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光》于1924年2月创刊，共有两名编辑，有一段时间邓小平是其中的一个编辑。这年年底，他开始为《赤光》撰写文章，从现在能看到的他当年所写的三篇文章的内容来看，都是抨击中国青年党的。
在1924年的整整一年时间里，中国青年党都在和共青团争夺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争取他们加入自己的党或站在自己一边。很显然，中国青年党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很深，该党党纲宣称，只有建立独裁制度才能拯救中国。邓小平的文章对此予以全然驳斥，并对国家主义者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众所周知，1924年7月，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合影。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前排右六为周恩来。
中国青年党的成员都是国家主义者，邓小平揭露和批判国家主义者，就是对中国青年党的有力鞭笞。但邓小平的文章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论证和阐述，因而读者从中也无法看出文章的作者有朝一日会同其他人进行激烈的理论上的论争。
邓小平于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共旅欧支部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上级组织，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所有工作，虽然中共旅欧支部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都设有分部，但其规模却比较小，只有几十名成员。不过，它的管理却很正规，安全防卫工作做得也很好。法国警方一直没有发现过它的任何机密文件。
即使1925年法国警方对它进行全力搜查时，也依然一无所获。它和上海的党中央总部和莫斯科的第三国际总部之间的通信联系虽然缓慢，却相当安全、可靠。而且它还有充足的经费制作和散发大量的宣传品。到1993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69年了，可以断定，他是当时全世界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
1925年年初，邓小平从巴黎去了里昂。这次去里昂，是党组织派他到那里去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他邓小平（邓希贤）1921年3月在法国的留影。1925年5月，在里昂从事革命活动的邓小平把这张照片赠给柳溥庆（柳溥青），1965年6月，柳溥庆又把它还赠给邓小平。
当年邓小平在这张照片附贴的硬纸卡上写道：“圃青兄惠存希贤赠一九二五.五.二十三日里昂。”
纸卡右下角的法文为：美国照相馆里昂共和国路48号。
被指定为“里昂地区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当时，邓小平只有20岁，比毛泽东第一次听到马克思主义时还年轻五岁。邓小平刚刚20岁就被赋予了独立的权力，开始领导政治活动。在此期间，他在领导劳工运动时可能返回过克鲁梭，因为那里有几百名中国工人，与巴黎相比，克鲁梭距离里昂更近一些。他也可能到过圣艾提尼附近的圣夏门，因为那里也有不少中国工人。与此同时，他还在里昂的一家工厂做工。
邓小平在里昂工作和做工的时间很短。7月底，他就回到了巴黎。比扬古尔警察局的登记册上显示，他进行居住登记的时间是7月30日。关于他回巴黎的原因，虽然法国或中国的文件中都没有任何明确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巴黎的党团组织需要他。因为几个星期以前，大约有150名左翼激进分子离开了法国，其中约有50人是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其余的人虽然是自愿离境，但大多数都是迫不得已才离开的。
这么多人同时离开法国，主要是由于左翼的勤工俭学学生对“五卅惨案”的激烈反应造成的。在这次震惊世界的事件中，上海英租界的警察和学生及大批示威群众发生了流血冲突，至少有12名示威者被打死。示威的起因是群众支持日资纺织厂里的中国工人罢工，抗议日本警卫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的6名学生。
在巴黎，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员（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迅速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他们不顾警察的禁令，于6月14日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旅法华人参加。这个行动委员会从广大华人支持中受到鼓舞，决定下一步组织旅欧华人到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这个示威活动于6月21日进行，这天是星期天，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冲进公使馆，在公使的房间里找到了公使，并迫使其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的内容是，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警方事先并不知道学生们的行动，事后才匆匆赶到，马上驱散了他们，并未逮捕人。这引起了法国一些新闻舆论的不满，他们立即对警察的这一做法进行报道和批评，警察只好采取行动，突击搜查了示威者的住处，逮捕了近60名示威者，拘留了其中4人进行审讯，又根据命令立即将其余的人驱逐出境。法国当局还决定，以后要严密注意所有留在法国的激进学生的行动，同时设法打入其组织。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一回到巴黎，就处在警方的监视之下。从1925年下半年法国警方监视他的报告来看，邓小平这次重返巴黎有两项主要任务：第一，重建在夏季遭到很大破坏的中共党团组织的领导机构；第二，设法恢复和坚持中共党团组织的活动。
在贝勒维拉市工业区举行的几次会议上，邓小平或担任会议主席，或在会上演讲。这期间，他还在比扬古尔市的雷诺汽车厂做工，他在雷诺做工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挣钱，二是为了同这里的几百名中国工人保持联系，因为这些工人中，有很多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
法国警方的记录还表明，邓小平和另外三个人（其中一人是共产党人，其他两人是社会民主党人）被怀疑密谋暗杀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有一份密报说，他们四个人企图暗杀被怀疑与法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的几个中国人，因为大批共产党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境就是他们促成的。这些反共组织是否真的帮助了警察，譬如，在袭击公使馆后向警察提供激进分子的姓名和地址，尚不能断定，但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然而，怀疑邓小平和他的同伴策划暗杀青年党的领导人则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不管当时还是后来，中共都不赞成政治谋杀，而且这几个被指控策划谋杀行动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很清楚他们当时正受到法国警方的严密监视，应该不会采取如此轻率的行动。因此，对他们的怀疑和指控看起来更像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政敌捏造出来的，目的在于破坏他们的声誉。
1926年1月3日，邓小平在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发言。他主张亲近苏联政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并要求与会者同意向中国驻法公使发出新的最后通牒，警察在研究了告密者送来的会议报告后决定：搜查住在比扬古尔三家旅馆中的中国激进分子的住处。1月8日清晨，巴黎警察闯入了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邓小平与另外两个人合住的房间，但里面已空无一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或者具有犯罪行为的文件，只有一些印刷设备、中文报纸及大量的宣传材料。
事实上，当法国警方冲进邓小平的房间时，他已经离开巴黎，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此前，邓小平早就打算离开法国，前往苏联。1925年圣诞节前，他就通知他的雇主雷诺汽车厂，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现在看来他似乎是为了躲避法国警方的抓捕才匆匆离开的，因为他离开的日子正是法国警方搜捕他住处的前一天。结果，法国警方的抓捕行动落空了，他们只好没收了房间里的所有物品，并对他们发出了驱逐令。
驱逐令上还特别注明“待交当事人”，但他们当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份驱逐令恐怕永远也送不到当事人邓小平手里了。
邓小平刚到法国的时候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他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渴望学到有用的工业技术，急于找到中国实行工业化的途径，从而实现所有爱国者所向往的国家的富裕和强盛。但据他的官方传记记载，他的这些理想都化作了泡影。
而在他离开法国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职业革命家。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已经在曾经做过的几种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开始是刻蜡纸的工人，随后做党团杂志的编辑，并成为中国留学生和工人的宣传员，同时又是党的支部的负责人，虽然这个支部很小，只有几个人。这期间，他还学会了怎样在警察的监视下和政敌的非议声中从事革命活动。在他离开法国15个月后，他回到中国，投身于中国革命和政治活动的洪流中，他所面对的是更多的阴谋和危险。
邓小平在法国的这段岁月究竟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显然，这段经历形成了他的国际观。
与那些未曾在国外生活过的其他中共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中国的观念不同，邓小平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年代，他对外国人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同时他还很强调以下两种观念：世界不能忽视中国，中国也不能自绝于国际社会；如果中国不向世界学习，就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除此之外，法国的这段经历对邓小平后来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他离开法国去莫斯科时，一定能够毫不费力地阅读法文，至少是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但没有证据可以看出，他对法国的文学和艺术，或者法国的工程与建筑有多大的兴趣。他甚至也没有什么法国朋友，因为无论是在法国政府部门、工厂和学校的档案里，还是其他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里，都找不到关于他有法国朋友的记载。
当时，一些勤工俭学的学生或者是通过在法国共产党的报纸《人道报》
所办的夜校，或者是通过住在法国人的家里，或是通过在学校同老师谈论政治问题等方式，逐渐认识和结交了一些法国人。但邓小平似乎并不喜欢这么做。
然而，不管置身何地，邓小平的性格应该是他16岁到21岁在法国的这段时间形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当时小小年纪就变得那么坚强、自信。除非他曾在那对一个倒霉透顶的中国青年缺少同情，甚至不给予任何支持的陌生世界里，靠他自己的智慧度过了艰难的学校生活，否则他不会在那么年轻时就具备了坚定与自信的个性。从他当年的两张照片上也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变化：第一张是他和邓绍圣在一家照相馆拍的，可能是他们在巴耶中学的时候。照片上的邓小平身着压皱了的西装，姿态拘谨，面无表情；第二张，即贴在雷诺汽车厂档案卡上的那张，展现的是一位面带坚毅的神情、目光炯炯、嘴角微微上翘的年轻人。他依然身着西装，但风度翩翩。二三十年以后，人们仍然可以辨认出，他就是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