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幼年就丧失父母，孤苦伶仃，靠祖父李如珍抚养。李如珍青年时闯过关东，很有见识。他具有爱国心，不满清朝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深受乡民的尊敬。这一点，对幼年的李大钊颇有影响。
李大钊出生时，李如珍已经60多岁了。由于李大钊父母早丧，于是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祖父李如珍也是一个读书人，他对孙子十分喜爱，但管教也非常严格。从3岁起，李大钊就随祖父识字读书，白天教，晚上问，直到学会了才睡觉。有时祖父带他到亲友家，他就把人家门口的对联背下来。在村子里玩，就认村里的一些碑文告示。由于他专心学习，到五六岁就有一定识字能力了。
李大钊七八岁时虽然已入私塾读书，但仍然非常顽皮。那时，他家对面有一座庙，经常有一群不务正业之徒聚集在那里赌博。祖父李如珍担心孙子会染上坏习气，一再警告孙子不许去那里玩。
有一天中午，到了吃饭时间李大钊却迟迟未回家。祖父在家里等得十分着急，便忐忑不安地朝那座人声鼎沸的寺庙走去。果然不出所料，孙子夹在一群小孩中，正在那里看热闹。
祖父气坏了，扭头就回家去了。
过了好一会儿，李大钊偷偷摸摸地回到家中，蹑手蹑脚地坐到桌旁去吃饭。可是，他看到一向和蔼的祖父板着脸，很严肃，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后悔不该去看那些人赌博。吃饭期间，祖父一直沉默不语。
吃完饭，祖父把李大钊叫到身边，问道：“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同家啊？”
“我刚才看‘扔玩儿’去了。”李大钊如实地回答。
“看‘扔玩儿’很热闹吧？”祖父又问道。
“嗯，是很热闹。”李大钊小声回答。
祖父点了点头，说：“是呀，看‘扔玩儿’比在家里坐着读书写字要热闹得多了！可我平常嘱咐你的话，你全忘了吗？那些人空长着一双手而不劳动，满身铜臭味。我不让你去那里，你偏去，你说该罚吗？”于是，祖父便让李大钊到屋顶上去翻麻。
那时正值七月的伏天，屋顶上的麻又厚又密，李大钊吃力地翻着，很快就汗流浃背。李如珍虽然疼爱孙子，却决不姑息他的点滴过错。李大钊的表姑看到这种情况，心有不忍，来向祖父说情，他才把孙子从屋顶叫下来，教导他道：“以后可要好好读书啊！不要再去那里看热闹了，要是迷上赌博，你这辈子就不会有出息了。”接着又心疼地为孙子擦去汗水，倒水给他喝。
从此，李大钊不忘祖父的教诲，认为劳动可以锻炼意志，消除恶习。
成人以后，李大钊对祖父的教育也一直没有忘记。以后他一直这样要求自己和子女。
李大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1927年4月，李大钊被反动军阀张作霖逮捕，英勇就义，年仅38岁。
李大钊教育子女循循善诱
李大钊早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是社会名流。虽然很忙，但在工作之余，他仍然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重视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以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李大钊生活俭朴，冬天穿絮衣，夏天穿布衫，一个大饼，一根洋葱，常常是他的便饭，有人去他府上拜访，见他的幼女炎华，身穿红粗布小棉袄，外套蓝粗布小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气的，像个乡下孩子，完全不像教授的女儿。有位亲戚对此很不理解，有次问起李大钊，他只是淡淡一笑说：“点种”。“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当教授点什么种？”亲戚迷惑不解。
解放后，乐亭县第一中学师生访问李大钊故居时，这个亲戚向师生们谈到这件事。一位老师听后提议全体学生起立，他激动地说：“同学们，你们明白李大钊教授所说的‘点种’的意思吗？他的种子，就是革命的种，共产主义的种！我们要让李大钊教授点的种，在我们心里开花结果。”直到这时，这位亲戚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李大钊所说的“点种”的真正含义。
李大钊不仅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真理，为革命事业培养“火种”，在家里，也教育子女要经风雨、见世面，努力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经常带领孩子去郊游，一同乘船、渡河、爬山，以锻炼他们的胆量，开阔胸襟。
有一年冬天，北京下了好大的雪。
李大钊对孩子们说：“雪下大了，你们快拿扫帚到院子里去扫吧！要是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借雪吟诗，这比我小时候只能隔窗望雪作诗要好得多！”
孩子们听了，很高兴地立即拿扫帚出门。孩子的外祖母和母亲表示反对。外祖母说：“外面太冷，冻坏了孩子怎么办？”李大钊笑着说：“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何况人只有经常活动，身体才会有抵抗力。扫扫雪怎么会冻坏身体呢，呆在屋里不动弹，才经不起风寒呢！”李大钊说完，就带着儿女出了门，一边扫雪，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干得热火朝天。
李大钊教育孩子，善于从孩子的特点出发，循循善诱，寓教于乐，生动活泼，从不刻板生硬，更不打骂孩子，从而使孩子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李大钊家中堂屋的北墙上，挂着一张富有诗意的画，画中有位少女怀抱琵琶在演奏，各种飞禽走兽闻声而来。李大钊十分欣赏此画，他绘声绘色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看，音乐的力量有多么大！这个弹奏乐器的姑娘，只要手指轻轻拨动，就能引来美丽的孔雀、高傲的仙鹤、凶猛的狮子老虎，还有各种叫不上名的鸟兽，他们一个个都被音乐陶醉了。人就更不用说了。
音乐不仅能陶醉人，而且还能鼓舞人心。”
李大钊经常教孩子们唱歌。有次，他教孩子们唱的是教堂里的一首赞美诗，其中有这样几句：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们就要欢喜禾捆收回家。他边唱边讲解：“你们看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多么高兴！他们忘记了辛苦，只有快乐。
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会像农民把庄稼收回家一样快乐！”
李大钊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教孩子学音乐。有一次他带着葆华、星华去拍卖行买回一架旧风琴，由他弹琴伴奏，孩子们合唱了一首校歌。唱完后，李大钊说：“北沿河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你们校歌里怎么说它是孩子们青年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首歌的歌词太不真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他借此机会教孩子们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教完歌还给他们讲解歌词的含义，讲解从事革命的道理。这种家教，寓教于乐，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李大钊在家庭敦育中，十分注意运用“尊重”这种最有力量的方法。
他注意研究儿童心理，根据孩子们的心理和生理特点，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有一年暑假，李大钊从北京回河北老家，给孩子们每人买回一包礼物——笔、墨、方格字帖。孩子们很高兴，立即研墨展帖，端端正正坐在八仙桌前写了起来。这是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生平第一次临帖写大字，所以她左临一张，看看不像，右临一张，看看还是不像，气得小脸发红。她放下笔，躲到后院里偷偷地抹眼泪。这时李大钊和妻子发现李星华在哭，但摸不清她为什么哭。妻子正好张口问女儿，却被李大钊拦住了。
他说：“女孩子的心理是很难揣摸的，你要是问她为什么哭，她不会告诉你的，你不要硬逼着问她。哭的原因不是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了吗？”妻子莫名其妙。
李大钊接着说：“我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一不留神，用小刀划破了自己的手指，这个小女孩立即把伤口包了起来，生怕别人包括自己的爸爸妈妈发现，直到伤口长好了才给人看。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这就是女孩的一种好胜心，你明白了吗？”妻子这才恍然大悟。
过了一会儿，李大钊把李星华叫来，一同走到八仙桌前，指着女儿写的字帖微笑着说：“你的字写得很好，有点像魏碑帖上的。因为这是你第一次临帖，写得还不大整齐，笔画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字有的个儿大，有的个儿小，要是天天耐心练习，就一定会写好的。你看，你哥哥写得也不整齐呀，可是他不着急，沉得住气，只有这样，将来才会把它慢慢地写好。”
李大钊的话使女儿受到很大的鼓励，同时也使她了解到自己遇事不冷静，容易急躁的缺点。从此，李星华不仅天天练习写大字，而且性情也变得比以前沉稳多了。
李星华1932年入党，长期从事教育和民间文艺的研究工作，是我党的优秀干部。长子李葆花16岁便参加革命，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
郭朝沛教育郭沫若善小亦为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平战士。他在青铜器和甲骨文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文化巨人”。郭沫若能有如此的成就，和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有极大的关系。
郭沫若生于一个中等地主家庭，父亲郭朝沛，母亲杜邀贞。郭沫若出生时，已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另有已死去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郭沫若排行第八。
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懂得一点医术，为人又慷慨大方，乐于免费为别人行医送药，所以深受乡里人的敬重。
父亲常常告诫子女：“积金不如积德，善虽小，不可不为。”这些话从小就在郭沫若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由于郭朝沛早年辍学，尝到了失学的痛苦，因此他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要求很严格。这对郭沫若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对郭沫若幼年时代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他的母亲杜邀贞。札邀贞资质聪明，虽然幼年无父无母，没有条件进学读书，但她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背诵许多唐诗宋词。
郭沫若后来成为著名的诗人，深受母亲的影响。因此，郭沫若说：“假使我也算得个诗人，那这个遗传因子却也是从我母亲来的了。”在郭沫若没念书之前，母亲就教他背诵诗。
郭沫若从小就很聪明，记性很好。
比他大四五岁的哥哥，晚上在家里读《易经》《书经》，像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句，总是念不熟，但他在灯下一边游戏，一边听哥哥读几遍就能背诵了。他的聪明博得了母亲的喜爱，母亲还教他背诵《翩翩少年郎》的诗：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这首诗，培养和激起了郭沫若读书的兴趣，使郭沫若对上学读书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
母亲对郭沫若等子女既慈爱又严格。母亲由于长年劳累，身体衰弱，每年秋季总要晕倒一回。在郭沫若五六岁的时候，他和二哥一起偷偷地摘了别人园内的一朵芭蕉花。据说芭蕉花是治疗晕病的良药。当母亲问清了芭蕉花的来历之后，非常生气，立即叫郭沫若和二哥跪在床前，连连叹气地说：“唉，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
不一会儿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把兄弟二人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一顿。芭蕉花到底没有用上，可是父母对郭沫若的严格教育，却是他认识人生的起点。
郭沫若4岁半就上学了。父母在家里专门设立了绥山山馆，聘请了当地很有名望的沈焕章先生为塾师。沈焕章先生学问渊博，卓识过人，忠于职守，所以在沙湾很受尊敬。郭沫若在父亲的带领下到绥山山馆去拜师发蒙。点燃一对红蜡烛，焚烧三炷香，父亲用手按住他，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三个响头，向执教严格的沈先生拜了师，算是正式发蒙。
郭沫若开始读的是《三字经》，每天都要背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他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觉得实在是枯燥无味。上学后的第三天，他就开始逃学，他再也不想念了。在同窗们一片“逃学狗，逃学狗”的笑骂声中，郭沫若被父亲用强制的方法送回学堂。沈先生教书十分严格，他认为自古以来读书就是为了做官，教育儿童只有一个字，就是“打”。所以沈先生最初在教刑上是十分严厉的。
有一次，郭沫若的头上被打得满是疱块，晚上睡觉时痛得不能就枕，母亲看了之后，心疼得哭了起来。母亲告诉他要好好听沈先生的话，并且找出一顶硬壳旧帽子给他，里面还有4个毡耳。郭沫若高兴极了，以后每天上学他都戴上这顶“铁盔”一样的帽子。先生再打他头时，只是空响，脑袋却一点儿也不疼，但这个秘密很快便被他二哥发现了，一天上学堂的途中，他的“铁盔”被二哥抢去，他便大哭起来，于是，沈先生也知道了这个秘密。
沈先生发现打不能制服郭沫若天真活泼的向上心，他对学习依然不感兴趣，还是常常逃学。为了解决问题，沈先生对他改用“诗罚”。
郭沫若跟着沈先生白天读经，要背诵《诗经》《易经》《书经》《周礼》等，晚上读诗，沈先生以《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为教材，让他背诗，对对子。这使郭沫若在幼年时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并且受到了诗的熏陶。
1900年，郭沫若曾有一段时间离开沙湾，到一河之隔的太平场读书。
当时的教师是一个姓江的秀才。江秀才原来还开着药铺，只因一次过木桥时，自己牵的马使对面过桥来的一个有钱人家的妇女受惊掉进河中，被迫打了半年官司，弄得倾家荡产，只好出来教私塾。有一次江秀才讲《九章》，黑板上留下“涉江”两个字，有事出去了。一个调皮的学生上下加了几个字，改成一个亡联：“江秀才涉江冤乎枉乎。”大家喊郭沫若对下联。
郭沫若马上在黑板上写：“余童生读书困哉难哉。”余童生是交不起学费而被迫停学的挖煤工人的儿子。郭沫若余意未尽，又在对联下写了一首诗：
学海茫茫庭院深，无钱不敢拜大成。
吾望呈师施恩典，同病相邻应有人。
江秀才看了诗，竟深受感动，免了那个穷苦学生的学费。这件事既可以看出郭沫若才思敏捷，又体现出他对贫苦学生有一颗善良的同情心。
郭沫若的儿童时代，除了父母和沈先生之外，对他影响较大的另一个人就是他的大哥。大哥郭开文比郭沫若大14岁，在1903年四川废科举兴学校时，郭开文考入成都东文学堂，后留学日本。他年轻时性格浪漫，喜欢写诗、刻图章，讲究写字，也学过画画。辛亥革命时回到四川，先后做过四川省的交通部长、川边驻京代表等。
郭沫若幼年时，大哥正在成都东文学堂读书，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05年春，大哥被派往日本留学，他很想把郭沫若带去。为此，临行前大哥特地征询了弟弟的意见，弟弟当然求之不得，预备听从哥哥的话，去东洋学实业，将来可以富国强兵，遗憾的是父母舍不得放他。
大哥是郭沫若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教师和引路人，对郭沫若的民主思想和反抗性格的形成以及文学爱好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郭沫若终生都对这位大哥怀着敬仰和感激之情，称大哥对他的情意是“世间最难得者”。
1936年郭开文于家乡病逝，当时郭沫若远在日本，得到消息后，他非常悲痛。1939年郭沫若回乡省父，见到大哥写的《祭母文》等，见物思人，痛哭不已。他在大哥的诗文遗稿上写了一首七律：
连床风雨忆幽燕，踵涉重瀛廿有年。
粗得裁成蒙策后，愧无点滴报生前。
雄才拓落劳宾戏，至性情文轶述阡。
手把遗稿思近事，一回雒诵一潸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