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试着推究一下上边所说诸利产生的根源。它是从那里产生的呢？是从人们互相仇视互相残害产生的吗？一定会说不是这样，一定会说从爱人利人所生。分辨一下天下爱人利人的人，是不相爱呢？还是相爱呢？就一定回答说相爱。既然是这样，那么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钟爱不就一定是产生天下大利的根源！所以墨子先生说：“兼爱是对的。而且过去我曾经说过：‘仁德之人办事，必须努力兴办对天下有利的事，除去对天下有害的事。现在我考察兼爱所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先生说：“相恶是错误的，相爱是对的。”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现在我正要探讨为天下兴利的办法并且实行它，这个办法就是以兼爱来治理国家。因此，大家都能耳聪目明相互帮助了解情况；大家都会用强壮的身体相互帮助办事，而且有了好的方法也会相互教诲。所以，无妻无子的老人，有人侍奉赡养而终寿天年；失去父母的幼弱孤儿，有所依靠而能长大成人。现在以兼爱来治理国家，它的利就在这里。不知道天下的士人听到兼爱而指责它，是什么原因？
然而天下的士人指责兼爱的议论还没有停止。说：“兼爱即使是好的，虽说是这样，难道可以实行吗？”墨子先生说：“如果不能实行，即使我也会指责它”。况且哪里有好的主张不能实行呢？姑且试着让主张兼爱和主张兼恶这两种人都去实行吧。假设有两个士人，让其中的一个人实行兼恶的主张，让其中的一个人实行兼爱的主张。实行兼恶的人就说：‘我怎么能看待我朋友的身体，像看待我的身体，对待我朋友的双亲，像看待自己的双亲？’所以他回过头来看见他的朋友饥饿的时候，就不会给他饭吃，受冻时，就不会给他衣穿，有病时不去侍养，死的时候不会埋葬。主张相恶的人讲的说的就是这样。主张兼爱的士人的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说：‘我听说作为天下品德高尚的人，对待朋友的身体一定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对待朋友的双亲像对待自己的双亲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天下道德高尚的人。’所以，他们回过来看见自己的朋友，饥饿的时候就给他饭吃，受冻的时候就给他衣穿，有病的时候就侍养他，死了以后就为他送葬。兼爱的人的主张是这样，行为也是这样。这两个士人，是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吗？倘若这两个人言而有信，行而有果，使他们的言与行就像符节一样契合，就没有不能实行的主张。既然是这样，请问：现在这个地方有平原旷野，人们将披上铠甲戴上头盔去参加战斗，是死是生不可预料；又有君主派大夫远使巴、越、齐、荆，去了以后结果不可预料，那么请问：家人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能否回来，奉养亲人，提挈妻子儿女，将寄托给谁呢？究竟是托付给主张兼爱的人呢？还是托付给兼恶的人呢？我认为在这样的时候，无论是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不是主张兼爱的人，一定会寄托给兼爱的人身上。像这样说话非议兼爱，行动上选择兼爱，这就是言行不一呀。我不知道天下的士人听到兼爱而非议它的作法，原因何在呢？
然而，天下的士人非议兼爱的言论，还不能制止。说：“抑或可以用这种言论选择士大夫，但是不可以用这种言论选择君主啊！”姑且让这两种主张都试行试行吧。假设有两位国君，让其中一位国君主张兼爱，让一位国君主张相恶，因此主张相恶的国君说：“我怎么能拿对待自己的身体那样，去对待万民的身体呢？这样做不是太不合天下人情了？人生在世上的时间没有多长，譬如就像四马之车飞驰而过缝隙一样短暂。”所以回过头来看到他的百姓挨饿，就不会给他们饭吃，爱冻就不会给他们衣穿，生病时不会侍养他们，死后不会给他们安葬。主张相恶的国君的话这样说，行为这样做。主张兼爱的国君主张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做天下的英明君主，必须先为万民之身着想，然后才可以考虑到自己。只有这样做，才能成为天下英明的君主。”所以回过头来看见他的百姓，挨饿就给饭吃，受冻就给衣穿，有病侍养他们，死了以后为他们安葬。
主张兼爱国君的话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像这样两位国君，他们的言论与他们的行为不正是相反吗！假使这两位国君，言必有信，行必有果，使他们的言行相符合得就如同符节一样契合，无有讲过的话而不能实行的。既然是这样，请问：假如现在有瘟疫流行，百姓多有劳苦冻饿，死于沟壑之中的，已经数不胜数。不晓得百姓若从这两位国君中挑选一位，他们将跟随哪一位国君呢？我认为在这样的时刻，无论是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是反对兼爱的人，也必然会跟随主张兼爱的国君。言论上反对兼爱，实际上选择兼爱，这就是言行不一。不知道天下的人之所以听到兼爱而非议它，其原因何在呢？
然而，天下的士人非议兼爱的言论，还不能消除。他们说：“兼爱既讲仁，又讲义。虽然是这样，难道可以实行吗？我说兼爱不能实行好比挟泰山而垮越长江、黄河。所以兼爱虽然是一种良好的愿望，那么这难道是能做得到的事吗？”墨子先生说：“挟泰山而垮越长江、黄河，自古至今，有人以来不曾有过。现在我们讲的兼相爱，交相利，这是从先圣六王的时候就亲自实行过的。”怎么知道先圣六王的时候就亲自实行过呢？墨子先生说：“我不与先圣六王并世同时，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见到他们的面目，我是从他们书写的简帛上，镂刻在金石上，雕琢在盂盘里，传留后世子子孙孙的文]献上知道的。《泰誓》上说：‘文]王像太阳像月亮一样照耀，光辉普照四方，普照西方的土地。’这就是讲文]王兼爱天下的广大百姓，像太阳、月亮普照大地，而没有一点私心。”这是文]王的兼爱，墨子先生所讲的兼爱，是从文]王那里学习来的。
况且不只是《泰誓》中这样记载，《大禹谟》中禹的誓言也是这样。禹对大家说：“你们大家，都听我说，不是我这小子，敢横行作乱，而是苗民蠢动，上天惩罚他们。现在我就率领你们诸邦君长，去征讨有苗。禹征伐有苗，不是为追求尊贵福禄、娱乐耳目，是为了求得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这讲的就是禹的兼爱。墨子先生所讲的兼爱，是从大禹那里学来的。
况且不仅仅《大禹谟》中《禹誓》上这样记载，《商书·汤诰》上汤也这样讲：“只有小子履我，敢用黑色的公牛，祭告于黄天厚土说：
‘现在天大旱，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得罪了上天，今有善事不敢隐瞒，有罪也不敢宽免，这些上天心里都清清楚楚。万方有罪，都由我来承担，不要累及天下百姓。’这是讲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尚且不怕以身为牺牲敬祀上天，并奉祀祝告上帝、鬼、神。”这就是汤的兼爱。墨子先生所讲的兼爱，也取法于汤啊。
况且不仅仅大禹的誓言和商汤的言辞是这样，周人的诗上也有这样的话。周诗说：“圣王之道多坦荡，不偏私情不结党；圣王之道治天下，不结朋党不偏私。圣王道直似箭竿，圣王之道平如砥，君子行王道，百姓效法随王去。”如果我说的话与道不合，那么古代文]王、武王施政公平，赏贤罚暴，不偏私父母兄弟也是这样。这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兼爱，墨子先生所讲的兼爱，是从文]王、武王那里学来的。不知道天下的人之所以听说兼爱而非议的，那是为什么呢？
然而，天下的人非议兼爱的言论还不能消除，说：“抑或兼爱不符合孝敬父母之利，而妨碍孝道吧？”墨子先生说：“姑且让我们试试考察孝子为父母着想的本意。我不知道孝子为父母着想，是希望别人敬爱和有利于他的双亲呢？是希望人们憎恶和伤害他的双亲呢？
以兼爱之说观之，当然是想让人敬爱和有利于他的双亲。既然是这样，那么我首先应该怎么做才能得到它呢？假如我先做有利于和敬爱别人双亲的事，然后别人再报答我敬爱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还是我先做憎恶别人双亲的事，然后让人报答我敬爱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看来必须我先做敬爱和有利于别人双亲的事，然后别人报答我以敬爱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啊。然而这样交相爱、交相利的孝子，果真做不到吗？不能先从事敬爱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吗？抑或天下的孝子都是愚蠢的人而不值得尊重他们为善良呢？姑且让我们考察一下先王的书上是怎么说的吧”。《诗经·大雅·抑》诗里说：‘没有什么声音不回应，没有什么恩德不报答，别人拿桃作贺礼，我用李子报答你。’这就是说爱别人的人一定会被别人敬爱，而憎恶别人的人必然会被别人憎恶。不知道天下的士人，之所以听说兼爱就非议它，其原因何在呢？
或者认为因为困难而不可以实行吗？不是还有比这更难的事也可以做到吗？从前楚国灵王喜欢细腰，灵王在世的时候，楚国的士大夫每天仅吃一顿饭，用力扶着东西才能站立起来，扶着墙才能走路。
节食细腰本来是难做到的事，然而因为这样做灵王喜欢，所以没有多长时间，民间的风俗就变了，这就是为了迎合君主的欢欣。从前越王勾践喜欢勇士，训练他的将士臣下三年，认为自己还不了解它的效果怎样，于是故意放火烧船，擂鼓激励将士上船救火。将士们前仆后继，倒在水火中死的不计其数。这时停止擂鼓而让将士退下来，越国的将士可谓不惧怕了，因为焚身是他们难以做到的事，没有过多长时间民风就变了，就是为了迎合国主。从前晋文]公重耳喜欢穿粗布做的劣质衣服，晋国的士大夫就穿粗布衣服和母羊皮裘，戴厚帛做的帽子，穿粗制的鞋，这样的穿着可以朝见晋文]公，可以出入朝廷。士大夫穿这样粗糙劣质的衣服是难以做到的事，然而因为晋文]公喜欢，没过多久，百姓就改变了习俗，这就是为了迎合国君的要求。所以，减少饮食、焚烧船物、穿粗制的衣服，这是天下最难的事，然而，因为国君喜欢，没过多久百姓的习俗就改变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为了迎合国君的爱好啊。至于现在我们讲的交相爱、交相利，这是有利而且容易做到的事情。这些事情多得不可胜数，我认为只是没有国君的喜欢罢了。如果有国君喜欢它，勉励实行并给予奖赏和赞誉，用刑罚威慑民众，我认为民众对于兼相爱、交相利，会像火一样光焰烧天，像水一样一泻直下，在普天之下是无法防止的。
所以说兼爱是圣王的治国之道啊，是王公大人之所以安逸，万民衣食丰足的根本。因此国君不如考察兼爱而努力实行它，这样做国君对下必然会实行恩惠，为臣下的一定会忠于国君；做父亲必然慈爱儿女，做子女的一定敬孝双亲；为人兄长的必然友爱弟弟，做弟弟的一定敬重兄长。所以，君子如果想当聪惠的君主、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就应当主张兼爱、实行兼爱。这是圣王治理国家的大道，而对广大民众有大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