善于抓市场机遇；有风险意识，敢冒风险；有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有质量意识。这些精神培养了整整一代人，是晋江发展的力量源泉。
4.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当前最值得总结的晋江经验就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目标。
现在，有的地方情况很不好，经济上去了，但犯罪增加，就会不安宁。经济上去了是好事，但只有经济上去了，别的都一团糟，社会风气变坏了，还有什么意义？富裕不等于幸福，增长不等于发展。在抓经济的同时，抓社会全面进步，是晋江的一个重要特色。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适时地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抓科技、社会事业、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成功的经验很有总结和推广的意义。
晋江的经验是发展的。社会在发展，经济在进步，经验也在实践中创造。过几年，晋江就会有新的变化。但对晋江目前的经验适时作些总结，这不仅是晋江自身继续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加快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是很有好处的。如果全国1/3的县市发展到晋江这样的水平，中国的社会就会有一个大的飞跃。
我相信，这样的期望一定能变成现实。
(1995年6月21日)
同乡、同学、老朋友
胡福明同志是我的同乡。他是无锡县长安乡胡巷村人，我是无锡县坊前乡最北头的农丰村北钱巷人，两村相距只十多公里可说是小同乡。无锡旧俗，称住在县城里的人叫城里人；住在集镇上的人叫街弄上人；住在农村里的人叫乡下人。我们小时都生活在无锡东北部，都是农家子弟，是道道地地的乡下人。
我们俩人年龄相仿，都出生在抗日战争前，小学是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上的。那时的无锡虽号称富庶，但文化教育并不发达，农村里已有村小和完小，中学都办在城里或大的镇上。锡东是农业区，较锡西穷，我们两家附近都没有中学，要上中学必须住校，学费和住宿、膳费都很高，一般的农家是供不起子女上中学的。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无锡解放，人民政权建立，进行土地改革，农村经济发展很快，解放那年，福明同志14岁，我16岁，正是上中学的好时机。解放初，人民政府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设立助学金制度，支持鼓励贫寒家庭子女就学那时还没有后来的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限制，农村青年同城镇青年一样，可以平等地投考无锡市里的最好中学，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机遇。他先考入无锡师范学校，我的经历比他坎坷，在当了年多学徒后，1950年我参军了，1954年回乡插班考入无锡公益中学读高中。都是靠助学金制度完成了中学的学业。
1955年福明同志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1959年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1962年毕业。我1956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仪器系，翌年再考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年毕业，我们在北京大学同学两年。
一般的规律是，政权更迭，社会制度变革，引起社会结构的大变迁，社会大流动，改变了原来的流动格局和顺序，使一些原来在底层的民众，特别是青年，有了上升流动的机会。1949年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人民政府，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社会结构大变迁，需要大批新的人才和干部。福明同志和我都遇上了这样的好机会。应运而起，从一个农家子弟，考上了中学，考上了大学，考上了研究生，一步步地成为国家干部，成为学有专长的人才。
相同的农家出身，相同的经历和学历使我们相知，但我们真正相识相知相交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1962年，福明同志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工作。我1962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哲学所工作。1978年春天，哲学所在北京主持召开理论研讨会。福明同志专程来北京参加会议。我那时已经投身于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只参加了半天会，所以虽然同在一个会上，并没有相识，失之交臂。会后，福明同志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文章，在理论界，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常为我的老乡、校友、同行有这样的大贡献而感到骄傲。
我虽然是学哲学、研究哲学出身，但自改革开放以后，就专门从事农村改革的调查和研究，1987年以后，奉调到社会学研究所，以后长期在社会学系统工作。哲学界的许多活动很少参加，所以也就失去了同福明同志直接交流的机会，1988年，我们同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纪念大会优秀论文的获奖者，但只是同在领奖台上，相识而还没有相交。
1993年，我同福明同志同时被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同在江苏省一个代表团里。全国人大每年3月要开半个月左右的会议。会议期间，除了5～6次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主要活动都在各省代表团里，同一个代表团的代表又同住在一个宾馆里，在那些天里，我同福明同志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交往的机会就多了。
我同福明同志彼此都是相知的，所以，可说是一见如故。对很多实际问题、理论问题看法都是一致的，常常谈到深夜。有了头几次的交谈，以后每逢开会，往往第一天见面就谈个没完，有说不完的话题，很快就成了知己。
从1993年以后，不仅在人大会上，而且在北京、在江苏、在外地，我们的交往就多了。人是这样的，不相识的时候，往往在一起相见了也不知；以后认识了，在不同的场合都会碰面，就觉得见面多了。
有几件事使我难忘。
福明同志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1982年出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84年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并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社科院院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他是一个省的重要领导干部，党务、行政工作繁忙，但是他胸怀全局，关心国际和国家大事，重视理论研究，关注学术界的动向，保持着一个学者的严肃思考。同他谈话，他对国内外形势、实践发展、理论是非，常有独到的见解，明确的判断，对问题条分缕析，有典有故，头头是道，听了真是一种享受。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着重研究和思考中国现代化问题。他不仅自己读书和调查研究，而且组织了一批江苏省和南京的学者，进行这个重大问题的探索和研究，还组织主持召开了几次全国规模的现代化问题的理论研讨会，约请全国的同行、专家、学者参加，集思广益。其中一次是1995年夏天，在江苏省无锡县召开的，结合现代化理论专门研讨苏南现代化问题，我也参加了。胡福明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苏南现代化、苏南模式和乡镇企业改制等问题的报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讲得很好，现在看来，还很有预见性，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当时就讲到了。
1994年，福明同志主持、组织编写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年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他主持、组织编写了一套共10本的《中国现代化丛书》，就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当今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独特道路，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科技教育、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作了总体性全面系统地论述。
福明同志亲自作了序言，1998年由南京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的面世，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有几本，我是读过的受益匪浅，对我后来就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很有帮助。这套丛书的出版，对江苏省执行中央关于沿海发达地区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指示，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得到了理论武装，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福明同志主持组织了一批学者，对现代化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和研究，不仅出了这套丛书这样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而且培养了一批从事现代化研究的人才。之所以江苏省在现代化理论研究方面一直处于较领先的地位，不断有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论着出版，这与当年胡福明同志倡导、组织现代化问题的研究，特别是精心选拔了一批中青年学者，身体力行地加以培育，造就了一批现代化问题研究的专家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