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在其所处的明清时代，前后遇到过5次较大的历史机遇，其中有4次被晋商牢牢的抓在了手里，得以施展其才能，取得长足发展。而最后的一次历史机遇却被错失，从而走向衰落。
第一次历史机遇： 开中法造就盐商
晋商遇到的第一次历史机遇是在明初。
我们都知道，人人离不开盐，尤其是在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候，盐是一个大宗的商品。春秋时候管子就讲，盐是“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如果不吃盐，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所讲的，不吃盐要得大脖子病。
由于盐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把盐做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来加以控制，甚至制定盐法来进行合理调配。
明朝的时候，关于盐的买卖分为两种，一种是户口食盐法，一种是开中法。所谓户口食盐法，就是按照人口的数目来供应食盐，这种供应是由政府提供的，但是不是免费的，百姓要按照盐价来交纳粮食或银钞，这种方法制定于永乐初年，但是由于管理不善，有时候百姓虽然交纳了盐价，但是却经常不能及时得到食盐，所以这个方法不久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种方法就逐渐的盛行起来，这个方法就是开中法，开中法实际上是整个明朝盐法的主体，最初主要是为了供应北部边塞地区军事消费而采取的一个政策。
当时的背景是，明朝建国后，为巩固其政权，曾多次出兵塞外追击元蒙残余势力。而蒙古各部也经常南下扰边，使明朝的统治受到严重 威胁。为了防御蒙古，明朝政府在九边布置有86万军队。这么多的军队和马匹需要大量的军饷才能维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为了解决边镇的军饷，才施行了开中法。
简单说来，所谓开中法，就是让商人把米粮输送到指定的 地点，然后准许其贩盐来作为报偿。
这个交易的整个过程大致就是：商人把粮草交到指定的边仓，各边仓便发给收到商人粮草的证明即仓钞，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开了一张发票或是收据，商人拿着这张发票，就可以到指定的盐运司换领盐引，也就是贩盐许可证。然后，再拿着这个贩盐许可证到 盐场即盐的生产场地，按许可证上写明的数量领盐，在规定的地点接受检查后，运到政府规定的批准售盐的地区销售。
按照规定，盐引也就是准许贩盐的凭证，必须随身携带，而且从到边仓交纳粮草起直到在行 盐地售盐止，这一连串的活动必须由同一商人来完成。对到规定的行盐以外地方贩盐，或将 盐引中途加以转卖，以及委托代理人代办上述业务等，都是不允许的，法令都严加禁止。
这些法令就必然要促使整个交易的过程由专人来完成，这样就逐步的形成了最初的盐商。
晋商以“极临边境”的优势， 一俟明初开中制实施，便捷足先登，纷纷进入北方边镇市场，集粮、盐、布商于一身，兴起 于商界。以上可谓明清晋商得天时，抓住的第一次历史机遇。
从山西盐商的发展来看，是明代开中制度的实施，给他们带来了历史的机遇。山西盐商的先世不乏务农为业的，其后才弃农经商，以盐为业，从边地重镇 进军到盐业大都，从粮商、引商，到完全意义上的盐商，成为晋商中最早兴起，最为成功的商帮。
“山西居京 师上游，表里山河，称为完固，且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因势乘便，可以拊天下之 背而益其吭也。”——《读史方舆纪要》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 (安徽徽州府)。江北则推山右(即山西)。新安大贾渔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 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五杂组》
第二次历史机遇：开中纳银多种经营
后来随着发展，在天顺、成化年间，在推行纳粮开中的同时，又准予纳银开中，也就是可以用银子来进行交易，不完全用粮食了。由于银子携带方便和可以进行多种交换的功能，所以很快就成为主要的一种交易形式，以银货为中心的边饷筹集体制也 逐渐建立起来。
这样一来，原来以边境为其活动地的商人中，便有一部分向内地， 特别是向淮、浙地方移动。这样就和继续留在 边境地方纳粟报中的沿边土著商人区分开了，前者被成为内商，后者被成为边商。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购买市场。如何利用这一市场，是摆在晋商面前的新问题。
这次机会，和明初不同的是 ：明初是凭借地理优势取胜，而这一次，就不那么简单了，需要一点经营头脑和资金运作，才有胜算的可能，通俗的讲，就是这个机会需要一点经商的技术含量，而不仅仅是爆发户的胆识那么简单了。
面对这一新情况，晋商不失时机，逐渐实现由盐业的边商转为内商，活跃于淮浙、长芦、河东等盐区；经营项目也转为多种经营，以前从来没有贩运过的，也要进行尝试，诸如丝绸、茶、绒货、颜料、煤炭、铁货、木材、烟草、参、纸张、 油、干果、杂货等，都成为晋商经营的重要商品；活动范围也扩大了许多，由纳粮地区转为向全国各地 发展，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至国外，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经营方式也发上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一个人、一家人做买卖以外，还出现了几个人合伙等组合形式，生意做的大的，就雇佣伙计，成立贸易公司，这样就增强了商业竞争能力，并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从明中叶以来，晋 商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一个地方商人集团。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广志绎 》
“盖盐商与其它商贾不同，皆是携数万之资，以求什一之利，重廉耻，惜体面之 辈。”——《本末兼治仰赞国计第三疏》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英宗实录》
“在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天工开物》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五杂俎》
“京师大贾多晋人。”——《清稗类钞》
“汉民到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 ——《龙江述略》
“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者多系晋省人。” ——《清高宗实录》
第三次历史机遇：边民政策促进旅蒙贸易
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后，中国的版图空前的辽阔，尤其是新疆、蒙古、西藏的依附，使清政府采取了对边疆地区大力开发的政策，相当于现在建立的经济特区，有许多的优惠政策。面对这一历史机遇，晋商以精明的商人特有的敏锐目光，发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商机。
首先发现的是政策上的商机。当时清政府推行满蒙友好政策，晋商就立即开展旅蒙贸易，也就是以长城沿边地区集镇为据点，顺着通往蒙古各地的驿道，由近及远，逐步地向蒙古深入，由漠南蒙古逐步深入到蒙古各部。同时向西北地方发展开辟了一条由归化城，也就是现在的********，再经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到新疆古城的商路，晋商这个时候已经俨然是一群国际倒爷，雇佣懂得蒙语的专职翻译，在边陲贸易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第二个发现就是经营品种的扩增。随着经商范围的扩大，也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产品都可以在那里销售。这样就在原来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的新品种，并且开办了很多商行，有绸布行、纸张行、裘皮行、油酒行 、茶行、盐行、典当行、粮食行等。这样，清代前期的晋商，其商业经营资本就获得了长足发展。
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旅蒙商，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乔氏集团。正是这一经商过程，完成了乔家的原始资本的积累，挖到了第一桶金，才有了日后的票号和驰名天下的乔家大院。
那么旅蒙商是怎样进行交易的呢？下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旅蒙商在当时的一些情况。
旅蒙商是在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商人，一般称“走草地买卖人”，也叫“贩子”，蒙古语称“丹门庆”，意思就是肩挑的货郎。
旅蒙商是通过随军贸易而带动和发展起来的。康熙朝，为了平定西部叛乱，清军北进草原，行军作战，军需是一大问题。为此，清政府便放宽禁止汉民到蒙境的规定，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随军贸易。起初，随军贸易商人，除了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外，还在 草原与蒙古人进行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规模逐渐扩大，成为很有势力的商人。
这些旅蒙商人中绝大部分是晋商，其次是直隶等地汉族商人。这些商人为供应进入蒙古草地的清军的军粮，跟着军队辗转沙漠，为军队做了很多贡献，关系融洽，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情。
即使这样，当时的清政府对于旅蒙商人还是有所限制的，管理较严。对内地商人与蒙古牧民交易，除课以苛刻的赋税外，还定有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同时也有指定的交易地点，并不是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交易的，而这些交易的地点一般都在长城以外，绝对不允许进入到长城以里，这些指定的地点，有陕西 的红山寺口，山西偏关的水泉堡，宁夏的花马池横城堡、石咀子等地。
既然是政府指定了地点，就要有政府的统一管理，当时的管理机构称“边行”。根据历史资料来描述当时交易的情形，大概就是：早晨，边行把商人放出去，到互市点与蒙人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下午以敲锣为号，把商人召回来。商人经过卡子时，边行要仔细查点人数，要求出去和回来的总人数必须完全一致。
当时进入蒙古交易，还必须要拥有通行证，相当于现在的护照，那个时候叫部票，也叫龙票。“部票”用汉、蒙、满三种文字书写，注明人数、姓名、货物品种数量、返程日期。他们到达蒙地后，须在当地盟、旗官吏监督管理下进行贸易。没有部票的不得入蒙地进行贸易，已经进入的要驱逐离开和处以罚金或没收货物。凡部票时间过期者和实际人数超过票照登记人数者，以及未按票照指定路线和地区进行贸易者，都要予以处分。
同时还有些规定：比如旅蒙商人不得在蒙地建筑房屋留居，不得携带家眷，不得和蒙古妇女结婚等。贩运商品也有严格限制，除铸铁锅和日常生活金属器皿外，严禁将武器、铁等金属输入蒙地，并严禁向蒙人贷放白银。
由于限制比较多，对于中原地区粮食、布帛、器皿和各种工具依赖很强的蒙民来说，这种交易非常不过瘾，很多时候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就强烈要求清政府允许内地商人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后来蒙古王公经过和清政府的多次高峰会谈，清政府同意了放宽对旅蒙商的限制。
放宽限制以后，旅蒙晋商在蒙古地区的进行大量贸易往来。他们主要采取游动经商的方式，走屯串帐篷，根据牧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以车载杂货，周游蒙境，用较为廉价的绸布、茶叶、烟酒和金属器皿及工具等，换取各类牧畜、毛皮等畜皮和珍贵兽皮、药材等。
当时主要获取利润的方式是：旅蒙商人根据畜牧业经济的生产特点，在春夏之交，载货送到蒙古牧民的营地，先把商品给蒙民，先不要钱，但是要折合成牧畜、皮毛数量；等到秋冬之际，牧畜腰满肥壮时，商人骑着马，拿着账簿，到蒙民驻地，收取牧畜和畜产品。旅蒙晋商用这种营销与收购办法，与牧民成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亲密关系，与牧民保持着“永恒”的主顾贸易。
这种交易形式究竟能够让晋商赚取多少利润呢？我们进行一下简单的估算：
以道光年间的行情为例，当时用一匹斜纹布交换一头牛犊，一匹布大约是22.4市尺，由于蒙古人没有使用尺量的观念，一般以八寸为方，四方为度，七度为匹。当时一匹布的价值约一两二钱银，交易成功后，牛犊并不赶回去，而是仍然由原来的牧主放牧。等过了三、四年后，牛已长大，再驱入内地，这个时候的售价可以值40-50两白银，也就是说，当初的以一两二钱银一匹布的本钱，待过三、四年后，就可获得高达四五十倍的巨利。
由此可见，当时的晋商的利润是相当高的，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除了收购牛以外，马在当时也是主要交易的一种商品，利润也相当丰厚。在清代初期，蒙古马主要供清军征战补充军马所需，因此，除清朝政府指定的随军贸易的旅蒙商可收购马外，一般不准民间和商人收购销售马匹。如乾隆十一年规定：“民间买骡不禁，严禁买马”。至乾隆平定准噶尔部以后，全国大统一，战争平息。清朝政府逐渐放松对收购马匹的限制，各地旅蒙商便大量收购经营活马贸易。在内地和漠南蒙古地区许多城镇市场上都设有“马市”(马桥)。
马市之外，还有羊市，羊也是易购易销大宗的经营商品。无论在内地城市和京、津及蒙古地区城镇，都设有“羊市”。各地羊市不仅规模大，而且交易广，生意兴隆，买卖繁荣。因此，所有旅蒙商人几乎全都喜欢经营活羊生意，每年运销的活羊都在六七十万只至一百万只以上。
除上述列举的主要商品外，旅蒙商在经营中还因地制宜，根据要求灵活组织商品供应。对蒙古王公贵族、上层喇嘛等，为取得其欢心，按其欲望供应精致奢侈的玩赏物品、高级名酒、盒装精美糕点、精雕鼻烟壶，甚至玉枕和供其淫乐器物等。仅佛像就有大、中、小不等的银像、铜像、瓷像、楠木像、刺绣像等种类繁多。可以说对蒙古人供应的商品“上至绫罗绸缎，下至 烟酒葱蒜”，凡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物品，应有尽有。
也由此可见，晋商在旅蒙贸易中的强大势力。
“山东乃粮运之道 ，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清世祖实录 》
“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 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 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万全县志》
“在蒙古者通蒙语，在满州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每日昏暮，伙友皆手一编，习语言文字，村塾师徒无其勤也”。——《清稗类钞》
第四次历史机遇 建立票号成为金融业翘楚
哪里有发达的商业贸易，哪里就有货币结算的需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商品流通总是必须以货币为媒介。但携带大量现金进行商业活动，一者笨重不便，二者风险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