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部分文献以国家、经济增长模型等宏观层面进行研究。Globeman（1975）的研究发现并没有能够找到加拿大机床和燃料工业的外国子公司有技术溢出的证据。Lindsey（1981）指出菲律宾的跨国公司与当地供应商联系很不密切。Tsou&Liu（1997）的研究结果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台湾的外溢效果十分有限，甚至为负。Young（1998）认为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在短期推动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但却使得人力资本转移到最终产品部门，导致研发投入不足。Saggi（1999）通过两阶段两寡头模型的建立，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限制了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只有在许可跟上外商直接投资时，内资企业才能发展其最好的技术。Nakamura（2002）运用差别博弈模型进行研究，结论是溢出效应的增加可能会破坏技术传递。Girma（2005）以1989—1999年英国14个区域为分析对象，研究表明吸收能力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否则外商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溢出将出现负值。Bwalya（2006）的研究发现，基本上没有证据能表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水平式投资有溢出效应。Desmetet，al（2008）考察了1970—2000年90个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得到的结论是，技术转移程度及溢出受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影响。
国内方面从国家角度的分析论证来看，吴林海和吴松毅（2002）对苏锡常三个科技园区的调研结论是，三个科技园区实际上是跨国公司专为世界市场生产消费品的加工基地。由于跨国公司的投资企业缺少与本地联系，形成所谓的“草根工业”。于丽英（2004）认为，外资的增强了削弱了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冼国明和严兵（2005）利用1998—2003年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分析外资在中国创新能力方面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外资溢出效应主要作用在一些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创新项目中。杨克泉等（2005）的理论研究提出“技术锁定”和“技术陷阱”的概念。越是依赖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技术的来源越集中，本土技术战略的主动性就越弱。沈桂龙和于蓄（2005）的研究发现，以外商直接投资为渠道的技术引进会陷入“引进—生产—再引进—再生产”的怪圈，不利于增强自身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赵奇伟和张诚（2006）研究发现1995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逐渐消失直至出现负相关。马天毅等（2006）的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整体上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无非常明显的溢出效应，对东中西部各地区的效应则存在显著差异。黄凌云等（2007）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如国外研发溢出通过国际贸易的渠道。李平和盛丹（2007）的结论是从全国层面来说存在着外商直接投资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效应并不显著。从单个地区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中西部地区较为微弱。范承泽等（2008）通过建立模型得出，一个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会随着引进的外商投资数量的增多而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研发投入的净作用是负的。
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配套产业链升级影响的文献述评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配套产业链升级层面影响的文献回顾
1.要素特征层面的文献回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同一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同一产品内不同工序、增值环节之间的分工。国际分工形式正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这种分工的边界是生产要素，是产业链上具有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和技术要素密集等性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在全球产业链中，发展中国家参与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生产，能够参与国际分工的劳动力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分工层次也在不断提高。
大卫·李嘉图等学者的比较优势学说表明，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廉价的资源进行专业化分工，从而实现成本的降低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这样的生产体系中促进了资本的加速积累，提高了原有资源禀赋的素质。后来，弗农通过产品周期理论表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如果东道国在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产业转移的成本优势就更突出。随着东道国市场的不断开放，产业转移的区位也会不断地向前移动到部分标准化了的投入期和成长期谢家平，孔令丞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逻辑［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9‐13。Suarez‐Villa（1983）研究发现，大多数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具有快速扩张市场的产业，如电子、交通设备等。Hollanders&Weel（2002）研究了1975—1995年OECD六国制造业的就业结构，发现技术升级与知识密集度正相关，同时受溢出的影响，尤其是低技能水平的产业中受到的影响更大。Bruinshoofdet，al（2001）讨论了工资不平等与知识溢出的关系，对1986—1995年荷兰制造业技术变化的分析可以表明在知识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工人的工资更高一些，而且该部门相对其他部门而言，技术水平高的工人工资相对更高。Taylor&Driffield（2005）考察了跨国公司对劳动力市场、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利用英国面板数据分析得到的结果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工资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11%的工资不平等归因于外商直接投资。Fanget，al（2008）通过建立工资溢出模型得出研究的结论，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不平等能够增加或者减少熟练工人的相对供给，这取决于供给量的大小及技术溢出的效率。
国内学者石东平、夏华龙（1998）提出的梯度产业转移论表明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这种呈梯形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是沿着劳动密集产业到资本密集产业再到技术密集产业的方向运动的。王洛林等（2000）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中国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不仅普遍高于中国同类企业水平，而且有相当比例的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填补了中国的空白。刘新英（2001）指出，外资主要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较小。赵文丁（2003）计算了1997—1998年中国主要出口商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与变动指数1965年由Balassa提出。RCA指数是根据各个产业的进口和出口贸易额以及同一产业的世界贸易总额计算，公式为：RCAi=Xi/∑Ni=1XiXWi∑Ni=1XWi。如果RCA值大于1，表示在该类商品的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显性比较优势变动指数为RCA指数与前一时段RCA指数之比，如果大于1，表明该类商品的比较优势在提升。，并与1992—1993年进行对比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在国际标准贸易分类体系下，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集中在第6、7和8类商品上，第6类主要包括各种金属制品、部分纺织品，第7类主要为机械、电子产品，第8类产品主要是服装、鞋类、玩具等。从动态比较优势指标来看，在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不断提升主要体现为中间品及零部件进口的迅速增加，这就表明中国在配套加工业务上的比较优势较强。王岳平（2004）的研究也认为，FDI企业在劳动密集型部门比重大于资本密集型部门，外资企业由于港澳台企业比重较大，其技术密集型特征不明显。石正方（2006）在对“陆台商1000大”调查后发现，大陆台资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零部件的当地采购率基本上达到50%。不过，这其中是以“地台商提供”为主。周松兰（2008）选取1996—2006年中日韩三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数据，进行了RCA竞争力的比较分析。1996年中国技术密集产品制造业RCA指数仅有054，远远落后于日本和韩国（日本为1.44，韩国为081），到了2006年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RCA指数已经超越日本，达到1.40。
2.价值构成层面的文献回顾
（1）产品附加值的概念。最早涵盖产品附加值意思的文献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其第一卷第七章中马克思提到了产品价值的划分。“我们把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分成几个量。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劳动，或不变资本部分。另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必要劳动，或可变资本部分。最后一个量的产品只代表同一过程中加进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卡尔·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49。从剩余价值的概念中可以看到产品附加值的影子。目前广泛使用的附加值概念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界定，一是市场营销学角度，是由美国管理学家杜拉克提出的贡献价值。附加值的含义是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所得之总额与由外部买进的原材料或服务的采购额之间的差值。二是专业化分工角度，是由SanjayLallet，al（2005）提出了产品附加值概念，指的是出口国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值，权重为该国出口某种产品占世界该种产品总出口的比重。这一附加值的含义还体现出高收入国家因为拥有较多的先进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所以在参与产品的生产中获得的产品附加值也较高。由此表明技术因素是附加值概念的最基本内涵。
国内学者比较认同的产品附加值定义为超过产品基本功能之外的，能给予消费者额外效用的其他功效所带来的价值。除了基本的概念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围绕着产品附加值的形成途径研究产品附加值的含义，如韩志辉（2007）提出的产品附加值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通过企业的内部生产活动等创造的产品附加值和通过市场战略在流通领域创造的商品附加值。
（2）有关产品附加值相关理论及应用的文献回顾。DaniRodrik（2006）用EXPY指数量化了我国的出口结构，研究的结论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有悖于比较优势理论，应该发展电子、通讯等高技术产业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PeterKSchott（2006）利用ESI出口相似度指数衡量了我国出口的相对附加值优势，得到的结论是与除OECD外的其他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相比，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高。
国内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隗斌贤（1995）从各种不同口径探讨了附加值的核算问题。关志雄（2002）采用与SanjayLalletal（2005）相同的附加值计算方法，分析了亚洲主要国家对美国出口信息技术产品的附加值水平，得到的结论是中国与日本在信息技术产品方面的竞争力都有所提高，但与日本擅长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不同的是，中国擅长生产低附加值产品。齐俊妍（2006）以附加值分布的视角对比了中韩两国的贸易结构，认为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产业结构中占绝对份额的仍然是低附加值的低技术产品；而韩国的产业结构在2000年已经变为较高附加值的中技术产品占主导。曾铮和胡小环（2005）从产品内分工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南方国家应该积极地寻求要素结构的变动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周琛影（2006）提出在一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的附加值都小于另一个国家的前提下，依然可以根据比较优势的贸易原则生产附加值较大的产品。林桂军和张忠永（2006）分析了附加值最大化的经济效应，指出与利润最大化不同，附加值最大化具有结构提升效应，可以通过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和劳动效率实现高投资回报，增加本国福利。
（3）外商直接投资对配套产业链价值构成层面影响的文献回顾。赵晓晨（2006）认为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加工贸易的出口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所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就会上升079个百分点，由此彰显出加工贸易在中国产品结构升级中的作用。周俊芝和陆宝群（2008）通过线性回归分析表明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商品结构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宋晓玲（2008）等也分析了FDI对出口商品结构产生的影响，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商品结构升级的影响可以通过加工贸易的形式体现。
3.劳动生产率层面的文献回顾
（1）生产率的相关论述。关于生产率的概念最早源于18世纪的西方。1766年魁奈首次提出了生产率概念，但仅仅局限于农业这一狭隘领域。20世纪初Earty将生产率定义为“产出与生产该产出所使用的资源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所谓生产率就是“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1950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规定，“生产率是产出除以某一生产要素所得的商”。美国国家标准I94《工业工程术语》的定义为生产率是产出与总投入的比值毕丽博中国汽车工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异分析［D］合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2.。Mundell（1983）认为，生产率就是每单位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比率。Kendrick（1984）认为，生产率是产出与劳动和其他投入在企业水平上的比率付易湘FDI流入与经济效率的改进——基于我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实证分析［D］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