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美国，适逢中期大选，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大做文章，用两个问题攻击奥巴马总统，一是认为奥巴马政府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太宽容，二是政府在中国企业蚕食美国国内工作机会问题上太软弱，因为这两个问题使得美国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低迷。反对派还举例说，美国国内最走俏的电子产品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都是在中国大规模生产制造再返销美国的，这样导致国内损失工作岗位。
美国那边提起事端，但是国内还不时叫屈，当然这与其国内的“选举文化”有关。而中国这边，则可以观察到社会近年来逐渐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即，一方面，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都反感、抵触来自美国和西方的指手画脚，所谓“中国不高兴”，因为没人喜欢被颐指气使；另一方面，国内又有许多人希望中国能成为美国一样的国家——对内民主法制普及，鼓励自主创新；对外则“风风火火走全球，该出手时就出手”。单从国家地位和利益的角度来讲，美国的对内对外的模式确实更加接近理想和尊严。如果中国真的成为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也带来了更高层面的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世界会怎么样？资深的世界政治家和观察家如基辛格、李光耀等都不无忧虑地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西方的不少执政者对中国的态度，也经常是两个阶段的不同态度。第一阶段的态度，是为中国与西方“不一样”感到忧患甚至恼怒，于是乎要搞摩擦，遏制甚至对抗，美国总统奥巴马无疑还处在这样的水平。他到了中国一趟，发现媒体及互联网的自由开放度都与美国大不一样，回来就赶紧怂恿“谷歌”向中国政府发难。
第二阶段的态度，是经过仔细审视中国的情况，开始认识到其实中国按目前既有的不同于西方的路径和体制发展，在国际社会的表现中庸平实一些，是符合自身的实际利益，虽然在一些事情上也存在小问题，但是总体是以加强合作为主。例如，德国就是如此。
其实，对中国来说，发扬自己的传统睿智，结合美国与西方的现代实践，开拓出一种更有理、有力、有节的创新境界，才应该是对自己、对别人都有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方向。无疑，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产生的两个节点，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以“阿拉伯之春”为代表的专制统治危机以及以西方经济衰退为代表的民主社会危机，就是人类文明在发展道路上正同时面临的两场危机“节点”。而这些给中国的启示就是，必须对发展中的“节点”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提升。
发达国家方面，目前欧元区陷入债务违约和经济衰退的连锁恐慌之中，高福利的模式遭遇重大质疑和挑战。美国自己也面临衰退的危机，巨额国债缠身，金融经济的贪婪与武力的四面出击耗费天量财富，新的经济增长点出不来，无法有效解决就业难题。
发展中国家方面，发展体制与综合平衡的难题依旧突出，许多是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影响、束缚以及身处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目光短浅，对现代化发展的初级成果沾沾自喜，不思更大的突破进取，忽视人民意愿，导致贫富悬殊、腐败肆虐、民怨沸腾。
实践告诫我们发展不能止步，人类迄今为止所采纳过的各种社会形态，都还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危机，除非是在乌托邦的幻想之中。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把各种危机看作是发展的必然组成部分，就可以不断开拓出如何处理应对危机的最佳机制与选择。这样的发展思路与态度才更加科学、务实。
从2011年初开始的阿拉伯国家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浪潮，已荡涤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目前正在叙利亚国内发展，所到之处，专制强人灰飞烟灭。尽管有不同舆论或立场，试图把阿拉伯人民对新型国家治理方式的追求，描述成石油资源之争，西方国家煽动颠覆，抑或穆斯林内部宗教矛盾纷争等导致的后果，但是却不能不注意这些国家国内存在的问题。
西方国家开始对“阿拉伯之春”的态度是犹豫、暧昧，后来转而成为明确支持与介入。但西方仍然只是外因，最后从地面攻入利比亚首都，让强人卡扎菲政权土崩瓦解的，是组织松散但顽强作战的利比亚人，是鼎力支持他们的利比亚百姓，他们才是历史杠杆的真正撬动者。
如果说政治上的民主与专制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矛盾，那另一大矛盾就是经济平等还是贫富差距悬殊。西方国家在普遍较好地确立了本国内部的民主权利之后，在解决经济平等问题上，借鉴社会主义的某些思路，如推行社会福利和全民保险等举措。但是，福利社会是个双刃剑，缺乏基本的福利保障，会损害社会平等与社会稳定；全面的高福利又会大幅增加政府补贴及债务，并催生懒人和高消费社会，削弱整个社会的经济竞争力，最后可能导致政府入不敷出，从而出现金融泡沫、深刻的经济衰退或滞涨。
所以，最佳的方式就是在提供基本福利保障的同时，必须时刻不忘鼓励竞争和创造，因为竞争和创造是社会良性运作的最根本前提与保障。尽量维护公平竞争，推动教育普及，并有意识地认可和维护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合理的竞争距离。盲目追求经济平等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荒谬危险的。所以，目前深陷危机的欧洲各国，都正在试图缩减政府开支与赤字，走出过度福利社会的阴影，同时增加对超级富裕阶层的税收，以抵制贫富悬殊倾向以及中产阶层的萎缩。
然而同样是面临危机，我们不难发现解决的路径可以是多样的。专制体制出现危机，往往会导致全民抗议及流血冲突，有时会导致民众揭竿而起，墙倒众人推；而民主体制出现危机，则可以沿循各种渠道加以化解，即使没有现成渠道，也可以通过和平机制加以探讨和确立。
专制体制往往会出现“治乱循环”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专制社会难有真正“治”的状态，即便是出现的“治”大多都是昙花一现，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简单的维稳，甚至是以粗暴的压制而获取稳定，因为统治者总是担心认真追究最后会引火烧身。长此以往，治标不治本，各种矛盾会被掩盖，而最终没有获得解决。时机一到，总体爆发，于是成为“乱”。埃及的穆巴拉克及利比亚的卡扎菲，最终就吞食了自己在过去几十年里一手制造的“乱果”。
在当下的情势下，谁能长久地获得“治”，谁就能在竞争中胜出。那么，到底如何走出国家治理方式的治乱循环？历史的洪流势不可挡，必将不断追寻更加合理的选择和答案。
而相比于争取民主的浪潮，民主本身的问题更富于挑战。2008年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其严重后遗症持续发酵蔓延，也为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发展前景蒙上了深深的阴影。现实的问题，不是到底谁能崛起，而是谁能有效避免崩溃。
于是目前在美国内部，关于文明走向有两大观点：一种是认为美国及西方文明本身问题严重，当各种隐患发育到临界程度时，不排除发生轰然倒塌式大崩溃的可能性；另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的问题只是暂时的困难，可以调整克服。而不少非西方国家的问题却是致命的，真正会导致崩溃式危机。
前一种观点目前在知识界比较有市场，典型代表如哈佛大学历史学者兼教授福格森，他在即将面世的新著《文明：西方与其他》中高调警告，美国若不从现在开始就发展战略、价值观和习性结构等做出重大调整革新，则西方文明前途堪危。
后一种观点则在政界中依旧有代表性，比如在最近的美国共和党2012年总统大选候选人公开辩论中，有几个问题涉及中国。其中一位候选人认为除非中国进行重大改变，否则21世纪也不可能成为中国世纪。
福格森认为西方文明自1500年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主要是因为其独具六大“法宝”竞争精神、科学革命、民主法治、现代医疗、消费社会和劳动道德。在其他文明还没掌握这六大秘密武器之前，西方的发展优势无以复加。比如在16世纪之前，中国人的平均富裕程度甚至超过美国人。但西方掌握六大法宝后就开始突飞猛进，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均富裕程度已高于中国人的20倍。
不过当其他文明开始学习引进西方这六大法宝之后，世界与文明态势随之也发生重大改变。比如在19世纪后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率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倍增，效果显著。约一个世纪后的1978年，中国也开始改革，开始向着现代化的目标大步前进，中国巨龙再次腾飞。
福格森表示，他的忧患并非其他文明发展的追赶，而更多是关于西方文明的自废武功，后继无力，原本自己的法宝现在却成了别人的法宝。比如，韩国学校的学年有效期长达220天，而美国只有180天。上海和香港学生的数学成绩远超同龄美国学生的水平，等等。
福格森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因为如果不是比创新，而是比持久，不是谁先出头得胜，而是谁更小心谨慎，那么东亚文明确实是在此方面独具哲学和文化优势。美国如果大幅衰败退却，其他文明则可能不战而胜。
另一方面，美国政界的乐观自信也非全无道理，因为福格森所列的六大法宝并非都易学模仿。如果民主法制也像发展经济那样容易复制，穆巴拉克的埃及与卡达菲的利比亚也不至于忽然就土崩瓦解了。民主法治不易复制有两个层面的意涵：首先是接受民主法治的观念体制已经不易；再者就是即使试图施行民主法制，结果也可能变异走味。
当然，不易复制不是不能复制。勇气、决心、远见和智慧等因素加在一起，才可以全面消化外来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把自身及文明进程更多地推向前进，这样就能使自身的发展更加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