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27）
在邓小平留法的五年间，中国的政治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阀割据愈演愈烈，各地军阀为扩大和占领地盘的争夺蔓延到了除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以外的整个国家，大小军阀的数量急剧增加，发展至数以百计。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个人简历。
在邓小平留法的五年间，中国的政治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阀割据愈演愈烈，各地军阀为扩大和占领地盘的争夺蔓延到了除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以外的整个国家，大小军阀的数量急剧增加，发展至数以百计。虽然这些军阀的外貌和个性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却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他们都统率着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军队并有自己的地盘。二是较大的军阀分成了三个同盟或派系，这三大派系的军阀有时通过阴谋手段，有时通过武力互相拆台、互相攻击，以获得更多的地盘或取得对北洋政府的控制权。
当时，北洋政府实际上并未管辖中国的大部分土地，但它却拥有着即使是最大的军阀也无法具有的两大属性：一是政治地位。因为它是根据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宪法成立的，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二是外国政府的承认。同时，它还拥有这两大属性所带来的特权：有权向国内和国外借债。因此，对这些军阀来说，如果能控制北洋政府的总统和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本或政治优势。
同时，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正悄然兴起，引起这场革命的根源主要有三个：一、1911—1912年辛亥革命失败后，先是袁世凯称帝，紧接着就是军阀割据，整个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从而激起了有识之士的愤慨。二、当时世界列强继续瓜分中国，使中国连番受辱，最终甚至演变成列强在凡尔赛会议上将过去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从而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慨。三、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和获得掌握国家命运的权利，必须进行一次文化和社会革命，舍此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场新的革命运动的思想体系和目标比过去更激进，它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仍由孙中山1905年首次提出的三民主义构成，即民族、民权、民生，但更突出了其反帝和集体主义的倾向。革命的目标是消灭军阀，建立强大的共和政府，取消外国列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的各种特权。
这场新的革命运动在其成分和组织形式上与过去也有所不同。以前的革命运动包括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
新的革命运动则包括了中国中共一大会址。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参加会议的有6个来自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中共在1922年和1923年时人数非常少，只有几百人，但已开始称自己为“具有战斗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且设有在临时中央领导下正规的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机构和支部。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及其领导的运动已经成为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组成部分，它不但要向共产国际提交报告，还要接受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参与这场新的革命运动的另一个更大的政党国民党，也向莫斯科方面示好，并向苏联请教有关政治和组织等问题。1923年秋，具有丰富国外工作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米海尔·鲍罗廷抵达广州，按照列宁主义路线为国民党修改了纲领并改组了国民党。因此，从1924年起，这场新的革命运动便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组成，每个党都有其下属或联合组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既有利也有弊。利是共产党能名正言顺地影响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改造该党；弊是共产党这样做无疑是在国民党面前暴露了自己，让国民党知道了谁是共产党员以及他们在做什么。但无论如何，这样做是当时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
孙中山作为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者，终于意识到如果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的话，那这场运动就不可能产生政治变革。在此之前，旧的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过分依赖反复无常的军人，除了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军阀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消灭军阀。因此，孙中山在鲍罗廷的鼓动下，转而向苏联请求帮助。1924年10月，瓦西里·布留赫尔将军抵达广州，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他化名加伦，跟随他一同到中国的还有其他一些苏联军官。同月，首批苏联武器装备被用快艇从黑海的敖得萨港运抵广州。
在加伦一行到达广州之前的五个月，位于广州南部珠江上的黄埔开办了一所军事院校，即黄埔军校。
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该校的校长。蒋介石是一个坚决支持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并受过日本军校训练的军官。为了加强军事纪律和礼仪细节，蒋介石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工作，到1924年年底，黄埔共开办培训了两期军官，每期500人。这期间，中国革命运动内部分裂成了几个派别：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革命，致力于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左派主张社会改革，但不赞成革命；中间派是爱国者；右派是社会保守者。对这几个派别，当时蒋介石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他与加伦一起友好地工作，并在1925年把儿子蒋经国送到莫斯科学习。
1925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这年3月，孙中山赴北京参加军阀召集的一个所谓的“国民会议”。当时北京控制在直系军阀冯玉祥手中。也是在这年3月，孙中山因肝癌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这年的2月到5月，蒋介石战胜了广州附近的军阀，赢得了对军阀作战的一系列胜利。到5月底，即上海的“五卅事件”
时，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队伍迅速壮大。1925年年初，共产党只有一千多人，到该年年底，该党已拥有大约一万名党员，它的青年团也有大约一万名团员。在这年的6月，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8月，极力主张同共产党和苏联合作的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暗杀。这一事件给革命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也对这场革命运动未来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这一事件也使蒋介石卷入了政治斗争。蒋介石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起谋杀案。经过调查，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组织或个人对廖仲恺下了毒手，却意外地发现，国民党右派正在密谋除掉所有赞成听从苏联意见和支持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资深的国民党元老，这一发现导致了广州的政治天平开始强烈地倾向于左派。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控制了会议程序，控制了新的中央执委会。已知的或受到怀疑的右翼阴谋家被驱逐出广州，或者北上进入北方军阀的地盘，或者用带有诗意的说法是，到莫斯科“受教育”去了。蒋介石对此民主革命家廖仲恺。
事并未表示公开反对，在整个1925—1926年冬天，他仍与鲍罗廷和加伦密切合作。
1924年，孙中山先生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深感革命干部和人才不足，于是各自派遣人员前往苏联接受训练。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共选派从法国前往苏联接受训练。
邓小平在莫斯科一共待了11个月，一开始他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是1921年创办的，目的是培养来自苏联境内外的亚洲工人，让他们学习革命理论和方法。这所大学存在了将近20年，为乌兹别克、哈萨克、蒙古和朝鲜培养了一大批稳定的革命力量。这批革命力量掌控着苏联和蒙古等地的党和政府机构，推动了各地革命运动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数百名中国共产党员都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包括曾在党内升至很高职位的刘少奇和任弼时等。在苏联的严格控制下，这所学校只招收共产党员，因此，它并没有在国际上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也没有引起苏联政治上的紧张。
邓小平在这所学校只学习了几个星期，就转到了中山大学学习。中山大学是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于1925年秋季创办的，意想不到的是，它后来却成为中国内部争论的焦点，成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的舞台。5年后，斯大林认为这所大学带来的麻烦多于它存在的价值，决定关闭这所大学。
照理说，中山大学应该由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管理，中国国民党也确实派过一名高级人员到莫斯科担任该校的董事。但该校的经费来源至今仍是个谜，传说不一。一种说法是，苏联共产党效仿法国政府1920年的做法，支取了庚子赔款基金；另一种说法是，国民党说服了一些中国富商定期给该校汇款。不管钱从哪里来，反正这所大学经费充足，所有的学生除了每月都能拿到津贴，他们的衣食住行也都是免费的。
中山大学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阵容相当强大。
校长卡尔·罗德是波兰人，1917年曾担任列宁与德国政府间的联络官。他是一位通晓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也是一位知名的学者。他生活中不修边幅，嘴里经常叼着烟斗。他喜欢演讲，往往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虽然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他讲授的课程却是中国革命运动。他的很多学生和许多听众一定都对他的一些大胆假设和推理感到惊讶。尽管如此，这位罗德校长却深受学生们的拥戴。他的副手、25岁的副校长帕维尔·米夫，并不受学生们的欢迎。米夫是一个野心勃勃、喜欢炫耀自己的人。米夫在俄文里是“神话”
的意思，其实，米夫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叫米开·亚列山多维兹·福杜斯。这位年轻的副校长是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一名成员，他认为，苏联境外的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保卫苏维埃政府，共产国际的职责就是保证这一目标的实施。因此，米夫在中山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能够认同并接受他的这些观点的中国青年。按照他的标准，他要找的是聪明且热衷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又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学生。他对其他学生没有兴趣，在他们身上花费的时间很少，所以学生们自然对他没有好感。
1927年，当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和斯大林废黜托洛茨基的运动开始后，米夫对多位共产党员学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迫害，因为这些学生认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的政治见解比斯大林的正确。
米夫成功地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在中国叫“回国留学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或者毫不客气地称之为“斯大林的中国小组”。自1931年至1935年，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实施了现在称之为错误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和军事战略。1945年，毛泽东在关于党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否定了这条路线。这个决议尖锐地批评了这条错误路线，它坚决要求这条错误路线的支持者进行自我批评。然而，这个决议并没有说这条路线是由莫斯科造成的，或者说由于这条路线是来自莫斯科的，所以它的追随者才不得不服从这一路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这段时期真正的反面人物是斯大林，但在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毛泽东却成为处处维护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共产党人。由此可见，在中国，毛泽东对斯大林名誉的维护程度要远远高于米夫的弟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