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租界也是中国人
20世纪20年代，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政治上压迫、经济上榨取、肉体上摧残、精神上折磨，上海产业工人也在进一步觉醒，他们为争取最起码的尊严和生活条件，组织起来开展罢工斗争。
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工人复工后，日本资本家取消承诺，任意开除工人，不承认工会，于是，上海22家日商纱厂工人先后举行罢工。
为了对付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日本资本家使出了种种手段。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年轻的共产党员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他跑在工人队伍的最前面，领头高呼：“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面对带枪的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及其打手，手无寸铁的顾正红毫无惧色，据理力争。
日本大班凶狠地朝顾正红开枪，子弹击中他的左腿，鲜血直流。他忍着伤痛，振臂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起来，斗争到底！”敌人再次开枪，击中他小腹。他紧紧抓住身旁一颗小树，顽强地挺立着，继续号召工人们坚持斗争。刽子手又向他连开两枪，用刀猛砍他的头部。顾正红，这位年轻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在反帝爱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年仅二十岁。同时，还有8名中国工人受了重伤。
屠杀事件激起上海内外棉各厂工人的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罢工浪潮迅速席卷上海各界，很快燃成了反帝爱国的熊熊烈焰。
共产党人汪寿华，是这一时期上海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汪寿华，原名何纪元，字介尘，1901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20年，汪寿华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赴苏联学习，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汪寿华奉命回国，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先后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上海区委)的委员、常委、农工部主任委员、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
在这一时期，杜月笙曾经帮助过汪寿华。汪寿华负责领导上海学生会的工作，租界巡捕房要逮捕汪寿华，杜月笙提前获悉情报后，便在纸上画了一个八卦，送给汪寿华，汪寿华得到暗号后立即转移。因此汪寿华很感激杜月笙。
在发起向日本人抗议的集会时，国民党青年也很热心，杜月笙不顾手下部分人的反对，坚决支持这些青年。他停止了家中的赌局，取消一切应酬，宣称：“我要办正经事体！”
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与商民2000多人，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队，在各个繁华地带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揭露控诉日本工厂枪杀工人的暴行，在南京路、海宁路、老靶子路一带，和公共租界的巡捕发生冲突。南京路的老巡捕房一下子抓了300多人，送进牢监。于是，有1万多名群众围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双方正在僵持，英国探目爱霍逊突然向群众开了一枪，印度籍巡捕立刻又开了一排枪，当场血肉横飞，中国群众死13人，重伤20多人。如果不是华籍巡捕枪口朝天，死伤人数还会更多。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随后，公共租界里荷枪实弹的英国巡捕全部出动，阻拦通过租界赶往集会地点的群众。吴淞口外英国军舰的海军陆战队全部武装登陆，公共租界宣告全区戒严。由于民情激愤，人人奋不顾身，原定在九亩地的民众大会如期举行，出席大会的群众多达10余万人。
听到一连串的噩耗，杜月笙无比愤慨，大骂：“外国赤佬真不是人！”
一些事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朋友，幸灾乐祸地对杜月笙说：“我们说过最好不要参加的吧，你看，现在果然闹出大事了。”杜月笙第一次在朋友面前失态了，他睁大了眼睛瞪住他们，眼眼里射出了熊熊的怒火。那些人悄悄地溜走了。
当晚8点，上海各界举行紧急会议，商讨援救被捕人员的办法。杜月笙接到电话通知就要去参加。张小林发了急，他高声问道：“你可不可以不去？”
“不可以。”杜月笙明确回答。
“可以派个代表替你去。”张小林又提出这个建议。
“不，我一定要亲自去。”杜月笙毫不动摇。
张小林拿出少有的耐心，长篇大论劝说道：“英国巡捕打死了人，自会有官府去办交涉，你我都是住在租界里的子民，为了做生意又必须尽量拉拢巡捕房和外国人，种种关系，都是积多年的努力，用无数的钱财换来的，何苦为了毫不相干的事情，得罪了外国朋友？开会的事情，多你一个和少你一个，有什么关系？如果他们需要，我们在暗中出钱出力也好嘛。”
杜月笙定定地看着张小林，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住租界，但我们是中国人！”话说完，他就转身上楼换衣服。万墨林站在一旁，呆呆地听着他们两人的对话。张小林耸耸肩膀说：“快四十岁的人了，还和小孩子一个样！”
在会议中，平时在公共场合绝少开口的杜月笙也发出怒吼。与会人员一致议决，从6月1日起，全上海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同时通电海内外，声诉英、日两国的罪恶，请求世界公理，举国上下一致支持声讨。
6月1日，因为南京路上有人阻止电车行驶，英国巡捕又野蛮地开枪杀人，当场死4名，伤10余名，被捕者也不少。于是，风潮更加扩大，各界人士向上海英国领事团提出交涉，抗议南京路英国巡捕两次开枪杀死学生和民众，领事团将抗议书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局势日益紧张，外国舰队的陆战队和洋商团的团员，纷纷武装开入公共租界，他们搬出了大炮和机关枪，分路据守，如临大敌。新世界游乐场和四所学校，都被外国兵占领。
中共中央号召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并在6月1日成立上海总工会以及工商学联合会。联合会提出惩凶、赔偿、永远撤出外国军队等十七项条件。在这十七项条件当中，就包括杜月笙等人提出的六项主张：释放被捕学生；抚恤；道歉；取消印刷附律；取消码头捐；收回会审公廨（收回司法权）。
这一运动得到全国各大城市人民的声援和响应，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帝运动，甚至得到世界上许多工人组织的支持。由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到了6月4日，上海已经成为一座死城。直到后来资本家答应基本条件后，中共中央才决定逐步复工。
长时间的罢工，使上海10余万工人面临严重的生活问题，有关方面发起捐款接济，杜月笙最先响应，自己捐出了大笔款项，还发动他在工商各界的朋友踊跃捐助。据统计，各界人士捐款数额共计100余万元。由于有这笔庞大的捐款，维持了爱国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使得帝国主义资本家无法向工人施加压力。
8月12日，由中日官方协商，内外棉纱厂罢工案单独和解，日厂赔偿工人伤亡费1万元，补助工人停工损失10万元。上海市民为五卅惨案提出的主张，则由北京政府和英国领事进行交涉，几经波折，终于获得部分解决。在弱国无外交的年代，这点结果也来之不易。
中国人民的力量是不容低估的。五卅惨案引起了举国一致的抵制英国经济的运动，使英国在中国苦心经营了一两百年的经济侵略蒙受极惨重的打击。例如：1925年6月1日至10月31日，广州、香港以及我国沿海各个口岸，连一艘英国轮船也看不到，使不可一世的英商印度支那轮船公司被迫出售轮船。由于贸易停顿，收支无法平衡，香港总督府破天荒地向英国政府紧急借贷300万英镑。
英国商务大臣普莱特（H.J.Brett）曾在当年提出一篇报告，其中有一段说道：“就目前上海方面与中国其他商业中心之情况而言，总罢工实已瘫痪对外贸易及大部分重要产业。……此外，过去中国在条约中给予英国的商业特权，如今已提出必须撤销的要求。因此，本人对今日中国的经济局势与未来贸易前途，实难避免发出极端悲观之论调。”
1925年5月，在一致对外的斗争中，杜月笙结识了共产党人汪寿华，此后，他们一直相处很好，从私人的角度来说可以算是朋友关系。两年后，杜月笙利用这种友情，在谋害汪寿华时发挥了关键作用，铸成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罪恶之一，这是后话。杜月笙在五卅惨案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与张小林等人有极大的区别。
筹军费北洋亦贩土
1925年5月以后，奉系军队又源源不断开近上海，引起孙传芳的疑惧。于是孙传芳也派第四师谢鸿勋部回驻松江，江浙形势再次紧张。在英美各国扶持下，孙传芳自封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联络各地实力派向奉军宣战，第三次江浙战争爆发。10月，孙传芳部占领上海，继而又将奉军全部赶出江苏，第三次江浙战争遂以孙传芳全面控制上海而告终。这是孙传芳军阀生涯最骄横的时期，他根本不把北京段祺瑞政府放在眼里。
孙传芳于1925年10月16日抵达上海，正式收降卢永祥、何丰林的旧部，任命前海州镇守使白宝山为上海防守总司令，办理善后及收抚事宜。于是，三鑫公司靠山尽失，就算要攀附孙传芳、白宝山这一批新贵，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了。
走私烟土的那一条老航线不能再用了，原来在官方仓库里存放的烟土也流失了，黑货来源断绝，土行内一片恐慌。
鸦片生意陷入停顿，黄金荣不用犯愁，因为他平时多入少出，家底雄厚；金廷荪也暂时无忧，因为他开销小，会理财，略有储蓄；但杜月笙、张小林以及“小八股党”顾嘉棠等人，很快就捉襟见肘、囊中金尽了。
在洋钱银子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杜月笙等人习惯于辛苦赚钱痛快用，说什么“小数不在乎，大数横竖横”，挥霍成性，场面撑足，左手来右手去，根本不曾想过要为日后积累存余。
特别是杜月笙，到处充好佬，施舍大开，有人来求概不拒绝，施医施药施棺材，修桥筑路，年年打发数以万计的上海乞丐，还要让孤苦贫弱者按月到杜公馆领钱，诸如此类形成了一个无底洞，让他背了一身债。
手面阔绰惯了的张小林几乎穷疯了，硬逼他的太太把头上手上所有的首饰都拿出来当掉，然而也只是杯水车薪。
进入12月，“小八股党”们也不顾一切了，有一天，他们听说国会议员陆冲鹏手里有“货”，就会齐八个兄弟一起出动，分乘三辆汽车，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奔陆家。
陆冲鹏出身于江苏海门世家，本是清末秀才，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后，毕业于苏州法律专科学校，成为黄浦滩上著名的执业律师，在民国初年被选为上海国会议员，隶属于众议院，和皖系的段祺瑞、李恩浩等人关系密切。
“陆老板，年关将近，我们实在是没有过活的本钱了，否则也不会求你帮忙。”简单客套之后，顾嘉棠首先开口了。
“好说好说。”陆冲鹏爽快地说，“兄弟们手头紧，只要数目不太大，我就能想点办法，帮你们周转一下。”
“数目倒不大。”顾嘉棠说，“可是，我们不是来借钱，是来借烟土。”
“借烟土？”陆冲鹏心里一惊，暗想这帮人可真不好惹，这么大的秘密也让他们闻到了风声，看来一点不给他们是不能交代下去了。想到这里，他面不改色地说道：“这事可就难办了，不过，既然你们开了口，我就与朋友们联系一下。不知你们需要多少？”
顾嘉棠一听有门，赶快见好就收，也不追问烟土的来路，直接报数：“要是能借到20箱，也就差不多了。”
“10箱。”陆冲鹏笑着还了一个价，“再多了我也爱莫能助了。”
“多谢陆老板。10箱就10箱。”顾嘉棠等人一副急不可待的样子，“什么时候取货？”
“不必麻烦你们去取。各位就在这里喝茶等待，我出去联系一下，争取尽快弄来，让你们带走。”陆冲鹏说罢，招呼下人奉茶，自己走了出去。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陆冲鹏回来了：“各位久等了。好不容易从朋友那里匀来10箱，货在门外的卡车上，你们自己搬上小车吧。”
八个兄弟欢欢喜喜回到公司，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杜月笙。
以前见贯大场面的杜月笙，此刻只见到10箱烟土，就兴奋得睁大了瞳孔：“真有你们的，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顾嘉棠等人把事情的过程一说，杜月笙的瞳孔又缩小了，一缕精光从眼内射了出来：“不可能是他借来的，一定是他自己的存货！”
“对，我们最初得到的消息，也是陆先生有土。”叶焯山有点回过味来了。
“而且数量还不少！”杜月笙脸上又露出微笑，“这么痛快就借给我们10箱，他的存货不会少于200箱。”
“我们再想办法弄过来一些？”顾嘉棠的思维又回到当初抢土的老套路。
“就算真能弄到200箱，好够我们开销？”杜月笙一锤定音，“马上派人调查，他的土是何来路，销往何处。越快越好！”
“小八股党”军心大振，搞烟土情报可是他们的强项，没过几天，大家就把北洋政府贩卖烟土的秘密彻底查了出来。
1924年11月24日，皖系首领段祺瑞在北京成立临时执政府之后，任命林建章为海军总长，任命李思浩为财政部长，林、李二人面临极大的财政困难。到了1925年，海军欠薪欠饷数额巨大，将士们强行索要，海军总司令杜锡珪无法应付，竟然托病辞职，把堂堂总司令一职让给杨树庄。
正当段祺瑞和李思浩山穷水尽之时，日本财阀三井愿意暗中协助，由日本人中泽松男出面，每个月从波斯（伊朗）采购500箱红土，运往上海销售，贩运鸦片所获利润交给李思浩，用来拨付海军军饷。
为了在上海找一个可靠而又有能力的办事人，段祺瑞和李思浩精心挑选，最后决定让属于安福系的陆冲鹏经手这项机密买卖。安福系是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早期以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为活动中心，故而得名。
段祺瑞和李思浩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陆冲鹏是安福系支持当选的上海国会议员。第二，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段祺瑞下野，有许多安福系的政客南下上海，曾经得到陆冲鹏的庇护和招待。第三，陆冲鹏和上海的部分烟土商很熟，因为这些商人向苏北贩运鸦片，有时候要路过陆冲鹏家靠近海滨江畔的几千亩田地。第四，陆冲鹏本身是大地主，财力雄厚，信用可靠。
陆冲鹏接到这项密令之后，就与广茂和土行签订合约，陆冲鹏代表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签字盖章。双方约定，陆冲鹏负责把“货物”运送到广茂和土行，而广茂和土行见到“货物”后立即付款。
波斯红土也是用外国轮船运往吴淞口外的公海，由亟待发放欠饷的海军官兵开军舰在公海接驳，然后再用军舰武力押运，或者送往上海，或者送往苏北。孙传芳、白宝山再狠，也惹不起段祺瑞的这些海军。
第一批红土500箱运到外海时，陆冲鹏早已收到密码电报。他去通知广茂和土行，让他们准备现款接货。他这一去，才知道自己上了大当，广茂和的老板竟然筹不出这么多现款，无奈地表示要放弃这笔大生意。
货就要到了，买主却突然放弃，陆冲鹏急得团团转，只好暂且把这500箱红土搬到他的田庄。他的田庄以前也曾经替别人秘密存放鸦片，有现成的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