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性最喜群居，不能孤立独处。只是和父子、夫妇共同生活，尚不能感到满足，还要同广大群众往来。交际越是广泛，越是感到幸福，这就是人类交际的起因。一个人既然处在世上，成为交际的一员，就有他应尽的义务。世界上的原因，如工业、政治、法律等，都是为着人类交际而设立的，若是人们互不往来，就都不必要了。政府所以制订法律，是想防治坏人，保护好人，使人类的交际得以安全进行；学者所以着书，是想启发后辈的智慧，以保持人类的交际。古时中国人说过：“治天下如同分肉，必须公平分配”；又说：“铲除院里的草，不如扫除天下”。这就是旨在改进人类交际的名言。凡人苟有所得，都愿意对社会有所贡献，这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也有人在无意之间做些好事，让后世子孙深受其惠。正因人类具此性格，才能尽到人类交际的义务。如果古代没有此种人物，我们生在今天就得不到现代文明的好处。父母留下的遗产，不过是地上之财产，一旦消失便成泡影；而世界文明遗产，则系所有古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其伟大之处，岂是地上的财产所能比拟？对于这种恩惠，现在我们找不到称谢的对象，犹如人类生活所必需的日光和空气不必用金钱换来而十分贵重一样，享受的人只能称之为前辈古人之恩赐。
在开天辟地之初，人智未开，恰似无知无识的初生幼儿。比如制造面粉，最初是将麦粒放在石头上用石捣碎。其后经人改善，把两块石头磨成扁圆形，中心掘一小孔，在一块石头的孔中安装木制或金属品制的轴，放在下面，把另一石块放在上面，再将下面石块的轴装入上面石头的孔里，把麦粒放在两石之间，转动上面的石块，运用石头的重量来碾碎麦粒，这就是磨子。这种磨子是由人推动的。以后逐渐改进磨形；并改用水车风车之力，最后又用蒸汽之力，日臻便利。
世上无论何事都是这样向前推进的，昨天认为便利的，今天便觉笨拙，去年认为新颖的，今年便觉陈腐。试看西洋各国的进步情形，其各种各样的电气和蒸汽机器，没有不是日新月异竞相改进的。岂仅有形的机器为然，在另一方面，人类的智慧愈开，则交际愈广，交际愈广，则人情愈和，因此就用国际公法来限制战争。同时经济之学日盛，政治商业之风一变，学校的制度，着作的体裁，政府的措施和议院的会议，皆愈改愈精，全无止境，试读西洋文明历史，从1600年到1800年的二百年间，其长足发展的情形，实在令人惊叹，简直令人想不到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若究其进步的根源，无非是古人的遗产、前辈的恩赐而已。
日本的文明最初来自中国和朝鲜，后经国人努力钻研琢磨，才达到近代的地步。西洋学说远在宝历年间即流入日本(参阅《兰学事始》)，晚近由于和外国开始往来，才盛行起来。教洋学，译洋书，人心趋向大变，从而改组政府，废除藩治，遂有今日之局，再次打开了文明之端，这也不能不说是古人的遗产、前辈的恩赐。
如上所述，自古以来，以脑力和体力劳动在社会上做些事业的有志之士，本来不多。就现在的眼光来看，也不能说这些人是只满足于自己的丰衣足食的人。我认为这都是些重视为人处世义务而志向高尚的人。现在的学者从这些人物那里承受了文明的遗产，如能站在进步的前列，其进展是无止境的。再过数十年，到了未来的文明之世，必然会使后人象我们今天推崇古人一样敬仰我们的思泽。所以生当今世，必须给后代子孙留下生动的事迹，责任非常重大，岂能以念几本教科书之后经商、做工、或充任小吏，每年收入几百元的报酬，借以仰事俯畜、维持家人生计，就心满意足呢？似此虽不损害他人，但亦对他人无益。此外建功立业要遇机会，机遇未至，有能力亦莫由施展。此种例子，古今都有不少。例如我们明明知道我的故里近邻中也有英俊的人才，固然用现在的眼光来批评这个人，或者可以指出其言行或方向有不少错误，但此系潮流使然，而不是他个人之罪。其实他不是没有能力，只是不幸，生不逢时，以致满腹经纶一筹莫展，潦倒一生，无补于世，真是遗憾。今日则不然，如上所述，西洋学说逐渐盛行，终于推倒旧政权，废除藩治。我们不能把这种变动只看成是战争的结果，须知文明的功用不能以一场战争而了结。所以这次变动不是战争所引起，而是文明所促成的人心的动荡。因此战争虽已于七年以前结束，其痕迹已消失，但人心之动荡依然存在。一切事物必须有引导的力量才能推动。首倡学问之道，把天下人心导向高尚领域，目前尤为大好机会，所以逢此机会的人，即现在的学者应该为着社会的福利而努力。
(五)劝学篇第十篇
赠中津旧友(续前)
前编曾将学问的旨趣分两类加以讨论。大意是说吾人不可只求满足一人一家的衣食。因为人们生来就赋有比此更高的义务，那就是必须投入人类社会，并以成员之一的身分，努力为社会服务。
研究学问时立志必须远大。做饭，烧洗澡水是学问，议论天下大事也是学问，但解决一家的生活易，而筹措天下的经济难。大凡世界上的事物，易得的不足为贵，物品之所以可贵，是由于得来不易。而据我所知，现在的学者似有舍难就易之弊。在从前的封建时代，学者或有所得，但因社会上的机会似乎很有限，无法施展其所学，便不得不再求上进。这样的学风虽不甚好，而其勤于读书，力求渊博之处，诚非现在的人所能及。现在的学者则不然，他们是边学边用的。例如当了三年洋学生，仅学到一些普通历史知识，就号称洋学教师，可以开设学校，又可以受聘充当教授，或担任政府官吏，获得大用。还有更容易的就是念几本流行的翻译书，在社会上到处奔走，听些国外新闻，即进行投机，并且一登仕途，就摆起官架子来。如果这样的情况形成风气，那么世间的学问就绝对达不到高深的境界了。用轻视的笔调来形容学者虽非所宜，但如替这些人算一笔账，就可以知道他们入学读书一年，所费不过百元，三年之间不过投下资本300元，出校后一个月就能获得六七十元的利益，这就是洋学生的生意经。至于那些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而作官的人，不用花费300元的本钱，则每月的薪金就成了纯利。世界上哪里还有利益这样大的买卖呢？恐怕就是高利贷也要退避三舍了。原来物价的高低是根据需要的多寡而定的。现在从政府机关起，各方面都急于使用洋学生，因此他们很行时。当然我并不敢责备那些洋学生投机取巧，也不敢诽谤使用者方面的蠢笨，只是认为这些学生尚须艰苦忍耐三五年，认真努力求得实学，然后任事，才能有大的成就。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全国的智德增进，也才能和西洋各国的文明争个短长。
现在的学者是为了什么目的而从事学问呢？不是说为了追求独立不羁和自由自主的权利吗？既然谈到自由独立，自然也必须考虑到义务。所谓独立，不仅是居住一所房屋，衣食不仰赖别人而已，这只是内在的义务；进一步谈到外在的义务时，就应该不愧于身居日本的日本人这一名称，与国人共同努力，使国家获得自由独立的地位，才能说完全尽了内在外在的义务。所以只顾一家衣食的人，只能说是独立的家主，尚不能称为独立的日本人。
试看今天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现在我国的海陆军能和西洋的军队交战吗？决不能。现在我国的学术能教导西洋人吗？不但不能，反而向其受教惟恐不及。所以在外国有留学生，在国内有外籍教师，政府各部、学校以至于府县、港口，都雇用了外国人。甚或私立的公司和学校在兴办新事业时，亦必首先雇用外人，付给优厚的报酬，依赖他们。取彼之长，补我之短，虽系一般人的口头禅，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好象我们只有短处，他们只有长处。自从我国打破了数百年来闭关自守的锁国主义，蓦然文明人接触以来，其实况似水火之不相容。为了调整这种关系，就雇用他们的人，或购买他们的物品，以应急需，来调节水火相克的矛盾。如系实属不得已，才仰赖他们一时的供给，自然不能就说是国家的失策。然而依赖外国货物，只图本国使用方便，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如仅将此看作是一时权宜之计，聊以自慰，那么所谓一时权宜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终结呢？如何才能掌握不须仰赖他人而能自给的方法呢？这个期望是很难实现的，只有静待我国现在学者们的成就，即除这些学者能设法供应本国需用的物资外，再没有其他方法。这就是学者们所担负的迫切责任。现在我国雇用的外国人，可以说是我国未成熟的学者们的代理人；现在我国购买外货，是由于我国工业幼稚，所以暂以金钱换来，以便使用。
为了雇用外人和购买外货而花费金钱，是由于我国学术尚不如外国，致使日本的财富流于外国，实在可借，对学者来说也是可耻的。
一个人对于前途必须抱有很大的希望，如对前途无望，世界上就没有努力工作的人了。预想明天的幸福，能安慰今天的不幸；为了来年的快乐，才忍受今年的痛苦。从前世事都受限于旧的规范，有志之士也没有可以希望的目的。今则不然，由于限制的消除，恰似替学者开辟了新的世界，达到可以担负天下任何事业的地位。诸如务农、经商、治学、为官、着书、办报、讲法律、学艺术、创办工业、开设议院等等，凡百事业，都可进行。这些事业的成就，不是在国内与兄弟阋墙，而是和外国人作智力竞争的结果。这一智战的胜利可以提高我国的地位，反之就会降低，因此可以说希望很大，目标亦甚明确。当然兴办的事业有先后缓急之别，但是国家所必不可缺的事业，则须依靠各人贡献所长，从现在就开始研究。如系通晓处世义务的人，绝没有在这个时候袖手旁观之理，愿我辈学者奋勉之！
由此可见，现在的学者绝不可满足于普通的学校教育。学者的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不要依赖他人。如无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单人独马，也要养成担负国家兴亡重责的气魄，以献身于时代。我们对于只知治人而不知修身的日本国学家和汉学家根本没有好感。正因如此，所以从本书第一编起就主张人与人平等，并力言人人自食其力的重要。但是仅自食其力，还不能算是达成了学问的趣旨。比如这里有一个沉湎酒色、放荡无赖的子弟，要用什么方法来挽救他呢？要把他导入为人的正轨，必须首先禁止其酗酒，制止其冶游，然后使他从事相当的职业。在他没有戒绝酒色以前，还不足以谈到振兴家业。即令此人不沉湎酒色，也不能说他有道德，只算是于世无害的人，仍不免被称为无用的废物。如果他不仅戒绝酒色，并进而从事职业，能自养其身，有益于家庭，这才可以说他是个普通的青年。此即自食其力之说。
我国士族以上的人，溺于千百年来的旧习，不知衣食为何物，也不懂致富的由来，傲然认为不劳而食是他的天赋权利，这就和沉湎酒色、忘乎所以的人一样。对于这些人，只有提倡自食其力之说以惊醒其迷梦，除此再无别法，又岂能劝他们探求高尚的学问和恪守有益于世的大义呢？如果这样劝导他们，那就等于梦中上学，他们的学问也就是梦中之梦了。这就是我们专门主张自食其力，并不劝他们研究真正的学问的缘由，所以这只是普遍地忠告尸位素餐之辈，并非晓喻学者之言。
最近听说中津旧友中间有早在就学期内就讲谋生之道的。固然轻视生计是错误的，而人的才智也有长短，并且考虑个人前途亦属必要，但如互相效尤，势必争谋生计，则恐英俊青年不能成器。为其本人计固属可悲，为国家社会计也是可惜的。谋生虽然困难，但为一家的生活打算，与其很早就挣钱使用以求小康，却不如勤学节约以待大成，这样学问亦可期渊博。所以务农就要务大农；经商就要经大商；学者也不要贪图小康，而须不怕粗衣淡食和寒暑之苦，不怕碾米采薪之劳。人们可以一面碾米一面求学。人的食物并不限于西餐，吃麦饭；喝豆酱汤，也是可以学习文明事物的。
明治五～六年(1872年～1873年)
(六)关于增长知识见闻的问题
现在，在我国如果把男人和女人、学者和凡人、士族和百姓加以比较的话，人们自然会认为，前者是聪明的，后者是愚笨的。这里所说的愚笨，并不是说他们不会数数，不能辨别是非，而是说妇女们只会料理家务，管理家庭，在其他工作上不如男子有计划性。我认为，把这些叫做愚笨是不对的。至于说平民百姓，虽然只局限在努力耕田、经营商业上，为家庭的生活独立而劳动，但是他们的作用并不亚于学者和士族。只不过在现实的生活中，学者和士族之流位居国家的上等地位，因而把地位低下的人视为凡人、平民百姓或市民。就象对待部下那样，看不起他们，而自以为高尚，并使地位低下者服从自己。我认为，上流的人不一定聪明，下流的人不一定愚笨，只是他们各自心目中所想的问题有宽、狭之别而已。下流人所关心的只局限在个人的衣食住上，只停留在一家一店的得失盛衰方面。因此，当学者、士人们纵谈天下大事时，下流社会的人几乎是无法了解他们所谈论的事情的内容，把他们谈的当作奇谈，把那些人看成是奇人，没有人敢去接近他们。例如，在浴池、理发店里，常常听到学者们的谈话，是有关嘲笑别人的，而在田舍、民间就没有人读书看报。这便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证。
一些学者、士族虽然已经承认有奇人，但自己却不情愿承认自己是愚人，这是一种折衷的看法，也正是被庸人轻视的主要原因。不论你们原来是多好的伙伴，你若想出人头地，有一定威信，首先就要有广博的知识。现在有关民权之类的话题完全是指一些户外之事(不是家庭内的事情)。要想对小到一町一村的公务，大到整个国家的形势，以至有关外交上的一些问题有明确的了解，使自己在日本社会中免受其他人的轻蔑，就必须广采博览内外的事情，进一步说，关键是使自己跻身于上流阶层。不知道本国的政府机构，也不明辨国法之大略，出现问题之后常归罪于他人；对不伸张民权等只表示不满，限于做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这样一定会招致社会人们的嗤笑。
所谓民间最重要的学问应该是以博采知识与见闻为宗旨，否则就不能振兴学问，民权论也是无益的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