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诗歌的博学论着多不胜数，并且拥有比诗歌本身更多的读者，至少在西方国家是如此。这不是好兆头，即使这是因为它们的作者出类拔萃和他们充满热忱地融会了当今在大学里广受尊敬的各门学科。一个想与那些饱学之士竞争的诗人，将不得不假装他拥有的自知之明比诗人被允许的更多。坦白说，我一生都被某个守护神控制着，那些由他口授的诗是如何产生的，我并不是太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讲授斯拉夫文学多年，都一直仅限于讲授文学史，而力图避免谈论诗学。
然而，有些事情使我感到安慰，并且我觉得也成为我担任哈佛诗歌教授的正当理由。我心里想到的，是欧洲那个角落，它塑造我，而我也通过用童年所讲的母语写作来保持我对它的忠诚。二十世纪也许比其他任何世纪都要多变和多面，它会根据我们从哪个角度看它而变化，也包括从地理角度。我那个欧洲角落，因发生了只有剧烈的地震才能比拟的不寻常和毁灭性事件，而提供了一个独特角度。结果，我们这类从那些地区来的人，对诗歌的评价与我大多数听众稍微不同，因为我们往往把它视为人类一场重大转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把此书称为“诗的见证”，不是因为我们见证诗歌，而是因为诗歌见证我们。
不管是个人还是人类社会，都在不断地发现只有直接经验才能获得的新向度。这也适用于历史向度，我们对历史向度的理解是不经意的，甚至是违背我们本意的。（它不是通过书籍发生的，尽管历史经验确实改变我们的阅读）。我所说的经验，不只是指感到大写的历史以毁灭之火从天而降的形式、外国军队侵略的形式和城市变成废墟的形式带来的直接压力。历史真实性有时候会显现于建筑的一个细部中，风景的塑造中，甚至树林中--例如靠近我出生地的那些橡树，它们记得我那些异教的祖先。然而，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碰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
我恰好生长于罗马与拜占庭的分界线上。我们不免要问，今天乞灵于这些古老、仅剩象征意义的力量，是否可能呢？然而，这个划分已持续几个世纪，在罗马天主教的领域与东方基督教的领域之间勾勒出一条线索，尽管这条线索并非总是在地图上。在几个世纪中，欧洲保留这个古老的划分，并遵循平行轴心的法则。一个是西方轴心，它从意大利向北延伸；一个是东方轴心，它从拜占庭向北延伸。在分界线的我们这边，一切都来自罗马：作为教会语言和文学语言的拉丁语、中世纪的神学争论、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诸诗人的楷模的拉丁语诗歌、巴罗克风格的白色教堂。此外，文学艺术的崇拜者们也是把他们的热望投向南方，投向意大利。现在，当我试图较理智地谈论诗歌时，这些东西绝不是抽象的考虑。如果我的一个主题是宗教想象力的奇怪命运，以及当诗歌开始获得取代宗教的特点时诗歌的命运，那恰恰是因为我在高级中学时曾多年研读厚厚的课本中的罗马教会历史和各种教义，这些课本自此以后已经哪里都没人使用了；我怀疑，即使是在大学研究班，如此详尽的课本是否还有人使用。另外，既是我着迷又是我讨厌的古典主义，其源头也包括贺拉斯、维吉尔和奥维德，他们是我在班上研读和翻译的作者。在我有生之年，拉丁语已从礼拜仪式和中学课程中消失，这是南北轴心逐渐削弱的结果。然而，现在就把罗马和拜占庭贬谪为无可挽回的过去，仍为时过早，因为它们的遗产还在以新的、常常是难以定义的形式出现。
不用说，我很早就感到来自东方的某种威胁，当然不是来自东方基督教，而是来自东方基督教失败的结果。南北轴心的法则不仅在野蛮民族被罗马改变信仰上发生作用，而且在那些从拜占庭获取宗教的辽阔领土上发生作用：是获取宗教，而不是获取教会的语言。俄罗斯历史学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认为，俄罗斯所有不幸都源自它选择斯拉夫语而不是希腊语作为其教会语言，如果选择希腊语，则希腊语可能成为东方的通用语，如同拉丁语是西方的通用语。俄罗斯因此而长期被孤立，直到它突然地和迟来地发现各种西方观念，并赋予它们丑怪的形状。在波兰，由于在一九二〇年打赢了与革命的俄罗斯的战争，并在一九三九年之前成功地保持其独立，因此波兰对危险的感觉太明显了，根本不需要深入研究其历史原因。然而，我自童年起对俄语的了解，以及成长过程中对一些非西方因素的了解，逐渐使我省思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及其圣城莫斯科--这座城市一度被称为第三罗马（而这个事实并非没有其后果）。因此，我对我将在这里常常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地域性的影响。
南北轴心。十六世纪波兰诗人的语言，如同天主教和新教那些刚刚翻译过来的《圣经》的语言一样，与今天波兰语接近的程度，要比《仙后》《仙后》为英国诗人斯潘塞十六世纪末的诗作。与今天英语接近的程度更高。或者可以说，在音调和感受力方面更接近。这意味着今天一位波兰诗人在诗歌技艺上与其先辈们有一种较密切的关系，并能够对十六世纪语言感到亲近。但是，十六世纪诗人中最着名的扬·科哈诺夫斯基扬·科哈诺夫斯基(1530-1584)，波兰诗人。是一位双语诗人；他有很多诗是用拉丁语写的，而他很多波兰语诗则只是改写自贺拉斯。因此，一位波兰诗人会一再被提醒那个本行老问题：今天如何对待古典主义？
南北轴心这个概念，我希望已说得够清楚了。另一个概念，西东轴心，也许较新奇，尽管对于譬如《战争与和平》的读者来说并不如此，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那些受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人，都快活地用法语交谈。在十八世纪，法语成为继拉丁语之后欧洲第二大通用语，而这一回俄罗斯被包括在这通用语的范围内。在外省的东欧和中欧诸首都，一个关于世界首都巴黎的神话诞生了。虔诚天主教徒的眼光，也许依然转向天主教会的首都罗马。但是开明人士、世俗人士、时髦追赶者则全都想知道巴黎知识沙龙刚刚发生过什么事情。法国相继出口其哲学家、革命、拿破仑领导下的战争，然后是小说，最后是诗歌和绘画的一场革命：象征主义、立体派、野兽派、超现实主义。现在所有这一切似乎是一个已经结束或接近于结束的时期，因为，正如拉丁语从教会和学校消失一样，认为法语是值得学习的欧洲青年人已愈来愈少，哪怕是为了充绅士派头而学习。然而，要了解很多欧洲国家的现代诗歌，我们必不可少地要知道两件熔成一体的金属--一件是土产的，一件是从巴黎进口的。
欧洲文学地图在向西方展示自己时，直到最近之前都包含大量空白点。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拥有明确地位，但伊比利亚半岛只是一个朦胧的轮廓；荷兰、比利时和北欧是模糊的；德国以东那片空白，则可能会轻易被标上“狮子出没地”，这个野兽王国包括诸如布拉格（因为卡夫卡而不时被提到）、华沙、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这样的城市。要再进一步向东，莫斯科才出现在地图上。留在文化精英们脑中的印象，无疑也会产生重大政治意义，因为他们影响着统治集团的决策--难怪那些签署雅尔塔协议的政治家可以如此轻易地把这些空白区的一亿个欧洲人当作一笔亏损那样勾销掉。也许就是在那时，西东轴心才出现明确的断裂，而习惯于在思想中和着作中以他们超越维斯杜拉河、第聂伯河和多瑙河的普遍性而受称赞的巴黎知识分子，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地方主义的樊笼里。他们开始从大西洋彼岸寻找某些补偿，然而他们繁复的风格和思想在那里找不到多少追随者，哪怕在大学里。
在我青年时代，诗歌的学徒们如果是来自地图上的空白点，就得到巴黎接受短期或较长期的训练。我本人正是如此，尤其是受到家族中某个先例的加强，因为我有一位亲戚，我的远房堂兄奥斯卡·米沃什，在法国长大，并且是一位法语诗人。我年轻时抵达巴黎，后来我有很多机会惊讶于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剧变和发生在我那个位于德国以东的地理区域的剧变，与“花都”生活中的完美稳定性和延续性之间的对比。半个世纪后，我写了一首关于这个题材的诗，这首诗比我的散文更好地解释了我刚才所说的。
绕过笛卡尔街
我朝着塞纳河走去，羞怯，一个旅行者，
一个刚来到世界首都的年轻野蛮人。
我们人数很多，来自雅西和科洛什瓦尔、维尔诺和布加勒斯特、西贡和马拉喀什，
耻于想起我们家乡的习俗，
不该告诉这里任何人的习俗：
为仆人鼓掌、赤足女孩跑进来、
分享带咒语的食物、
主人和屋里所有人包括仆人。合唱祈祷曲。
我已把那些模糊的外省抛在背后，
我进入普遍性，为之目眩和充满渴望。
很快，很多来自雅西和科洛什瓦尔，或西贡或马拉喀什的人被杀了，因为他们想废弃他们家乡的习俗。
很快，他们的同辈夺取权力为了以那些美丽的普遍性理念的名义杀人。
与此同时，这座城市按它的本性活动，
在黑暗中发出瑟瑟的嘶哑笑声，
烤长面包，将酒倒进陶罐，
在街市场买鱼、柠檬和大蒜，
可以说对名誉、羞耻、伟大和光荣漠不关注，
因为这些东西已经被完成并把自己转化为一座座没有人知道它们代表谁的纪念碑，转化成一首首几乎听不清的咏叹调和各式各样的谈吐。
我再次倚着河堤粗糙的花岗岩，
仿佛我从地下世界旅行回来突然间看见在光中旋转的四季的轮子，里面帝国纷纷崩溃，曾经活着的人现在已经死去。
没有什么世界首都，无论是这里还是别处，而那些被废弃的习俗恢复它们小小的名声，而我知道人类世代的时间并不像地球的时间。
至于我的深重罪孽，有一件我记得最清楚：
有一天我沿着一条小溪在森林里走着时怎样推动一块石头砸向草丛中一条蜷缩的水蛇。
而我在生活中的遭遇，是正当的惩罚，
那迟早要抵达每个打破禁忌者的惩罚。
虽然普遍性的理念早已失去了它们对我们这些来自维尔诺、华沙或布达佩斯的人的吸引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失去了它们在各地的吸引力。那些以坚持原则之名屠杀柬埔寨人的年轻食人族，曾毕业于巴黎大学，他们只不过是试图实践他们学来的哲学理念。至于我们自己，由于曾亲眼目睹一个人怎样以教条之名侵犯当地习俗（也即几百年来缓慢地、有机地逐渐形成的一切事物）来达到某种目的，我们只能心怀恐惧地想起纠缠着人类心灵的那些荒诞东西。可以说，这心灵对一犯再犯的错误视若无睹。
我刚读的这首诗，有几个主题。它的主层面是忏悔，承认严重罪孽。不是因为杀任何生物是邪恶的--而是因为我来自立陶宛，在那里水蛇被认为是神圣的。农民的茅舍门槛前为水蛇放置着一碗碗牛奶。人们把水蛇与繁殖力联系起来，土地的繁殖力和家庭的繁殖力。还有，太阳爱水蛇。立陶宛有句民谚：“别把死水蛇留在田里；埋了它。太阳看见死水蛇会哭。”
不用说，那个热情地用法语写作文、读保罗·瓦莱里的学生指米沃什本人。
与水蛇崇拜本应没有什么共通点才对。然而，我本性中迷信的一面不管在以前还是现在，都比那些普遍性的理念要强烈，至少在诗歌创作的层面上如此。虽然罗马天主教反复给我灌输一种永久的原罪感，但另一个更原始的异教概念可能更强烈，也即因侵犯神圣事物而产生的罪疚感。
我无意太过强调这类地方性的异国情调。被文学艺术史家纳入考虑的其中一个最奇怪的规律，是那种同时把生活在彼此远离的国家中的人们连结起来的契合性。我甚至倾向于相信，时间本身的神秘实质决定了甚至那些互不沟通的文明之间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的相似性。这样的论题也许会显得不着边际；因此让我仅限于谈论欧洲。在欧洲，一种共同风格连结着同时以不同语言写作的同代诗人们，这也许可用某种难以捉摸的潜移默化来解释，而不一定用直接借用来解释。但借用一直是普遍的。例如，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交替之际，一个法国人可以读到一首有关罗马废墟的诗，诗的作者叫约阿基姆·杜·贝莱约阿基姆·杜·贝莱(1522-1560)，法国诗人。；一个波兰人知道同一首诗是米科拉伊·森普沙任斯基米科拉伊·森普沙任斯基(1550-1581)波兰诗人。的作品；一个西班牙人却把它视为弗朗切斯科·德·克韦多弗朗切斯科·德·克韦多(1580-1645)，西班牙诗人。的作品；而那位被其他人毫无顾忌地改写的真正作者，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拉丁语古典文化研究者、巴勒莫的亚努斯·维塔利斯亚努斯·维塔利斯(1485-1560)，这是一个拉丁姓名，原名是Giano Vitale。。交流的加速使得二十世纪诗人之间的潜移默化和互相借用变得明显，就连华沙或布达佩斯，或我家乡维尔诺，也都在某个活动圈内。即使在遥远的纽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团体也以他们的左派、马克思主义和“大众文学”忠诚地重复我们那个地方的文人的主要关注。此外，纽约文学界大多数是由来自东欧和中欧的移民构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