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太危险！刚好中央取消了福建省委，改为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而蔡协民负责福州，于是曾志与蔡协民一起又共赴福州。
搭乘粪船下漳州
1932年元月，中央通知：派蔡协民赴厦门任巡视员，这样曾志又跟蔡协民回到了厦门。4月，红军攻占了漳州，为了开辟闽南新苏区，厦门中心市委筹备组迁往漳州。
曾志是市委秘书长，理应她先去打前站，与红四军取得联系。当她从丝蒿屿到白水营时，只见行人纷纷往回倒流，人们告诉他，前面走不得！
土匪盘踞在石码，杀人抢劫，国民党也设了关卡，行人一律不准通过。无奈，曾志只好返回厦门，可是倔强好胜的她，不愿就这个样子回机关，她一定要完成任务！曾志在码头上徘徊着，寻找机会。但厦门气氛也很紧张，水路也被封锁，所有船只，无论是客轮还是货船，一律都不准去石码。
正在一筹莫展时，她发现一艘装粪船，是从石码来的。那个年代，厦门的粪便全是靠船载运的。
曾志立即问：“大叔，还回去吗？”船老大说马上走，曾志喜出望外，请求捎她一程。
这船除了满满一舱粪便外，就是船老大和他的老婆，能坐人的地方只有船头和船尾。曾志坐在船头，身后的粪水随着船直晃荡，在4月的阳光下蒸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但只要能去漳州，再臭再脏也是无所谓的。过了几道关卡，岸上士兵一问是粪船，也就懒得再理了，曾志那天是学生打扮，很朴素，没有引起士兵的怀疑。就这样，曾志顺利地抵达了石码。
说来也巧，曾志到达的那天上午，红军刚刚占领石码，土匪都跑掉了，街上走动的全是红军战士。曾志打听到司令部所在地，在门口巧遇一位认识的军长王良同志，可他却一下子没认出她来，待曾志报出姓名后，他惊讶地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曾志在红四军时，总是男式打扮的，如今系上裙子留长了头发，反而令他感到奇怪了。王军长将她引到政治部，她头次见到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罗主任留她吃了饭，然后派人用一辆刚缴获的大卡车送她到漳州城。
在漳州，曾志找到东路军总指挥部，见到了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他们很热情地款待了她，搞了几样洋菜，长期过清贫生活的曾志，直到现在想起那顿饭，还是觉得“挺好吃的。”饭后，林彪又派人带她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住在一处两层的小洋房里，一见到她，毛泽东就笑着说：“曾志你来得正巧，蔡协民在我这里哩！”毛泽东立即让出卧室给他们住，自己搬到一间次一点的房间里去。曾志说明来意，毛泽东沉思一会儿说：“部队在漳州到底能呆多久还很难说，市委要迁就来吧，来了再说。”曾志又提出一个私人请求：她不想再搞白区工作，一心想回部队。毛泽东同意了。
一天，毛泽东带曾志来到一所已跑得空无一人的学校图书馆，找了好几担书，什么内容都有。
红军撤离漳州时，毛泽东其他财物依然少得可怜，唯独书籍增加了好几倍，拉了半卡车之多。
5月，红军要撤回中央苏区，中心市委又搬回厦门，但是决定在闽南小山地区开辟一个新根据地，设立中心县委，调蔡协民任书记。由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毛泽东亲自找曾志谈话，让她还是从工作考虑，跟蔡协民去创建新苏区。曾志也不好再说什么，终未能实现回红军的愿望。
在漳州，毛泽东生活得很清苦，天天吃豆芽和白菜，连点肉星都没有，但是却特意买了只公鸡，打开了一听江西带来还没舍得吃的牛油罐头，为蔡协民和曾志饯行。虽然公鸡肉很瘦，牛油也不好吃，但毛泽东的真挚情意，使曾志十分感动。
登岛收编海匪
1932年11月，曾志回到福州，向中心市委书记陶铸报到，不久，蔡协民在厦门被捕，英勇就义。
1933年春，陶铸在闽东发动武装斗争，刚返回福州，突然接到中央通知，命他立即去上海另行分配工作。然而，陶铸到上海20多天后被叛徒出卖入狱，福州中心市委决定调曾志去闽东福安工作。
那时在宁德、罗源两县交界的西洋岛上，有一股海匪，大约100多人，六七十条枪，专门打劫海上过往船只。由于西洋岛是闽东、温州至上海航线的必经之地，国民党军队几次“围剿”，都因他们迅速脱逃、巧妙隐蔽而不了了之，弄得“国军”煞是头痛。
这股海匪的首领叫柯成贵。他原是福州一中的学生，因家族械斗死3人，对方要加害于他，国民党也通缉他，不得已才跑到西洋岛当了海匪。
他对闽东红军的英勇善战十分钦佩，对共产党的劳动人民坐天下的主张也赞同，因此有意归顺，并通过他的中学同学、福安市委委员陈亮传达了他的想法。
县委考虑到柯贵是学生出身，并非惯匪，又与国民党势不两立，队伍成分也主要是些贫苦农民或渔民，估计有可能接受改造。这样，他可以在必要时退到陆地苏区，依托苏区生存；而党组织也可以利用海岛与四方联络，作为购置药品、枪支弹药及其他货物的周转站。于是县委派曾志作为谈判代表，由陈亮陪同去西洋岛。
曾志当换上当地农妇常穿的那种紧腰宽腿裤，将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在腰上别一支手枪，大腿上绑一支手枪，就与陈亮一起出发了。
他们换乘一条小木船，船老大夫妇都是自己的同志。小船在汪洋大海中漂泊了两天，才到达了西洋岛。一路上天公作美没起风。最危险的是通过三都澳岛，这儿是一个国民党的海军基地，有好几艘汽艇在海面上巡逻。幸亏是晚上，船家夫妇把桨放下，改用小勺划水，悄无声息地偷渡过了这段水面。
曾志他们跳上沙滩，就听见军号吹响，噼吧的鞭炮惊天动地，有几十人列队举枪欢迎。为首的一位英俊威武的男子，微笑着热情地与曾志和陈亮握手，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江洋大盗”柯成贵！没想到的是，他居然举止如此得体，言谈亦不俗。到驻地后，晚上摆了四桌酒，隆重款待曾志和陈亮，宴罢还去戏园子里看大戏。这个岛的闹区是条石板小街，除戏园子外还有几十家商店。
西洋岛连同周围两三个小岛，加起来不足30华里，2000多渔民。按照当地风俗，有贵客要人来时要搞“打加官”，其实就是举个牌子，上面写上某某的官名。这会儿戏台子上打出了“曾县委加官”，“陈县委加官”，按旧时礼制，打谁的加官就要给赏钱，曾志和陈亮不懂这规矩，弄得措手不及，临时找来红纸，各给了两块现洋的红包。
初见是友好的，第二天转入正题。柯司令(他自封的)及几个副司令均参加了会谈。柯成贵说：他们干这一行也是迫不得已，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他们的宗旨是劫富济贫，并不是打劫一切过往船只，只袭击渔霸、富商和国民党的货船，抢来的东西大部分做军饷开支，一部分救济贫苦渔民和船上的苦役。共产党是为穷苦人谋解放的，对共产党的主张我诚心诚意拥护，请允许我们也参加革命，同你们一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这是我们这些人唯一的出路。
请曾县委相信我的真心。曾志见他话说得诚恳，就赞赏鼓励了一番，讲了党的三大任务；讲了革命纪律；讲了对革命者的要求；讲了游击战要点。
并代表闽东党组织，宣布柯成贵为闽东工农红军独立营营长，要求他们从此后要保护渔民利益，支持渔民反霸斗争，整顿队伍，学习文化，逐渐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柯成贵欣然同意，双方痛痛快快地达成了协议。
曾志代表党组织顺利收编了西洋岛海匪。柯成贵没有食言，终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
1935年，国民党以重兵大举“围剿”闽东苏区时，大批红军游击队及地方党的干部撤退到西洋岛，为了保卫这批党的骨干，柯志贵与进犯之敌英勇搏斗，最后壮烈牺牲。
千里追寻党组织
在那个血雨腥风、充满白色恐怖的年月里，最痛苦、最惶恐的事情，莫过于与组织失去联系了。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破坏，党和红军都蒙受到巨大损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命运也降临到曾志头上。
那是1935年3月，曾志离开闽东到白区梅花镇去治病，那儿中医西医，中药西药一应俱全。
她原想治好病就返回闽东，或跟施霖他们一道去威岛开辟新游击区。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形势突然发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首先是到了梅花镇后，发现这儿根本不能落脚，原因是闽东修械所从梅花镇聘用了10几名修枪工人，敌人进攻闽东，修械所被捣毁，抓走了一些工人。另一些跑了回来，如果发现了曾志，跑回来的会围住要工钱，抓走的家属会缠着要人，甚至有可能向敌人告密邀赏，所以曾志是不能在梅花镇住下来的。
可这时得到恶讯，连江罗源失守，部队和地方干部都乘船在海上漂流，不知去向，因此去连罗根据地成了泡影，国民党以三个师的重兵“围剿”了闽东苏区，红军独立师已转移，特委和政府人员也都分散藏匿各地，很难找到他们；而福建省委由于陈子枢叛变，各地党组织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曾志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惶恐。她预感到，从梅花镇再往前走就有可能失去党组织，而回闽东交通不肯再送，难道真要走投无路了？曾志不由得哭了起来，她闹着一定要回闽东，就是死也要死在闽东！挺进支队的队长任铁峰，带两人来梅花镇，一方面联络海上游击队之事，另一方面便送曾志来此治病。他劝曾志：“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你头脑要冷静下来，你身体这么虚，路都走不动，回闽东太危险，我们不会让你去冒这个险，不如先到福州躲避几天，然后去永泰，设法搞些枪，在永泰打游击，并争取早日与组织取得联系。”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曾志就这样离开了三年多来工作战斗的闽东，走上了一条与党失去联系，又长期寻找党的无比艰辛凄惶之路。
离开闽东后，曾志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她先到福州，与任铁峰有联系的那位堂姐夫，已经被国民党抓走后杀害，因此去永泰的这条路也断了。
而福州党组织早已破坏，无党可找，且曾志在这个熟悉的城市很易暴露，因而她赶快制做了两身市民衣服，换下了农村服装，就去了汕头。
在汕头一无所获，借住在一个牧师家。牧师老怀疑她是那种“触犯了上帝的人”，因此常向她布道，讲圣经，企图“挽救”她的灵魂。看来这里也不便再住下去。这时曾志病得很重，全身浮肿，肚子鼓鼓的，积满腹水。
曾志拖着病体，又找到广州洪履权家。洪在福州读书时，曾参加过反帝大同盟，后又加入了共青团。他的弟弟、姐姐、婶母都是倾向革命的。
洪履权在海关工作，家境较好。曾志就暂栖他家，洪兄是个正派的进步青年，在广州也没有党的关系，但是通过他，曾志与从福州来的进步青年李端、陈道取得了联系。他们因组织了抗议国民党杀害郑维新的大游行，遭到国民党通缉，还是经过中心市委书记陶铸的批准，来广州避风头的。
两年来他们在广州也没有找到党的关系。几只孤雁聚集一起，最大的乐趣就是从国民党报纸的字里行间，捕捉红军的消息，他们都坚信共产党是杀不尽，斩不绝，压不垮，吓不倒的。曾志常以朱德的英雄气概勉励大家。想当初，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被打散，朱德发出豪言：我只要还能集合起两百人，就能打遍天下！
广州中山大学有几位进步的福建学生，通过李端，陈道与曾志相识。他们见曾志贫病交加，十分同情，就凑钱将她送进了医院。直到此时，病了一年多的曾志，才得到真正的医疗。这家医院治疗设备很先进，20多天后曾志腹水全消，像卸了重荷一般。轻松地走出医院，那笔昂贵的医药费，是那几位福建学生代付的。
这时，一个福建籍的中山大学旁听生郑震庭对曾志说：我有个姓何的朋友，在上海与“左联”有关系，何不去上海呢？曾志想“左联”是一个进步团体，找到“左联”也许就有找到党的希望。
正巧，曾志母亲来信，让她回家暂住几天，绝不会出问题。这样，曾志回到宜章，看望阔别七八年，为她操碎了心的母亲。约一个月后，接到洪履权之弟洪履和来信，说是福州来了几个便衣，到李端家捉曾志，李端说不认识，结果把李给抓走了(李关押了7个月后释放)。洪让曾志赶快离家去上海。但是中秋佳节在即，母亲无论如何不放她走，一定要她在家吃顿团圆饭。母命难违，曾志只好留在家中与母亲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第二天，曾志便踏上了寻找党的征途。曾志这一走，直到15年后，才再次与老母相见。
曾志离开家后，立即折回广州。从广州坐船去上海，是当时唯一的途径。一天清晨，洪履权刚下楼去上班，一头撞见曾志，吓了一跳：“你怎样还敢来广州？胆子也太大了！”曾志说：“我取了行李就走，你先说说，福州来人抓我是怎么回事？”洪说：“是一个姓周的带来的便衣，这人认识你，说是先到南京监狱陶铸那里之后再来广州的。”为什么是从陶铸那里来的呢？曾志带着一个大问号，提着简单行李，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准备到上海去继续寻找党。
一路上曾志一直在想：那个姓周的，很可能就是大叛徒周剑心，可他为何去南京呢？难道陶铸叛变了？若是真叛变了为何还关在监狱？为何不用陶铸做诱饵来抓我，而是周剑心亲自出马呢？
曾志百思不解，直到1937年陶铸出狱，才揭开了这个迷。
原来，曾志与狱中陶铸的永久通讯处--武汉老朋友徐任吾，应陶铸胞兄陶耐成之邀到福州。
此时陶耐成已叛变，做了福州警备团的书记官。
徐任吾到福州后，家人将曾志寄到武汉请他代给陶铸的信又寄来福州。徐将曾志的信寄去南京监狱，但同时又把这事告诉了陶耐成，陶耐成又将曾志给陶铸写信一事告诉了周剑心。于是周剑心这个叛徒带上便衣，先去南京搜查陶铸监房，抄了曾志给陶铸的信，从信中得知李端的地址，因而到广州李家去抓曾志。但当时曾志不可能了解这些情况，不管她怎样的不愿怀疑陶铸的气节，但毕竟她的地址是特务从陶铸那儿搞到了。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曾志决定停止给陶铸写信。
她只渴望着早日找到党组织。
在上海苦熬的日子
1935年秋，曾志抵达上海，与先期到达的任锋峰、郑震会合，开始了在大上海寻找党的艰辛历程。
他们利用各种途径设法向党组织靠近，以各种举动向党组织发出信号，希望引起党组织的注意。
他们最先通过陈家康与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取得了联系，“社联”要求他们写一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经过，可是材料已经递上去一个多月了，却一点音讯都没有，这条线没有接上也难怪，当时是国民党的天下，共产党处于地下，闽东苏区又遭到破坏，如何调查和证实他们自述的真假呢？
曾志想去做工，因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凡是有工人的地方就可能有党的基层组织。可是做工也不容易，招收的名额不到报名的十分之一，而且还要送礼，还要找关系。有一次曾志去一个纱厂报名，招工处一听她是外省口音，二话没说就把她推了出去。这样，进工厂找组织的这条路也给堵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