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久，货币的变化也五花八门。除了铜钱以外，在传统经济生活中，白银价值稳定，运用最为广泛，而明清时期，也是做为主要的货币形式占有不可取代的位置。
铜钱也好，黄金也好，白银也好，要想成千上万地搬运，很难为人力所能胜任。为了解决金属货币的长途转运问题，历代政府和商人煞费苦心，有不少高明的创造。唐朝的飞钱，就是早期汇票的一种形式。
“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准，每钱重二铢四参” “千钱为铜六斤，铸 器则斤得钱六百。”——唐代法律
所谓飞钱，就是商人把钱款交给本地在京的进奏院，进奏院就相当于现在的各省的驻京办事处，是唐朝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纽带，商人把钱交到进奏院以后，进奏院负责官员发给商人一份票券，上面标明商人所缴的钱币数目。票券一分为二，其一交给商人本人，其一通过驿站寄回本地官府。商人凭借手中的一半票券到官府拼对。拼对正确后，当地官员即按所标数目付给商人现钱。商人在进奏院交付的钱款则作为地方官府向中央政府交纳的赋税款。
“今民间子钱家多用券，商贾轻赍往来财用会，此即前人用钞之意出。”——《钱币论》
这种方法，官商两便，在中国货币汇兑历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
在飞钱以后，宋朝的时候又出现了便钱，功能与形式都与飞钱类似。唐朝“飞钱”与宋朝“便钱”的使用与流通，是建立在中央政府的信誉与王朝统治的稳定上的，没有这两个条件作保证，商人就不会有安全感，这种汇兑制度就无法实行。所以到了明清之际，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和贸易规模的愈加扩大，民间就出现了一些其他形式的汇兑方式，主要是帐局和钱庄。
帐局和钱庄大部分是由晋商开办的，都是在明代时候出现的。帐局主要是放帐生利，钱庄主要是代替商人保管钱财，都是一种信用机构，也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银行机构。
随着晋商资本的积累，银子越来越多，同时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很多的商号，这样就出现了存款、结算、资金调拨等等不方便的问题。那个时候运送银两主要是依靠雇佣的镖局，但是由于社会动荡，有时候镖局也很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票号就应运而生了。
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山西的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一个颜料作坊。当时有一个晋商开设的颜料作坊叫西裕成，一些原料大多从四川购进。由于路途遥远，各地盗贼纷起，对商业资本的流动经营造成了很大威胁，携带大量现银容易被人抢劫，使生意受损。西裕成就在四川分号吸纳同乡商人的现银，用以购买铜绿原料，再由平遥总号凭信付款给其家人，免除了路途上的不测与不便，改现银随身携带为凭证异地划拨，使商业经营资金运转得更安全、方便、灵活。
可以说，开始时西裕成商号的资金汇兑工作还是“业余”的，并没意识到这可以成为一项前景远大的金融行业。但随着清朝地域性商业集团的迅速崛起与巨额商业资本的运转流动，对异地汇兑业务的需求日趋强烈，已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
这时，担任西裕成京师的商号总经理的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金融资本运转的发展趋势，并意识到这一行业蕴含的巨大“含金量”与发展潜力。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向老板李大全提议，专门设立一商号，从事商业资本的汇兑存放业务，并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从而成为一种可以获利的经营行业。
做为老板，李大全也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两人一拍即合，马上开始筹备创建一个崭新的金融行业——票号，从而把山西商帮的商业金融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道光四年(1824年)，成立了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号，当时是由老板李大全出资金30万两，雷履泰出2万两。
日升昌开业后，不出雷履泰所料，生意非常兴隆。京城众多的晋商蜂拥而至，络绎不绝。
生意兴隆，业务内容就增多了。既然专门经营银票生意，就不能仅限于替人汇兑。于是在两地银钞汇兑的业务之外，日升昌又正式增设了两大营业内容：储存与放贷。这样，票号就具备了早期银行业的基本功能。
“天津化宝松江京，纹(番)银出在广朝城。
上洋豆规诚别致，公估纹银西安行。
票色重贵足纹原，云南票锭莫忘情。
川白锭出成都省，荆沙老银沙市行。
二四估宝属汉武，桂梧化银记分明。
常纹周在汀潭县，长沙用项银出名。
常德市纹银为主，金陵顷化是足色。
粗俗不堪入目视，诚恐难记随口诵。”
——《周行银色歌》
事实证明，雷履泰创办票号
是一个极大的成功。雷履泰虽然只开办了“日升昌”这一家票号，但他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行业。
到清朝末年，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自从晋商创立一个个票号以后，在晋中平遥、太谷、祁县这三个看似土里土气的小县城里，每天都有无数的指令发往全国各地，遥控着全国金融命脉。这三个小县城形成金三角，可以说要条件没条件，要资历没资历，却像一个灰头土脸的乡下佬指挥着一个时尚的城里人，主宰着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金融与经济活动。不得不说，这是晋商导演的一出天下大戏。即使是在世界金融史上，也没有一个商业团体能够做到这般辉煌，晋商真的是一个奇迹。
“金太谷，银祁县。”——山西民谚
“汾、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富人携资入都，开设帐局。”——《晋游日记》
“(太 谷)自有明迄于清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 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太谷县志》
“清代归化城商贾有十二 行，相传由都统丹津从山西北京招致而来，成立市面商业。……其时市面现银现钱充实流通 ，不穷于用，银钱两业遂占全市之重心，而操其计盈，总握其权，为百业周转之枢纽者，厥 为宝丰宝。社之组设起于何时，今无可考，在有清一代始终为商业金融之总汇。”“社内执 事，统称总领，各钱商轮流担任。” “大有辅佐各商之力。”“行商坐贾皆与之有密切关系，而不可须臾离者也。平日行市松 紧，各商号毫无把握，遇有银钱涨落，宝丰社具有独霸行市之权。”——《绥远通志稿》
“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 ——山西巡抚申启贤的奏折
“尔时各省买卖货物往来皆系现银。……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虽有保镖武士，一遇多人，则寡不敌众，运转于是不灵。夫银钱之收交，关于商家之信用，乃萑苻多盗，梗塞路途，银钱之收交爽期，商家之信用将堕，故为各商所深忧。而才智明敏之雷履泰，出乎其间，……慨运款之不便，悯各商之束手，遂创兴汇兑一法。凡往来银钱，无论大宗小款，皆揽收该铺，代为收交。此响彼应，无需现运，只烦一信之通，出纳不爽毫厘。且省路费，免转运，防劫失，一举而三得焉。”
——《晋商盛衰记》
机遇是创造的，不是等到的
机遇，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碰到的，也不是靠等待能等来的，而是要去创造。成功者往往是机遇的创造者，而不是机遇的被动等待者。
我们知道，晋商的崛起，缘于明初“国防线”位移长城、“开中法”的实行，在长城沿线形成了一个以军需品粮食、被服等为主的大市场，他们能够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纳粮换引”，大做盐生意而获暴利。
如果认为晋商仅仅依靠运气而成就称霸商场五百年的商帮，那是对晋商兴衰史的曲解。晋商的群体崛起、辉煌并不是在“开中法”实行的明初，而是在改“折色法”之后。这时候，时势造成的区位优势已不复存在，晋商已享受不到什么“优惠政策”了。但他们没有消极等待机遇的再次降临，而是以少见的勇气、矢志不渝的开拓精神，为自己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
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已在东南地区稀疏地出现，商业发达的域镇在这一区域呈现群体式崛起。而占尽天时、地利的徽商，势力遍及各地，故有“无徽不成镇”之说。与徽商竞争，晋商并没有特别的优势。晋商一面奋力继续与徽商在江淮争盐利，一面独具慧眼、另辟蹊径，在没有“优惠政策”提供发展机遇的时候创造机遇，大展宏图。
塞北的蒙古、俄罗斯地域辽阔，是天然的游牧经济文化区，与中原的农耕经济文化区存在着极大的互补需求。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被一般人视为畏途，而勇敢的晋商却看到了发大财的、难得的机遇。这一机遇，不是地理环境带来的，而是做市场做出来的。如果晋商不主动出去，不去积极地创造，那远在蒙古、俄罗斯的发财机遇，等上一千年，也不会轮到晋商头上。
此外，没有洞悉时势的眼光，没有必胜必强的信心，没有促使变化的实力，也不会创造出任何机遇。
晚清社会正走向衰亡，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洋枪洋炮”的“外力”更强大的“内变”。随着火车、汽车逐渐取代老牛破车；随着电报电话变成神话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随着“洋货”潮水般地涌进来，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了，沉重的银子流通起来就不那么方便和适应了。
这种需求，长期做长途贩运生意的晋商最为迫切，那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商帮和百姓更迫切。为何抓住这个机遇首创票号“汇通天下”的，不是别人，而是晋商呢？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在乾隆时，晋商就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二是晋商经营活动的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货。例如晋商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入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形成票号。
三是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由于乾喜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当然，除了晋商以外，其他地域的商人也开开办了一些票号，比如江、浙等商人开办的南帮票号，但总的来说，还是晋商的票号最为强大。而晋商的票号又以平遥、太谷、祁县为主体，被称做平遥帮、太谷帮和祁县帮。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平遥古城，当时就是平遥帮票号的所在地，当时晋商的几大家族集团都集中在平遥，做为票号的办公总部。其中有介休的侯氏家族、祁县的渠氏家族、介休的冀氏家族等，他们建立起来的十大票号最为著名，是晋商票号的中坚力量。这十大票号是日升昌、蔚泰厚、蔚存厚、蔚盛长、蔚长厚、新泰厚、百川通、天成亨、协同信等。其中介休侯氏就占了其中五家，即赫赫有名的“蔚字五联号”，组成了实力强大的侯氏金融连锁集团的主体。
可以说，因为晋商有创造机遇的优良传统，晋商有联号经营的遍布各地的网络，晋商有足够的银子和信心，但“三缺一”，没有汇通的渠道，虽然浙商首创了民信局，邮传四方，但是刚好被晋商所利用。这时候的浙商在资本和市场占有的份额上，还不足以与雄霸市场的晋商较量，所以首创票号的机遇被晋商抓去了，浙商只扮演着“补充”的小角色。
但一次创造机遇成功，并不等于永远创造机遇成功。
浙商利用“五口通商”的机会，加强了宁波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充分发挥海运的传统优势，在促进南北及中外物流中，大获暴利。更重要的是，浙商牢牢抓住上海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镇崛起为大都会这一时机，全面介入市政建设和公益事业中。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使自己蜕变为现代商人。从整体素质上，此时浙商已超过了过去难望项背的晋商和徽商，避免了衰亡的厄运。
当外国资本大举输入时，适应时势，改革图存是山西票号存亡的关键。许多山西票号中有识之士认清了这一新的形势，提出了改组票号的建议。但是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迟迟不能改组为银行，除旧布新、再创辉煌的机遇一次次都错过了，导致了最终的衰落。
相比之下，浙商则不失时机地率先组建了自己的银行，既适应了时势和市场发展的需求，自己也大获其利。可见，机遇稍纵即逝，不及时抓住，可能会遗恨终生。机遇谁也不能垄断，机遇属于真正的创造，与任何形式的等待无缘。
“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诗云：好乐无荒，良土瞿瞿。 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太原迤南多服贾远方， 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 无，取给他乡；太原迤北岗陵邱阜，硗薄难耕，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待 命，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兼拙子远营，终岁不出里门，甘 食蔬粝，亦势使之然。而或厌其嗜利，或病其节啬，皆末深悉西人之苦。原其不得已之初心 也。”
——《燕 闻录》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民谚
“山西富室，多 以经商起家。元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清稗类钞》
“康熙时，平时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于王侯。”——《骨董琐记全编》
“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民谣
“晋地表里山河，农田不足以敷赡养，一家之中，兄弟数人，必有出外贸易者，乃能维持其生活。于是南则江汉之流域，以至桂粤，北则满州内外蒙，以至俄之莫斯科，东则京津济南徐州，西则宁夏青海乌里雅苏台等处，几无不有晋商之足迹。迄票庄发达，中国二十二行省，支分派别，互援互助，尤为万里同风，一气贯注之景象……几握全国金融之实权也。”
——《晋商盛衰记》
“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马可·波罗游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