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看法如何，至少他和李立三一样，都是爱国主义者。李维汉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是在何时及如何表达他的这些错误观点的。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这一关口，邓小平也不屑于掩饰他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
邓小平也许曾经遭到过拘禁。他当然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他的枪支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根据地北边的乐安县担任一名“区巡视员”。他的妻子金维映可能就是在这时离开他，改嫁给李维汉的。
按照一位中国史专家的说法，当时党的领导可能是害怕邓小平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会出事”。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实际情况是，仅仅过了几个星期，邓小平就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这意味着他得到了平反。邓小平能这么快就恢复工作，要感谢王稼祥和罗荣桓。王稼祥是回国留学生，罗荣桓是职业军人。王稼祥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但他在党内的地位毕竟低于博古和洛甫，因此他力保邓小平复出工作，并让他担任他的秘书长，显示了他极大的勇气。
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调到宣传部，他的主要工作是主编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星》报。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平静地过了一年。这段时间，他远离前线（但从1934年春天以后离前线就越来越近了），远离党的决策核心。当时蒋介石于1933年10月开始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正严重地威胁着中央苏区。
为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调动了近百万兵力，其中近半数属于由南京国防部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在发动“围剿”前，蒋介石对七千多名军官进行了包括政治教育在内的特别的训练，并制定出了全面的战略方针和详细的作战计划。他的战略方针是从北面进攻中央苏区，同时封锁中央苏区其他三个方向出口。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间，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周围和内部共修建了一万四千多个堡垒，有一些规模很大，位于瑞金县沙洲坝的红军总政治部旧址。
可以容纳几百人。
红军对此束手无策。毛泽东后来声称，如果继续沿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间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特别是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中央苏区是可以保住的。事实上，蒋介石正是针对共产党的机动灵活的战术，采取了新的作战策略。他在前线的指挥官们也都非常小心谨慎，以避免自己的军队被引诱而莽撞前进。同时他的各个部队在前进时也都很谨慎地相互照应着，协同向前推进。
如果当时让毛泽东指挥红军，他并不一定会比当时负责军事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党的领导人博古和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有更多的办法，能更有效地阻止蒋介石的进攻。但这三个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失利，给了毛泽东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机会，此后，毛泽东开始主持军务，并最终赢得党的领导权。
这年夏天，周恩来、博古和李德认为中央苏区已无法立足，为了保住红军，必须撤离。为此，他们制订出了周密的撤退计划。红军队伍带着大批辎重物资开始战略转移，两个星期后，国民党军队才察觉红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而等到国民党军队调兵攻打时，红军队伍已经走出五百英里远了，并在追了六千多里后，才追上红军部队，双方首次打了一仗。当时周恩来、博古和李德并未确定红军的大队人马应该向何处去，他们只有一个临时的目标：前往湖南南部的偏远农村。到了那里之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有几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部的一个小根据地；一是向西进入由军阀控制的地区。当然，他们三个人谁都没有想到，他们所策划和实施的这项行动，当时称之为“转移”，结果却变成了“长征”，足足走了一年，长达二万五千里。
长征开始的时候，邓小平仍然担任《红星》报的主编。红军出发时携带了大量装备，其中肯定也包括编印报纸所需的印刷设备。但在11月底，他们横渡广西东北部的湘江时受到三面夹击，红军携带的大部分装备被迫丢掉。尽管如此，6个星期后，当军队在贵州省遵义进行第一次休整时，《红星》报还是出版了一期综合性的特刊。邓小平一定参与了特刊的编纂。另外，他又一次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有很多工作需要他去处理。
遵义之所以后来闻名遐迩，是因为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正统的毛主义者认为，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
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实际上，遵义会议的结果并没有这么明确。从现有的原始文件来看，会议的经过是：
毛泽东成功地争取到参加长征的6位政治局委员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同意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江西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做了精心准备的长篇发言，抨击周恩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战略，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会上，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核心机构，并成为周恩来在党内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毛泽东获得彻底的胜利是在三周之后。当时，在离遵义很远地方召开的又一次更大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包含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的主要观点。在这次会议上，党的高层人事进一步发生变动，曾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洛甫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曾在1933年出面解救邓小平并同样支持了毛泽东的王稼祥，成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在军队中，毛泽东在3月担任了新成立的前敌司令部政委，并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一直担任总司令的朱德曾经平静地接受两位文官和一位外国人的领导，现在同样平静地接受了新的领导的变动。已经不受欢迎的李德被派到一个基层指挥部视察前线战事。
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作为中央秘书长，他一定为准备和发布各项决议做了大量工作。但在遵义会议后，他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做。直到5月中旬在他的家乡四川会理召开的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才看到他的活动。在这次会上，出现了反对毛泽东的声音。虽然红军部队在那个月的月初成功地渡过了金沙江，但在此之前，红军是沿贵州和云南的西南部绕了一个大圈，在这段艰苦的行军过程中，大批士兵因疲惫而死，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一些高层指挥官抱怨上级领导指挥不力，洛甫也支持他们。但毛泽东击败了他们，显示了他在捍卫自己方面同在遵义会议上一样，是所向无敌的。
在那年夏天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毛泽东和张国焘间的谈判中度过的。毛泽东当时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从江西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政委。红四方面军从1932年起就在四川一带活动，当时的兵力是红一方面军的五六倍。经过8个月的征战，红一方面军已经从7万人减少到不足1万人。
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张国焘很早就是政治局委员，所以毛泽东一点也不敢小看他。
当时，有好几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正处于抉择的关头，其中首要的问题是：这支会合在一起的7万多人的队伍该向何处去？是北上向更靠近苏联的地区推进？还是留在四川？因为四川远离南京，南京政府对它鞭长莫及。经过先后4次会议的讨论，最后通过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确立了新的指挥系统，以及把部队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共同北上的计划。毛泽东坚持北上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张国焘取代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同时他设法使整个红一方面军全部归他指挥，由第四方面军的人分别担任红一方面军的司令和政委。
这些计划和方案最终在8月底确定，但只维持了两个星期。9月初，张国焘决定并下令整个部队转向南行，左路军的全体和右路军中他的部下都听从了他的这一南下的命令。但右路军的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则拒绝服从张国焘的命令。他们运用党的权威，命令张国焘继续北进，“不得反对，不得拖延，不得违抗”，他们自己带领约5000人开始向北走。
大约是在夏天，邓小平调离党中央，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一军团在长征中一直由林彪指挥。邓小平的任务是向林彪指挥下的这支仅存两三千人（原来有18000人）的队伍宣传毛泽东北上抗日的目标和理由。毛泽东与张国焘彻底决裂的标志是9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解释会议决议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邓小平的身上。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的部队要继续北上。毛泽东提出的目标是，在临近苏联的边界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然后再向东发展；同时，红军队伍要进行整编。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朱德和张国焘留在指挥部；最后，会议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毛泽东的队伍在出发了几乎整整一年之后，于10月18日到达长城脚下的小城吴起镇，结束了长征。
他们来到了由一支小规模的红军队伍1931年就在西北开辟出的一小片根据地，终于有了落脚点，可以休整一下了。
在现有的已经发表过的大量有关长征的出版物中，没有资料提到邓小平在长征期间曾经遇到过什么生命危险。
他一直是政治工作者，因此没有参加战斗，也没有担负过任何志愿性质的战斗任务。
这些由小队志愿者参加的行动是长征期间军事行动的重要方面，其中有三次行动是夺取江河对岸的登陆点，最著名的行动发生在四川西部，有22名战士冒着炮火爬过拆掉木板的铁索桥，后来有18名勇士活了下来。
然而，对邓小平来说，长征就如同4年前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远征一样，是一次严酷的考验：同样长期的体力消耗，同样恶劣的气候，同样为部队的粮食来源担忧，同样随时有受到敌人袭击的危险。在长征后期，红军两次穿越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一是四川西部荒无人烟、冰雪覆盖的雪山，另一个是川西北部的大草地，很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泸定桥。
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的这支小规模的队伍，最终的落脚点是一个贫穷、偏远、人烟稀少的地区。
偏远是一个有利条件，国民党的将领都不愿意把军队派到通信条件不良、远离大城市的地方。但贫穷和人口稀少可不是有利条件，军队招不到强壮的新兵，也找不到充足物资进行补给。
这一地区属于华北和西北的黄土高原，面积比法国和德国的总面积还要大，这里的土壤都是强风带来的淤泥，肥沃但容易流失。这里基本上看不到树木，没有什么植被，气候恶劣，雨水稀少，一旦下雨，黄土就会变成泥浆，洪水泛滥。春天，戈壁沙漠的劲风会带来漫天的沙石，气温也冷得刺骨。
起初，中共中央把总部设在保安（现称志丹，以纪念1936年被杀害的一位当地的红军领袖），这是一个全是黄土小屋的小镇。1936年，中共中央把总部迁到延安。当时，延安四周有城墙，人口大约有2万。如今，城墙已不复存在，但盖在山顶上的一座九层尖顶塔依然矗立。当年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也保留了下来。毛泽东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在窑洞里生活了13个年头。如今，宝塔和窑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宝塔象征着在艰难岁月中的骄傲和不屈，窑洞则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过着极具革命美德的艰苦生活，表明他们在延安的日子里，身体力行，过着勤奋、简朴和节俭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