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则是一些衣衫不整，神色惶恐的妇女们，这支缓慢行进的队伍，首尾竟相距10几里。到了晚上，沿途露宿，四处火光熊熊，喊声、叫声、哭声响成一片，一旦遇上敌人，只好束手待毙。
队伍在离酃县县城40里处的水口，不得不进行整顿。最后只有1000多人的精壮队伍，开进了酃县城里。
这时，曾志已有身孕，经过几天的行军，已是疲乏得像散了骨架子一样。这天晚上，曾志靠在丈夫蔡协民的肩膀上半睡着，等候开晚饭。突然听到门外有一洪亮的声音连声高叫“老蔡，老蔡！”还没等人反应过来，那人已随着声音迈了进来。曾志见这位陌生的来客好不寻常，他相当高大，在身材较矮的南方人当中尤其显得突出。中分式的长长黑发，清瘦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他一见床沿上未及站起的两个人，笑道：“嗬！金屋藏娇。老蔡，好福气哟！”他边开着玩笑，边拉过一条长凳，不等谦让，就兀自坐到曾志和蔡协民对面，满含笑意地看着这对夫妻。蔡协民对有点不好意思的曾志说：“这位是毛委员，毛润之！”啊，他就是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大名鼎鼎的毛泽东！曾志仰慕已久的革命家，党的领导人？她顿时倦意全无，肃然地倾听两位老战友的谈话。
原来蔡协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就认识了毛泽东。此时久别重逢，自然十分高兴。
他们畅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整个谈话是由毛泽东主导的，他谈笑风生，妙语如珠，这间小小的厢房似乎已容不下他那澎湃的热情和博大的气势，但同时他待人又是那么和蔼可亲，平等普通？
第一次见毛泽东，给曾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曾志回想起初见毛泽东的一幕仍历历在目，毛泽东的音容笑貌是那样的清晰，真切，就仿佛毛委员仍坐在那条长凳上，微笑着望着她似的。
毛泽东这次见蔡协民，是来接七师上井冈山的。1928年4月22日，在砻市南边的一个大草坪上，曾志随郴州七师参加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井冈山会师大会。会议是由陈毅主持的，他庄严宣布：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此后郴州七师番号取消，正式编入红四军。
赣南历险
1928年8月，毛泽东率三十一团往桂东方向挺进，路过宁岗时来到曾志所在的三十二团驻地，他关切地吩咐身怀六甲的曾志：立即到井冈山的后方留守处去，并用自己的马将她送上山。8月下旬，曾志带着7个月的身孕，参加了保卫黄洋界的战斗。12月，曾志产后40天便接到通知：担任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她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29年1月，国民党集结湘粤赣三省兵力，再次大举进犯井冈山，发动了历史上的第三次“围剿”。
红军避开正面交锋，将主力部队迂回到赣南敌后，使敌人顾得了头顾不了尾。就在大部队出发的前一天下午，一位通信员找到后方总医院，交给曾志一个便笺，打开一看，竟是毛泽东写来的。毛泽东让她赶快移交工作，立即动身，天黑前赶到茨坪，黎明与部队一起出发。
曾志向院长说明情况后就立即上路了。天擦黑的时候，在茨坪的一家店铺里找到了毛泽东。
曾志揩着满头大汗问道：“为什么要我赶来随部队出发？”毛泽东笑着指向坐在旁边的贺子珍、伍若兰和吴统莲，半开玩笑地说：“你问她们，是她们选举的你，要你一同下山的。”
原来，前委为了做好下山沿途的群众工作，成立了一个工农运动委员会，下设宣传股、民运股、青年股和妇女股。军部和前委机关几个准备下山的女同志编在妇女股。伍若兰提出让曾志来担任组长，因为她曾学过军事，又做过地方群众工作。这个建议得到其他女同志的赞同。于是毛泽东大笔一挥，就将曾志调来了。战争年月，容不得拖三拖四的。
1月14日，队伍从茨坪出发，向赣南挺进。
一路都是崇山峻岭，又值寒冬腊月，崎岖山路冰雪覆盖，水晶般光滑，人马辎重则寸步难行，下坡滑行，上坡则需用刀凿，就这样连滚带爬地行军，到了宿营地，人人变成了泥猴子。
一天，部队正在休息，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从头上“飕飕”飞过，原来敌人已经打进来了。疲惫的部队，对敌人的偷袭毫无准备，此时仓促应战，边打边退。曾志所在的军委、前委等机关，行动比较迟缓，被敌人追着尾巴打。曾志跑出一程碰到蔡协民，他是三十一团党代表，正在指挥部队撤退。部队苦得很，边走边打，从早到晚粒米不进，滴水未沾，急行军直到半夜，指战员们个个累得站着都能睡着了。蔡协民身体本来就弱，这会儿更是疲劳不堪。曾志只好半拖半背着他跑，蔡协民头搭在曾志肩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可双脚仍不由自主地移动着。
拖到一个村子里，部队总算休息下来，曾志找来一把禾草铺了个草窝窝，蔡协民一倒下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曾志摘下米袋，这才发现被子弹穿了两个洞，米都漏光了，只好向老乡买个糯粑，在火上烤软后，唤醒蔡协民吃下去，蔡协民这才恢复了精神。
当天边刚刚透出一点点亮色时，部队正待集合出发，突然又响起了密集的迫击炮声，敌人包围了村子。朱德率领军部前委直属部队迅速向山上跑去，他身上穿着在郴州群众大会上作报告时穿的那件黄呢大衣，煞是醒目。曾志同伍若兰紧盯着这件黄大衣跑，跑着跑着，突然黄大衣不见了，朱德身边的手提机枪也不响了。俩人失去了目标，敌人的子弹像雨一般，打得附近稻田水花翻滚。曾志和伍若兰跑到一座一人多高的山岗前，手脚麻利的曾志抓着一根树藤，一悠就跳上去了，等碰到埋伏在山头准备阻击追敌的三十一团时，才发现伍若兰不见了，她一直以为伍若兰跟在后面呢？
曾志在山头遇到蔡协民，劈头就问：“见到毛委员、朱老总了吗？”蔡协民着急地说：“直属部队的人差不多都回来了，就没看见毛泽东和朱德。”过了两个小时，朱德和他的特务排，机枪手也来了。原来敌人听到手提机枪声后，将火力集中打过来，两名机枪手受了伤，朱德为了减少目标，脱下黄大衣扔了。
直到两三天后，毛泽东才赶上队伍。几天来，由于没有毛泽东的消息，全军上下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好像失去了主心骨。如今党代表终于回来，整个部队一片欢腾。
但是伍若兰却永远不会归队了。她腿部负伤后被敌人抓住，凶残的敌人听说她是朱德的夫人，就将其头割下来，挂在赣州城楼示众。朱德很悲痛，他此后独钟兰花，据说就是为了纪念若兰。
这次转战赣南，曾志在毛泽东身边，亲聆教诲，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首先学到的是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他总是力求尽速尽全地掌握第一手材料。毛泽东布置曾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行军沿途的情况，他亲自拟了一张表格，所开列的调查内容，真是惊人的详细全面，并要求每天就这个表格的内容向他汇报。曾志每天行军前，召集七八个连队宣传员。将表交给他们，他们往往和侦察员一道走在队伍最前面。宿营的时候，先到曾志那儿碰头，凑齐情况填好表格，然后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看罢，又要向曾志交代一番，她明天要到哪里，要注意些什么事情。毛泽东的工作作风就是这样认真、求实、细致，一丝不苟，曾志始终记忆犹新。
毛泽东还要求，每个红军指战员同时是组织员、宣传员。如果部队在宿营地能呆上三天，那么曾志他们就能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先是摸底串联，搞清这个村里哪个地主最有钱？
哪个土豪最坏？哪一家贫雇农最穷？然后开仓济贫，将粮食送到穷苦人家，群众无不感恩戴德。
通常还召集大会，事前挨家动员，开会时注意观察群众的表现，通过这种方式，物色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秘密组织起来。这些星星点点的火种，可以成为燎原之势。
初到福建显身手
1929年2月上旬，红军占领了瑞金城。3月中旬，前委决定：向闽西进军，在那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曾志他们随毛泽东来到闽西，首要的事情是健全闽西特委。任命邓子恢为特委书记，蔡协民任组织部长。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曾志担任团特委书记。就这样，毛泽东点燃了闽西火种，在熊熊大火中诞生了一个新的苏维埃。1929年12月，在闽西古田镇，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作出了着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从此红军在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但是，当时的中央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既然苏俄十月革命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那么中国革命也能争取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福建省委也准备在厦门、福州等大城市发动暴动，为此，蔡协民和曾志被调去厦门。
1930年，曾志抵达厦门后，在鼓浪屿厝内租了楼房作为省委机关。蔡协民是省委秘书长，扮成房主，西药店老板；省委书记罗明扮成他的堂兄；谢晓梅假扮罗妻，负责刻蜡板工作；秘书处长黄剑津扮成蔡的弟弟；一位闽西姑娘被派来做黄的假妻子；而“太太”曾志的任务是抄写密件，接送文件，对外联络，单线联系等，又请了一位老太太来做饭。党的核心机关就这样以一个家庭的形式出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厦门。
曾志负责外勤，天天都得出去，为了与身分和住房相称，曾志不得不换上她顶不喜欢的旗袍和高跟鞋。又找来几样金首饰，颈上、指上、腕上、耳上全副武装起来，但她往往虚晃一下后，到僻静处就赶快摘下来。
罗明搬到厝内窝前，独自居住在郊外一栋洋楼里，房主人去了国外，故而空出房子出租。罗明搬走后，还有好几大箱子的文件锁在一间房子里，让曾志去清理一下。曾志带一个后来住进机关的12岁小孩去了，一看，外面两间房子已出租给四五个学生，像是学艺术的，搬运文件必须经过他们的眼皮底下，如果他们哪位好奇心重一点，走进里间看看她们在干什么的话，那可就糟了！
曾志略微思考了一下，觉得只能沉着应战，别无他法。她从容不迫地打开房门，将要保留的文件装进两只箱子里，将印刷品抱到院子外面树林里烧掉。因文件太多，足足烧了一个小时。再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片纸不留，然后拎着箱子大模大样地走了。她干着这一切的时候，那表情，那神态，给人一种她本来就该这么办的感觉，因而反到惹不起人们的好奇心。
初到厦门时，有几位爱人在闽西的女同志，想向曾志打听些情况，曾志约她们在公园碰了面。
罗明知道后，特地交代她，以后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则，在街上碰到再熟的同志也要装作不认识，甚至连眼睛不能转过去。曾志坚决照办，等再见到这些女同志时，头一偏就走过去，人家打招呼也不理，惹得这些女同志很不高兴，说：这个曾志怎么这样傲慢呀？
确实不是什么傲慢的问题，那个时候，斗争环境异常残酷，做秘密工作稍有疏忽，就会酿成大祸。不久，事实证明了，罗明的告诫不是危言耸听。
事情发生在1931年3月份，那时曾志和蔡协民已搬走，罗明调闽西苏区，厝内窝的“家庭成员”换成党的另一部分同志。毕竟那里对开展地下工作还不太熟悉，不太严格，居然在小小的厝内窝召开了一次有10几个人参加的县委书记会议，不幸，目标暴露，警察闯了进来，逮捕了所有在房子里的人。敌人还搜出了印制文件用的印刷机，然后，将房子贴上封条，省委机关就这样被破坏了。被捕的几位同志，很快就牺牲了，其中一位女同志怀孕已6个月，残忍的敌人不准孩子出生，将母子一起杀害了。
遭遇房东儿媳妇
厝内窝机关被破坏，又牺牲了一批好同志，曾志他们只是由于搬了家，才躲过这场灾难。
新搬的住所也在鼓浪屿，地点在一栋四层楼房的最上层，一共是三间，外带一间厨房。楼后是个山坡，每层都有单独楼梯通下来，而各层之间也有旋梯相连。这种房子的结构比较适合做机关，蔡协民和曾志在这里建立的正是军委的机关。
一天，曾志准备过海去厦门，而过海就一定要经过厝内窝所在的那条街。搞地下工作，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才行，新宅虽好，但距原机关太近，一旦有个什么情况容易受牵涉，对此曾志是大意了一点。果不其然，她刚走到街口，就被一个女人叫住了。
这女人是厝内窝房东的儿媳妇，是曾志应该避见而不见的人，但街窄人多，只要女人喊一声：捉住她，她是共产党员！那么她是逃不脱的。曾志略作思考决定先沉着应付，再趁机脱身。她站了下来，那女人挺着个大肚子跑了过来，拉住曾志说：“你原先住的房子被查封了，已经三个月没有交房租，可户主仍写的是你们。在没有开封前你得付房费啊！”曾志说：“我搬的地方离这儿很远，今天是偶然路过这里，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房东儿媳妇说：“那我陪你回去取！”这时曾志知道自己判断完全正确：原房东一家已清楚她的身分。但是人家也并不存心想出卖她，他们需要的只是钱，只要钱到手，大家就相安无事。曾志说：“路挺远的，你又怀孕，不必跑那一趟了。
我看这样吧，我跟你等在这里，看看有没有过往的熟人，若有呢，我就请他往家里捎个话，让家里把钱送来。”那媳妇没看出曾志的缓兵之计，挺高兴地说：“那好！街角那间杂货铺，就是我的娘家，我今天就是坐在那才看见你的，我们还是去那儿等吧！”
她们坐在杂货铺内，东张西望找熟人，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可是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还是没有发现一个熟人。其实曾志见到好几个认识的人，但是只当没看见，穷癝癝的共产党哪里有钱？
12点多了，肚子开始饿了。那媳妇心眼还不错，邀曾志到不远处她娘家去吃午饭。吃完饭，两人慢慢往回走，曾志一路冥思苦想着怎样脱身，就在这时，来了一队送葬的人群，啊，真是天赐良机！
看来死的是个有钱人，那送葬的场面真够阔气的。披麻带孝，吹吹打打，抬着纸车纸马，浩浩荡荡的一行人从小街巷口穿过，街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她俩也不得不停住了。曾志趁房东儿媳妇正伸头伸脑看得出神，一转身就往街边的一个小胡同跑去。由于搞地下工作的需要，她早已把这一带的街道情况摸得烂熟，哪条小胡同通哪里她都门儿清。曾志七拐八拐，穿过一家木工厂，又跑过一所医院，跑得远远的，要了个小划子下海，到对岸的厦门大学去。船刚离岸，就听到警笛长鸣，不一会儿，见一群警察在岸边跑来跑去，只见那个媳妇挺着大肚子，手搭凉棚，还向海里眺望哩！可曾志已经消失在海的那一边了。
天黑了，曾志才偷偷潜回鼓浪屿。为防万一，她连夜清理了文件，但是不能烧，那会引起怀疑的。她只好用一个大洗衣盆，将文件浸泡，再用搓板搓成纸浆，然后一点点用自来水冲下去，因为下水道里有一段是明沟，还要不时下去看看明沟里是否残存着纸桨，直到一切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一抬头，晨曦已在不知不觉中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