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与社会发展状态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曲线运行的，所以先发者不一定总在高点上，后来者也有自己的机遇和优势。对于后来者来说，关键是怎么认识和把握这种“节点差”，最大限度地激发出自己的潜力和希望。德国的哲学家尼采有名言道：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标！相信中国只要把握好节点，一定能够更加突出。
用节点打通现代中国的任督二脉
进入21世纪后，有一社会与文化发展现象颇为独特和耐人寻味，即中国不断地把参与国际体系或主办大型国际活动作为发展的“里程碑”或“节点”来对待，从加入世贸组织，举办北京奥运会，再到举办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等。
尽管国内和国际都有一些人对上述做法颇为不以为然，但是中国领导层对这些“节点”的选择，当然还有更深层的用意，即尽量通过稳妥、和平、有号召力的手段，让一个古老封闭的文化更多地走向现代开放，也让一个对当代中国还不甚了解的世界开始学会“与龙共舞”。
于是，中国的“节点”也就展示出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演化曲线：加入世贸时，国内国际都有很多反对声音。国内当时主要是恐惧外部竞争对国内经济的威胁，现在看来此种恐惧确属自寻烦恼；而国际上的反对因素多出于意识形态和贸易竞争考虑。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前夕，中国国内上下齐心协力，但国际上小部分国家的抗议声浪却有些走火入魔了。此后对于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国际的反应都相对平和许多。
经过这些事情，中国也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国外也增加了理性看待中国的眼光，这也代表着沿着与世界互动的几大关键节点，中国已经坚持不懈地走过来了。
选择自身发展的节点或阶段目标，属于战略策划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具备里程碑式的宏伟跨度和充满想象力的憧憬激励，各国政府对此都独有实践和心得。
以美国为例，肯尼迪时期提出“载人登月”的目标，激发了一代美国人的超级大国追求；里根时代美国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为西方最后拖垮击败苏联集团奠定了基础；克林顿时代普及“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新浪潮，前所未有地把美国推到了一国超强的地位；小布什时期美国打的两场战争，提出重返月球及火星探测计划，保持和强化了美国的地位；目前奥巴马把主要精力还放在应对经济危机上，但他也已经誓言美国绝对不当亚军。
从以上中美两国对发展节点的各自选择来看，也不难发现两个国家确实还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世贸组织、奥运会、世博会等，都是由西方文明发起并已经长期存在的现行世界体系或活动。中国以此作为自己的发展节点，主要意图无疑是在于相互“接轨”，说明中国目前并无意改变，也还无力超越西方已经制定的现代规则和框架。
而美国则不同，它已不太需要与现代化接轨，它所应该追求的更多是如何与变化的全球发展形势及未来接轨，科学技术与发明创新当仁不让地在此种与未来接轨的过程中不断扮演主角。
同时，美国应对“另类”历史节点的做法也值得中国方面认真参考借鉴。
所谓“另类节点”，即那些并非政府和领导人有意计划或希望的节点，但却是由社会和自然运作规律主导而成为影响以至改变历史进程的关键，比如美国的主要对外战争、民权民主运动、社会问题争议、周期经济危机、重大自然灾害、政治丑闻、刑事案件、质量监测，等等。
不难发现，这些“另类节点”大多是以“问题”的面目出现，也是现代公民社会所无法完全避免的。于是，一个体制和社会所必须学会面对的，是如何深究原因，总结教训，弥补漏洞，不断提高民众的问题认知意识，舆论的监督批评能力以及社会、政府、法制的综合应对管理能力。这样做的目的是设法让问题变成契机，不断促进整个国家及其成员的发展进步。
美国处理“另类节点”方面做得并非完美，但是其应对处理类似节点的基本取向和态度却是比较有利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节点就意味着社会升级发展的契机。相反，如果只知道简单对另类历史节点做事发应急处理，随后便敷衍了事，强迫遗忘，掩饰是非，不能引以为诫，治标不治本，那就会延误解决问题的有利契机，不断加大问题的深层、恶性积累，增加社会的不信任感，为国家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埋下隐患。
穿越历史看未来
在特殊的场合和情况下，历史发展的不同节点甚至可能发生“穿越”现象，其中的道理与教训却是发人深醒。在2009年曾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有法国人和公司准备拍卖来自中国北京圆明园的两大顶级历史文物——鼠首铜像和兔首铜像，此举令海内外华人极为愤慨，中国政府也已明确表态反对此项拍卖行为，并要求将两件文物无偿归还中国。
令人颇为匪夷所思的是，在这期间，有法方人士表示可以考虑物归原主，但条件是中国承认和尊重人权。
众所周知，包括这两件文物在内的一大批中国文化国宝，都是在1860年和1900年被当时西方列强军队趁火打劫掠夺而长期流失海外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当时是被侵略掠夺的对象，而西方国家则属于不折不扣的强盗。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在中国的首都烧杀抢掠，视中国和中国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如草芥。
而今，当年明火执仗的强盗，反倒要求历史的受害者中国承认和尊重人权，竟然用从中国掠走的赃物加以要挟。看来历史和现实都还充满着诸如此类的“黑色幽默”。
对西方而言，任何偷来抢来的不义之财，都必须接受历史正义的裁判，并应悉数无条件地物归原主。有些西方人以罪恶的历史作背景来侈谈今天的人权，说轻了属于不合时宜，说重了则有寡廉鲜耻之嫌了。
对自己饱经磨难遗失在外的文化国宝，重新崛起的中国要么要求归还，要么强行追回，而别无其他选择。
西方只有在充分自我的历史反省和忏悔的前提下，才有资格来与中国讨论人权问题。
而中国本身，当然不必以外人提醒甚至干涉为转移，在总结“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历史教训时，自然应把人权也作为一大反思因素。西方150年前给中国带来的一系列耻辱和损害，主要是因为中国当时的全面孱弱落后，而如此孱弱落后是来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危机。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几千年来都是重皇权、官权，轻人权、民权，于是总是难以真正铸就中国长期强盛的雄厚、可靠基础。
历史上的中国总是难以逃脱王朝盛衰的所谓“周期律”，即国家的命运不是掌握在普遍强大的人民手里，而是受制于上层统治集团的蜕变沉浮。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满清王朝已奄奄一息，也由此导致了国运的严重下滑和外强的乘虚而入。悲怆难消的历史作证，有家难回的国宝作证！
西方有些人讲中国的人权可能确实别有用心或所图，但中国今天也到了自己讲人权的时候，并且必须将其上升到国家繁荣富强、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和追求。人权不仅仅可以成为政府政绩的一部分，而且它是激发弘扬爱国主义的实际途径，是国家民族综合实力与尊严的坚强后盾。
人权不应止步于生存权和发展权，而是应该包括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中的更多更广泛的内容。中国在应对人权问题方面已走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否认和回避，认为所谓人权不过是西方挂在嘴上并干涉他人内政的虚伪一套。第二阶段中国表示承认和尊重人权，并强调目前发展阶段重在中国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可以预期，在近中期，西方还会更广泛和多层次地就人权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而对于中国来说，要真正夺取人权问题上的主动，就不能亦步亦趋，必须有魄力赶超西方，争取自己能做得更好更出色。
这与科学技术方面的赶超其实是一个道理：只做基础科学无法真正领先，只有基础研究和高科技同时发达，才能独步天下，引领风骚。
国家较量，持久者更易胜出
中美两国由于处在不同的发展节点，所以经常导致中美关系的处理手段难以达到双方满意的对称。中美两国尤其是中国方面，经常称中美关系是一种战略关系，或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但不无讽刺的是，中美关系由于缺乏双方的基本互信基础，尤其是政治与经济互信，因些实质上还完全不能达到所谓战略高度，双方主要是维持在一种实用加机会主义的状态。
目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在双方国内的“强硬派”看来，在几个关键环节上双方都存在不对称的妥协和让步。
比如，在2010年伊始，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接连砍下三板斧：售台武器、面见达赖、谷歌发难。面对美国的三板斧，中国方面除了口头抗议外，十分缺乏实际行动的跟进和应对。
本来，美国和台湾方面都有预测，中国对美国的发难，会沿袭以往的方式——过去30年中国的反应模式就是先抗议，后淡化，再和好的三步曲，其完成周期一般不会超过六个月。而些事发生之后，世界本来对中国的应对抱有期待，因为西方和美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而中国经济却一花独秀，由此也代表了中国总体实力的增长，此时对待外界的发难挑衅，似乎应当是能更有力有效地加以制约反击。
但是，美国方面的预测却应验了：美国对中国做出的反应，并没有作出任何调整以及改正的实际步骤，只是事后口头上表述希望缓和中美关系，中国方面很快就跟进表态，表示可以不计前嫌。随后，中美关系开始“回暖”，中国领导人准备造访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