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郭沫若对大哥的感情有多么深厚！
郁达夫受教于母亲买鞋
文学家郁达夫一生著述颇丰，创作风格独特，成就卓著，尤以小说和散文最为著称，影响广泛。著有短篇小说集《沉论》。他的成就与母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郁达夫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从此，一家6口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在了母亲的肩上。郁达夫小的时候很有天分，学习成绩很好，母亲省吃俭用供他上学，家里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郁达夫13岁那年，考进了县立高小，而且由于入学后勤奋苦读，成绩十分优秀。为此，他受到了知县的嘉奖，并且跳级升班，一举成为小小富阳城中的知名人物。在荣誉和赞扬之中，郁达夫逐渐产生了虚荣心，并开始在穿着打扮上讲究起来。
第二学年开学了，郁达夫跟母亲说：“娘，我想买一双皮鞋。因为学校发了黑色的制服，很多同学都配上一双闪亮的皮鞋，神气极了。”平时，郁达夫总是穿着一双布鞋，显得非常土。母亲没有说什么，然而，郁达夫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母亲为此要付出多少劳动。
第二天，为了满足儿子的要求，母亲走家串户，想尽了办法，还是筹不够钱。无奈，只得想到赊欠。她带着儿子走了一家又一家鞋店，都没有赊成。每进一家商店，掌柜的起先都是笑脸相迎，客客气气地把一双双皮鞋拿出来给郁达夫试穿，当他们一听到希望赊欠时，立刻白眼相对，收起皮鞋，有的甚至还要说几句讽刺人的话。
他们走了一上午，到最后一家商店被拒绝赊欠之后，母亲的眼眶浸满了泪水。这时，郁达夫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粗糙的双手，觉得很惭愧。
他拉着母亲，无言以对地低下头，默默地跟着母亲回家了。不一会儿，他看见母亲手里拿着一包衣服准备出门。
原来，母亲是要去当铺把这些衣服当了，再去买回儿子想要的皮鞋。
母亲的这一举动使郁达夫非常难过，他内疚、后悔，恨自己不懂事，让母亲如此为难。看着母亲，郁达夫深深地理解了母亲的心，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他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一下子投进母亲的怀抱。他紧紧抱着母亲，哭着说：“娘，你别去了，我不要皮鞋了！”母亲站在那里，也禁不住落下辛酸的泪水。
买皮鞋的风波很快过去了。但它对少年郁达夫的触动很大。郁达夫不仅体会到了母亲的艰辛，也体验到社会上存在着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
他暗下决心，发愤苦读，为穷苦人争气。郁达夫的母亲这样任劳任怨、辛勤操持，而又无私地爱着孩子的父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的孩子，使得儿子勤奋学习，保持着善良淳朴的各种美好品质。
1910年冬，郁达夫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著名的杭州府中学。后来，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
黄炎培教子“十二言”
黄炎培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1902年与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后来参加同盟会。1917年赴美考察，回国后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先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
黄炎培虽然很忙，他对儿女的教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黄炎培在生活上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他和妻子都十分注意自己的表率作用。凡是要求儿女不许做的，自己一定不要去做。
家里任何人也都不能去做。为了不使孩子沾染上吸烟的不良习惯，家里在招待亲朋好友时，也不许用纸烟作为招待用品，同时禁止客人在家里向人敬烟。
黄炎培对子女非常关心和爱护，但不许孩子们乱用钱。他和妻子也从来不乱给孩子们零用钱。而且要求孩子们花钱要一一记账。直到孩子上了中学，手中经常也是只有少量的钱，有一块银元就是多的了。但是，对于孩子们帮助贫穷困难的同学，他们不仅不反对，有时还给一些资助。他们还教育孩子们诚实，不说谎话、假话和大话。
在黄炎培的教育下，他的儿女们得到了健康成长。他们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深厚至极。方刚与父亲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是父子，又是同志。三儿子英语好，经常教父亲学习英语，儿女们喜欢听他讲经书，黄炎培也十分高兴，满足孩子们的要求。
黄炎培喜欢根据孩子的兴趣和特长进行诱导，他认为中学是一个重要阶段。他要求孩子们在上中学时必须学好国文、外国文和算学。他说：“算学训练头脑，使之清澈、正确、精密，影响于思想很大；文字学科，是吸收各种知识的唯一门径，都值得重视。”
他在同孩子们的相处中，时时用心观察每个孩子的天赋和秉性，并且根据他们的兴趣和爱好，对他们进行冈材施教。如他发现一个孩子喜欢玩积木，能够制作成各种的建筑图形，便时常带他到高处去看上海的市容全境，培养他对工业的兴趣，引导他去学习研究建筑业。
为教育孩子，黄炎培专门写了十二句话作为座右铭，让孩子们认真记在心里，如下：“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如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关于“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黄炎培告诫儿子，做人一定要追求真理，不被纷杂的邪说所诱惑，以至误入歧途。凡事首先要探求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性，按客观实际去做。讲话应当守信用，行动应踏踏实实，不轻浮。
“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是对儿子日常的要求。事闲的时候，最易养成慵懒的恶习，要警策自己，抓住时间，勤奋用功，切莫荒疏了学习；事忙繁杂的时候，易生焦急的情绪，一急躁就会因冲动而做出缺少理性的事来，一定要冷静沉着，切忌慌忙。说话算数别人就会相信，没有私欲就会变得刚正，理直气壮。
而“如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四句话意味深长。这是黄炎培要求儿子对待同志和蔼可亲，像春风一样暖人；对坏人坏事像秋霜一样凌厉。在原则是非上，应该爱憎分明，不可模棱两可。结句用“古钱”外圆内方比喻，要求儿子外表随和，内里严正，养成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要锋芒毕露，盛气凌人。
谢葆璋以爱国心教育冰心
冰心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女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她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
冰心于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她父亲谢葆璋，字镜如，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光绪七年（1881），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回闽招生，推荐谢葆璋北上应试，考入该学堂第一届驾驶班肄习。光绪十年（1884），学成毕业，派登“威远”舰实习。实习期满，进入北洋舰队服役，在“来远”号战舰上任二副。在这里，他曾参加了甲午战争，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北洋水师惨败后，他为了振兴我国海军，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
随着谢葆璋工作和事业的调动，冰心出生后7个月时，就随全家迁至上海。4岁时迁往山东烟台，此后很长时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大海陶冶了她的性情，开阔了她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她幼小的心灵。
有一个夏天的黄昏，小冰心随父亲在海边散步，在沙滩，面对海面夕阳下的漫天红霞，冰心要父亲谈谈烟台的海，这时，父亲告诉小女儿：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比如威海卫、大连、青岛，都是很美的，但都被外国人占领了，“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只有烟台是我们的！”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幼小冰心的脑海里，也激起了她的爱国心。
冰心开始读书的年龄大概只有五六岁，她家里藏书不少，在家塾启蒙学习期间，她已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7岁就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与此同时，还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读《大卫·科波菲尔》时，当读到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家出走，去投奔他姨婆的旅途中饥饿交迫的时候，冰心一边流泪，一边掰着手里母亲给她当点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自己是幸福的！
辛亥革命后，冰心随父亲回到福州，住在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一座大院里。这里住着祖父的一个大家庭，屋里的柱子上有许多的楹联，都是冰心的伯叔父们写下的。这幢房子原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家的住宅，林氏出事后，林家怕受牵连，卖去房屋，避居乡下，买下这幢房屋的人，便是冰心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在这里，冰心1912年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进学堂读书的女孩。
1913年，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去北京国民政府出任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随父迁居北京，住在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次年入贝满女中，1918年升人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这时的她很向往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冰心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振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全身心地投入时代潮流，并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的工作。在爱国学生运动的激荡之下，她于1919年8月的《晨报》上，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发生影响。
之后她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其间，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冰心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加入了当时著名的文学研究会。她的创作在“为人生”的旗帜下源源流出，发表了引起评论界重视的小说《超人》，引起社会文坛反响的小诗《繁星》《春水》，并由此推动了新诗初期“小诗”写作的潮流。其作品多围绕着母爱、童心和自然三大主题，构筑了冰心思想内核“爱的哲学”，20岁出头时的冰心，已经名满中国文坛。
在职务上，冰心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她活了近百岁，于1999年3月去世，被称为“世纪老人”。
冰心教育女儿要真诚和自强
冰心有3个孩子。吴青是冰心最小的女儿，吴青从小就和妈妈在一起生活，受到冰心的教诲最多。
妈妈对女儿做人最有影响的就是教育她从小要讲真话。有一次，吴青偷拿家里的点心吃，妈妈发现后问她，她开始不承认，结果挨了一顿打。母亲对她说：“你想吃点心可以找大人要，但不能偷，更不能撒谎。”妈妈对吴青说脏话、假话有一种独特的惩罚办法：用肥皂水洗嘴，还要喝奎宁水。
吴青9岁时，父母带她到了日本。
一次偶然的机会，吴青读了国人带去的一本书《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
她看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种种暴行后非常气愤，便把在日本的中国孩子组织起来，到街上打日本孩子。
吴青准备了一个小药箱，如果中国孩子受了伤，她就用药箱里的药品和绷带给他治疗。那时候的吴青很天真。妈妈起先不知道她出去干这事，后来知道了就对她说：“尽管我们国家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欺辱，但日本人民的孩子是无辜的。”
冰心的一句名言是：“有女万事足”，号召女性要自强自立。吴青小时候非常淘气，她看电影里的飞行员跳伞的镜头后，回家便拿了一把伞，到外边站在很高的地方张开伞往下跳，结果磕破了腿，流了很多血。她回家后以为妈妈会打，可谁知妈妈见状并没生气，只是给她讲了一些跳伞的道理，让她知道雨伞和飞行员的伞不一样。
她们小时候经常听妈妈说：“你们虽然是女孩子，但要有独立性，不能依附于别人。”这些话对女儿的幼小心灵触动很大，姐妹俩从小就养成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的品质。吴青说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女孩子，也从来没想去依靠什么人，包括名气很大的母亲。
冰心告诉女儿做人要讲“爱”
字，就是要用爱心去对待自己身边的人和事。爱工作，爱生活，爱人民，爱祖国。”吴青担任过北京市人民代表和海淀区人民代表。对此，妈妈经常叮咛她：“如果你真为人民利益当代表，就不能怕各种邪恶势力，要坚持真理，敢于讲实话讲真话。”吴青对妈妈的话铭刻于心并身体力行。她的书房墙上有一副妈妈写给她的对联，写的是林则徐的名句：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伯渠教子“三用”
林伯渠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他6岁的时候就投考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校，在那里学习两年半，得到了学校创始人熊希玲的指引，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立志为振兴中华而献身，为日后从事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林伯渠在延安时，是陕甘宁边区的政府主席，他的儿子相特2岁便送到延安农村托人照看。相特活泼可爱，模仿能力相当强，经常背着双手学爸爸走路。
有的同志逗孩子玩，叫他“小主席”。林伯渠知道了，严肃地指出，开这种玩笑不好，无形中会给幼小的心灵刻上超人一等的痕迹，并教导儿子说：“以后别人叫你‘小主席’你不能答应。人家问你长大做什么，你说到基层锻炼去，当一个普通的人。”
相特开始上学的时候，父亲送给他一个小小的土布包，装上几支铅笔和几个本子，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长大了，就应该懂事了。今天让叔叔送你去，以后你就自己走。”
林伯渠接着说：“还要给你起个名字，就叫用三吧，用三就是三用：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儿子点了点头，仿佛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良苦。等相特长大成人以后，也是牢牢记住父亲的教导，踏实工作，服务人民。
谢觉哉教育儿女做实事为人民
谢觉哉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谢觉哉，字焕南，别号觉斋，湖南宁乡人。
早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18年至1919年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并创办《宁乡旬刊》。1920年8月任《湖南通俗报》主编。1921年1月加人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毛泽东的秘书。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司法部部长。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新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于1971年6月15日在北京逝世，其主要著作收入《谢觉哉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