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政治教育首先不能是“一家之言”的教育，得出结论是“万般皆下品，唯有马恩高”，这是滑稽的，也是令人难以信服的。任何哲学流派、意识形态都有其合理之处以及其适用的历史阶段，一面讲着“避免‘一刀切’”，一面又在大搞“一刀切”，这是对民众智慧严重的低估！很多人在上大学，也就是接触到伟大、优美的政治理论和理论创新成果之前就已对“政治学习”关上了大门，原因就是被高中时期的政治教育弄的满心反感。如果说初中教育决定一个人的人生方向，那高中教育就决定一个人的人生层次。该拔高的时候，必须拔高，谷地里待的时间太长，对健康的阳光自会感到刺眼，对山顶的高度也必定产生晕眩。
总之，我们现行的政治教育是缺少生命活力和生活体验的教育，它关怀的不是孩子们身心的健康成长，太注重“文教”，而执行“培育”颇为不力；政治教育始终轻飘飘地浮在天上，为我们不停地制造距离感。政治教育之轻宜应交由谁来稳住？我认为“成长教育”无疑是一条思路。
其二，政治教育的受众人群决定了它更应被看做“全民教育”，而核心理念则更靠近“公民教育”。我们现行的硬性的政治教育基本只针对在校学生和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但我们所容易忽视的是：政治教育同语文教育（国学教育）一样，是全民教育，更是公民教育——其受众面理应延及每一名中国公民！
“公民意识”是建立现代民主与法制的重要基石，一个缺少权利和义务观念的民族不能被赋予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概念；一个对政治、经济和法律缺乏认知的人也必将无法应付文明的生活方式。作为中国人，我们普遍缺乏公民意识，这与我们向来尊奉的处世哲学密不可分，而造成这一现状又有其错综复杂且渊源极深的历史缘由。这都是看似可以原谅的“不可抗力”，但我们的公民教育绝不能因此而废弛！
在我看来，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应当是“公民教育”，而贯彻这一教育理念则宜从早。我们不能把道德伦理武断地混进政治教育从而忽略了势在必行且根红苗正的公民教育。这应当分成并行不悖的两门学科，一门叫思想品德，一门叫政治，既不要委屈道德伦理教育，更可以把政治教育扶正。至于何为公民教育？至少要通过教育实践把“公民意识”谈进每个人的心里。
一般观点认为，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一种现代意识，是在现代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它表现为人们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又体现为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合理配置国家权力资源的各种理论思想。而作为中国公民，我们不仅应树立起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心理认同和理性自觉，更要时刻保持一颗民族兴亡之心，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太多苦难，放弃抵抗地倒下永远比不屈不挠地活着来得容易的多，所谓“民族复兴”，其根本要义又何尝不是“民族精神之振兴”？政治教育所以会令孩子们觉得空洞和虚浮，其实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公民教育”的缺失和“爱国教育”的粗浅，它没有教会中国人如何学做一名合格的中国人。至于公民意识教育可以有机地串联起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政治经济学教育、哲学教育和政治常识及理论教育，则基本无甚可谈。我认为，把政治教育向“公民教育”疏导之意义，于当今中国，比发现新大陆还要深远。
除此之外，有关政治教育，实在还大有可谈，但总此三种认识，即“成长教育、全民教育和公民教育”则基本涵盖我对它的主要定位和认识。政治教育的变革任重而道远，尤其作为我国的特色教育，其革新意义甚至超越了教育的层面，深可触及“民族存亡”的宏大主题。当然，我们都知道——无论地平线的位置是何等的明确，看到红日初升的那天才是庆祝光芒普降的胜利时刻。
2010年3月9日
王家岭：坐等一个“杀”字
如若评选人类有史以来最残暴的民族，中华民族不会很靠前；可是，如果要评选最拿人命不当回事的民族，当今之中华一定会在榜单上有卓越的表现。
旧账权且不翻，单是这次山西王家岭透水事故折射出的诡异光华就足以教我等备感眩晕。刚看过新闻，已救出一百一十五名被困矿工，而且“生命体征完好”、“病情已得到充分稳定”。我安安静静地看完十分多钟的《新闻联播》，激动释怀之余总觉得哪里不得劲，下楼散步，转了好大一圈，这才终于想明白：好像王家岭是一片原始森林，刚刚一场大火，人们从灰烬中刨出了一百多只快要烤熟的猴子，由于碰巧它们是“珍稀动物”，所以我们得胜似的宣布了自己的失败……
王家岭被困的是人！
但在出事并且应当不死之前他们似乎没有被当作“成分单一”的人，媒体，甚至国民都用看猴子的眼神打量着这些矿工。为什么有此妄论？我想做两个假设：其一，如果这次被困的不是一百五十三人，而是五或三人，那么我们坚持不懈的营救会像现在这样被当作光荣的奇迹吗？其二，如果这次事故又像我们熟悉的那样被悄无声息地压下去，而困住的人或者侥幸得救或者永垂不朽，这一切又偏偏没有惊动党中央，那么我们“偷偷摸摸”的营救会像现在这样被当作光荣的奇迹吗？总此两点，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他应然是人，而只不过碰巧被大家发现了他作为人的一些必要性和噱头。
我们是否有必要为营救出一百一十五个生命而举国欢腾？
当一场本可以避免的事故终于成为灾难，我们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完美的救援方案，无论是工人，战士还是医生，当然，还有领导，都被救援方案感染并鼓舞着；被救的矿工也要在重见天日的时候感谢国家、感谢党，时至在医学上宣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也可以憋着仇恨和眼泪顺便感谢下父母妻儿。我们心中的沉痛就这样被欢腾转移了——在观摩了一场声势浩荡的生命接力之后，我们散场回家，手握票根，身心通透……至于下次嘛……嗨，干吗这么扫兴！
《新闻联播》是否应当用十分多钟去仔仔细细地赞美救援者？
自始至终我为救援者的行为深深感动，除了密密麻麻的赞美中的两个细节：“我们把营养液和两个矿泉水瓶子顺利送到了井下……”我激动地想：“救援果真讲科学，饮用水定量输送！”电视里接着说：“矿泉水瓶子里装着……”我心想：“废话，你当漂流瓶啊，矿泉水瓶子里还能装纸不成！”播音员比刚才更深情了：“矿泉水瓶里装着两封信，是党和政府对被困矿工兄弟亲切的关怀和慰问！”我的下巴直接掉到了脚面上——穷苦人家的孩子不知道是否具备如此剽悍的政策解读能力，何况被困七天七夜，何况井下一片漆黑……第二个细节是新闻对矿工的称呼一律使用“兄弟”，在被困之前他们是原始森林里的猴子，被困之后他们是“井下被困人员”，现在终于升格为全国人民的兄弟——这声亲切的称谓非得用血去买！难道只有血，才能让他们和我国一流的救援机制发生联系，从而体现出他们作为自家兄弟的资格？
老实说，我的激动之情已经成冰。我在等——等尘埃落定的王家岭能轰然响起几声“杀”字！杀谁？杀该杀之人，杀有罪之人——这就是我对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最后一线不切实际的希冀。我知道，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领导终究还是要做他们的领导，似乎除了领导——这一中国光荣然而最便宜的职业，他们还没有修炼出其他谋生的本事。我看了一份号称《治理矿难的“美国经验”》的摘要，里面讲的“制度上防止利益同盟的形成”和什么“发挥工会的作用”太不符合中国逻辑和各种中国标签的亚文化，单是一条“严刑峻法”自以为尚可借鉴。“1977年出台的《联邦矿业安全与健康法案》，对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追究非常严厉，政府动则就受到联邦的刑事追诉。”眼神摩挲着这一行文字，仿佛从王家岭井底攀登星天之外的宇宙之极。
“重典”何其容易！俯观世事，“重典”又谈何容易？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重刑思想”纵然因其在文明社会不能适时地“扬善”而不宜提倡，可一种对错尚无定论的思想居然连“惩恶”都束手束脚，就只能慨叹是非曲直于当今之中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不知我坐等一个“杀”字究竟要多久。看样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公理正义之伸张仍是上帝和中国比赛掷骰子的结果。
2010年4月6日
偷窥行政成本
“行政成本”是什么？我向来未对这个问题太过认真，毕竟，开个会、吃个饭、洗个脚、按个摩有利于解决很多法律和政策望洋兴叹的问题，而多数为民请命的好官也表示，与其争执是非黑白，不如攒钱送上两瓶好酒。如此成本，脱胎于如此行政，既然行政为民，那我们适当埋单是可以理解的。我向来讨厌人家拿中国的事去套西方的体制，以此显示我们站的是多么的低，而看的又是何其的短。没什么意义。国情就是国情，现实就是现实，只要“行政成本”保证能办成事，总也比这山望着那山高而又迟不积跬步要强。
这两天发生了两件小事，都还是道听途说，却让我改变了一些对“行政成本”的误读愚见。
听家里人说，原来她工作的系统有一个很出名的技术骨干，只因单纯而彻底地贯彻党和国家的“先进性”教育，而在实际工作中仗义执言，不买任何领导的外账。写了几十年入党申请，不批；一介退休年龄，就被单位请回家养老。如此安然地度过了十年，事情却忽然有了转机。老太太七十多岁的时候被民主党派发掘起用，短时间内竟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上面马上指责老太太原来的单位，哪有堂堂政协委员赋闲在家的道理！于是先是“欢迎归队”，然后正式返聘，最后还给老人家配了专车，说是专门用于老人家参与协商国家大政方针，云云。
这里面我在考虑“行政成本”。忽略乱七八糟的事情，这里面既没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饭局、酒会、座谈什么的，又不存在疏通关系、打通环节，成本何从谈起？如果让我说，“人才成本”是第一重要的开支，可惜我们不得不把它当作机会成本来谈了。老太太没入党，以她的党性和觉悟少为我党做了多少事？老太太没病没灾，技术过硬，经验丰富，六十岁不返聘人家，七十多岁，等人家熬成了药罐子再捏着鼻子、缩着手把人家捧出来，这倏忽十年的光阴，又少为国家做了多少事？
山吃海喝不足为惧，人民也已在遥远的古代就接受了这种办事方式，况且有些饭是不得已而吃的，有些饭是为了办大事不得不吃的。可是把当用之人晾到一边，只因照顾领导耳根之清净，事后再做一番无益的追偿，却是隐藏在“行政成本”账面之下无底的黑洞。“翦除异己”是一种必要的政治手段，翻阅史册，讲究斗争艺术的党同伐异读起来还颇为过瘾；但仅仅为了打压讲正气的声音而将声音的发出者彻底清除出队伍，是否有些牵强呢？由牵强而引出的滑稽势必造成我们国家健康文化的失陷和尴尬。
另一件事几乎没有情节。我在某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讲基辛格国务卿卸任后，去哈佛做教授。想来这并无什么不妥，官员首先是读书人，他们是有各自的专业的，为民请命而不得，还是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读完文章很久，我又在心里嘀咕：这里面有什么不对？怎么这么别扭啊？后来猛然醒悟，中国的官员是“专业”的，一旦做官，便因宦海沉浮而惶悚于连夜风雨，是不大有闲心钻研自己原来的专业的，官一旦做顺手，业就荒芜了。
这里面仍旧包含着巨大的“行政成本”，在此请容许我杜撰为“官生成本”，当然，也是一种机会成本。官要生存，在中国，就必须有专业精神。这一点在古代是不存在的，王安石他们同时又是大文豪，而放眼当今官场，未必有王安石的官运，却把王安石对于笔墨的钟情忘得更快、更干净。我们培养专业的官员，是货真价实的人才流失，而做官一旦成为某生手段，就怪不得诸君恋栈了。恋栈之外，敛钱也是不得不做的事。“千里去做官，只为吃和穿”。如此一来，很多原本的不合理就变得不能再合理了。“官生成本”的存在是对整个社会资源的无止境的消耗，这些消耗不会体现在账面上，只会不幸地作用于我们民族未来的发展。所以，形势大好，危机重重。
把这些算作“行政成本”是我这个没有经济学概念和缺少对政治钻研精神的人的一番漫谈。漫谈也好，胡说也罢——这一页掀过去，下一页未必有什么变化；黎明前的黑暗非常漫长，可是话说回来，黎明终于降临，但我们还要忍受彻骨的寒冷。这个世界上本就充满了山谷，也就无所谓“进退维谷”了；比起“退”，“进”还是要好点。
2010年4月13日
我们被石油消遣着
——谈中石油、中石化之垄断行为及垄断地位作为一介小民，往往容易被消遣。我们总是眼睁睁地看着油价上蹿下跳而腾不出半点愤恨去诅咒它，或许这是由于我们已由“无奈”修炼为“习惯”，或许真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没被晾晒在民众的煌煌法眼下。
中石油、中石化与我们的亲密程度不亚于楼下的菜市场或者胡同口的早点铺，但我们总是不得不怀着一种奇观的心情去做它们的消费者。2007年8月30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反垄断法，这部法律终于在辛苦酝酿了13年之久后出台了。2008年，可能是受到反垄断法出台的鼓舞，有人就坐不住想摸老虎屁股——民营油企跃跃欲试，准备起诉中石化和中石油。从后续报道的销声匿迹上看，起诉之路走的定然不顺利。
为什么中石油和中石化会建立起今天的垄断地位？我们对其垄断地位抱有的情绪是否应当？究竟哪种企业组织形式适合中国石油业的发展？哪种形式又能为中国老百姓心平气和地接受……有关中石油、中石化垄断地位和垄断行为的争论从未间断，身为普通小民百姓，姑且教我在堆积如山的话语丛中再抛下一粒野草的种子吧。
尽管颇具争议，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不得不把它们形成的格局看作“寡头垄断”。不停有国内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站出来为中石油、中石化今天的垄断地位说话，声称“确实是垄断，但无法支持将其视作寡头”。我无法接受这些大人物对于“寡头”这一概念的惶恐和闪躲，纵然在经济史上“寡头”的出现从来以冰冷的巨鳄造型，但这远不至于造成我们对概念使用的畏首畏尾，或许他们有别的深意也说不定，总之我是不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