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随着队列向前移动，忽然又想到了远在北京的儿女们。伊丽千已经成家，不但不用她再挂念了，还能照顾妹妹和弟弟。可伊丽苏娅呢？伊丽菲拉呢？还有最小的儿子夏提呢？他们都怎么样了？在哪里吃饭，在哪里住？天变冷了，他们穿得怎么样？特别是伊丽菲拉，更是牵动着她的心。这女儿的身体本来就不健壮，能经受得住这样的劫难吗？女性的心啊，既时时贴在丈夫的身上，又萦绕在儿女们的身上，真是柔肠寸寸，情丝缕缕啊！当然她还不知道，伊丽苏娅和伊丽菲拉姐妹俩，在他们夫妇去了新疆以后，就被从原来的房子里赶了出来，先是住在学校里，很快又到内蒙古去插队。在那里，这姐妹俩互相关心，互相照顾，艰难地生活着。拉希达要是知道这些，心中一定会更加不安。
“拿碗来”！
炊事员的喊声，打断了拉希达的思绪，她赶忙将碗递过去。炊事员接过碗，在每个碗里装了些面条。炊事员认识这位老妇人，知道她是包尔汉的妻子。丈夫是坏人，妻子还能好得了？
那脸色，那语气，那动作，拉希达都看在了眼里，眉头微微一皱，也不在意。几个月来，有些原先熟悉的人，见了面就远远躲开，即使碰上面也不说话。这些人中，有一般的人，也有负责的干部，往日会毕恭毕敬地问候，没话也要找话说，一时间都立即变了，仿佛包尔汉和她都成了“瘟神”似的。世态炎凉，世态炎凉啊！
拉希达一手端着一只碗，离开窗口往回走。不知为什么，她感到手有些发抖。先是轻微的，越来越厉害，哆哆嗦嗦。她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碗就从她的手里掉了下来，“铛”的一声落到地上。碗没有摔坏，碗里的面条却撒了一地。当她清醒过来时，眼睛湿润了，埋怨自己没有控制住发抖的双手，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她拣起碗，仔细看看，摔掉了几块瓷。她拿着碗，转身走近窗口，小心翼翼地说：“师傅，我的面条全撒在地上了，能再给我打一份吗？”
“不行”！
炊事员抬头看看，粗声粗气地说，手里的勺子敲着盛有面条的盆边，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
要是她一个人，拉希达宁可不吃，也不会来要求的，可是丈夫还等着呢？为了包尔汉，她极力控制着自己，低声下气地说：“我没有端牢，手有些抖。”
拉希达几乎近于哀求地解释着。她想，尽管这炊事员脸色很难看，还不至于没有一点同情之心吧。
“谁让你不端牢呢？手抖什么？又没有人抢你的！”
拉希达愤怒了，她使劲瞪了炊事员几眼，一句话没说，转过身离开窗口，不愿再向这位凶神恶煞似的炊事员说什么。
她走到撒了面条的地方，蹲下身子，用双手将沾着灰土的面条捧起来，轻轻放进碗里，慢慢站起身来，找到伙房里的一个人，说：
“请你给我些面条汤，让我把面条洗一洗。”
那个人说：“面条汤还要喝呢，不能给你！”
“你看我这面条，不洗怎么能吃呢？”
拉希达颤抖着手把碗举起来。
“我管不着。要洗那边有凉水，你自己去洗吧。”
倔强的拉希达没有再说什么。她知道，说了也不会有用的，便端着碗走到了水龙头跟前，拧开水龙头，冲洗着面条上的灰土。沾在面条上的灰土怎么能洗得掉呢？她费了好大劲，仍然洗不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里比那水还凉。
端着没洗净的面条，拉希达向住室走去。她眼里噙满了泪水，脚步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唉，真没有用，本来是跟随来照顾他的，没想到连面条也撒在了地上，这样脏的面条，他该怎么吃呀！
来到住室门前，她略站一会，努力镇定一下自己，把泪水使劲往肚子里咽，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跨进了门。
但是，拉希达难看的脸色和未干的泪痕，还是让包尔汉看到了，忙说：
“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她把手里的碗放下，摇了摇头，说：
“我把面条撒在了地上，想让他们换一碗，他们就是不肯。”
包尔汉端起一只碗看看，眉宇间顿时出现一个很大的疙瘩，但马上又舒展开了。他用轻松的口气说：
“不换也可以吃，放在炉子上热热就行了。”
拉希达心里明白，丈夫是在安慰她，怕她心里难过。其实，丈夫心里也是不好受的。尽管他平时很随和，从来不轻易对人发火，即使对自己的孩子，也不疾言厉色地训斥。可在这样的事情面前，他的心里怎么能平静呢？刚才眉头的一皱不就是胸中怒气的外现吗？只是他有很强的自制力，没有让火气发泄出来罢了。
面条放在了炉子上，冒着一股股白色蒸气。两位老人坐在炉子旁，相对无言。他们的心里该有多少话要说啊，可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只有沉默了。
不一会，两碗面条就热好了。包尔汉端起一碗，送到拉希达的面前，温和地说：“吃吧，不吃怎么行呢？”
说着，自己端起另一碗，大口地吃起来。
拉希达没有心思吃。看到丈夫那爽朗的神情，心里更加难受，不由得啜泣起来。
“不要哭！不要哭！你原来是很坚强的人嘛！坚强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不该哭的。”
屋外，正刮着风，呼呼地从小屋顶上掠过，拍打着木板门，把尘土卷进了屋里……
整人，中国本事
批判会的通知，通过文件，通过电话，传向了乌鲁木齐市的各个单位：要召开批判包尔汉的大会。
在新疆各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群众的心目中，包尔汉是一位“圣人”，他学识渊博，经历丰富，又曾经当过新疆的最高领导人，可谓德高望重，甚至还带有某些神秘的色彩。十多年前他调到北京工作，其间虽然也回过新疆，但许多老百姓却见不到他，尤其是年轻一些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这就更增加了人们久欲一见的心理。
要批判包尔汉的消息，是这一天早上告诉他本人的。那个通知他的人，还讲了“要老老实实认罪”呀，“要彻底交代你的罪行”啦，等等。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包尔汉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想到了在北京他的住处特别是在中央民族学院的那次批斗会，下意识地摸摸膝盖，伤口还隐隐作痛。他猜不到这次批斗将会怎么样，心中没有数。同时，他也希望在公开的场合见到故乡的父老乡亲。到群众面前去，听听他们说什么，那怕是骂几声，唾上几口，也没有关系。人心总是公正的，在他们面前，总比憋闷在这里好。
是的，他不怕批斗会，可心中又希望只斗他一个人，不要让他的亲属们也无端地跟着受折磨。他不愿再看到那天会上的情景。那是在一个石油俱乐部里专门批判包尔汉一家的会。开始，包尔汉并不知道，到了会场一见，除他和拉希达外，还有他的大儿子努斯热提夫妇，二儿子木拉提夫妇。最使他过意不去的是木拉提的爱人生孩子才只有12天，就被拉来陪斗，大媳妇的脸上抹了很多黑墨。不过令他欣慰的是，不论妻子还是儿子、媳妇们，都没有在威吓面前屈服，胡编乱造，把没有的事说成有，一个个泰然处之，大有临变不惊的气势。时间一长，木拉提有些站不住，身子开始摇晃起来。母亲用胳膊碰碰儿子说：“看看你爸爸！”木拉提转过脸，看见父亲虽然被扭着，仍是稳稳当当地站着，如同一尊雕塑，顿时受到了莫大的鼓舞，立即站得直直的……
没容包尔汉多想，就被来人带到了一个院子里。那里已经坐了好多人，全是党政机关的负责人，其中就有他的儿子努斯热提。包尔汉被带到离努斯热提很近的地方。努斯热提也看到了父亲，抬起脸，用目光表示了问候，没有说话。在这样的时候是不准说话的，轻则招来斥责，重则受到脚踢，何况对
父亲也不利。
包尔汉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也送给儿子一道鼓励的目光，对其他向他投来问候目光的人，轻微地点点头，算是回答。对这些人，他大部分都熟悉，因为他们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好同志，如今落到了挨批斗的境地，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他坐下来，看着儿子努斯热提。时间过得真快！他也是50多岁的人了。新疆解放前夕，他还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同吾守尔木沙组织了“民主青年团”，与其他青年组织一起散发了大量以少数民族文字和汉字写成的宣传品，为促进新疆的解放而进行工作。后来，“民主青年团”与另一个青年组织联合成立“新疆民主同盟”，把当时规模小并且处于分散活动的青年组织团结起来，还制定了“新疆民主同盟章程”，目标就是实现和平条款，扩大人民民主，正确领导群众，同反动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斗争。他们克服困难，不怕便衣特务的盯梢，提供反动分子活动的情报，接待与三区政府秘密往来的人员并协助他们活动，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努斯热提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和平解放后，他当过乌鲁木齐市第一任市长、新疆大学副校长。他现在也被批斗，大概是由于受到我的牵连吧。包尔汉想。
“努斯热提，你给我找一身旧衣服吧。”
包尔汉小声向儿子说。他离开北京的时候，穿的是一身料子衣服，上次批判会上，那些“造反派”们说他穿这样的衣服，像去参加宴会，是十足的修正主义分子。他怕今天还会受到同样的斥责，所以向儿子要求说。
要在平时，找一身旧衣服算什么，可现在到哪里找去？努斯热提有苦难言。我也没有了自由，家里已被抄了几次。你听了也许会感到高兴的，造反派从我家里没有抄出一件值钱的东西。那些人很奇怪，说解放前后都当官的人家，竟然没有金银珠宝。爸爸呀，这都是您用实际行动教育我们这些子女的结果。即使解放前你当国民党的专员、省主席，也从来不受贿。一次你到南疆去办事，有人送给你漂亮的地毯，你没有要，说：“我替你们办事是应该的，东西我不能收。”另一次，你到塔城去破案，当地送给你几千两银子，你全部交了公，个人一点没沾。解放后，更是如此。你不但自己做到了廉洁奉公，还常对我们说：“你们为人民做工作，不要想从人民那里捞什么。”我们都以你为榜样，所以没有做不符合原则的事情。你对我的要求我都做了，惟有今天要旧衣服，我难以办到。
包尔汉看到努斯热提的神色，知道儿子在为难，就摆了摆手，意思是说，找不到就算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正在这时有个人走过来，把一件旧的褂子扔给了包尔汉：
“你穿上这件！”
包尔汉顺从地穿上那件旧上衣。在穿衣服的同时，他听到门外的广场上传来隐隐的人声，高音喇叭在说着什么。
他当然不知道，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临时搭起的台子，悬挂着巨大的横幅，旁边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口号。看得出，这是一次经过周密准备和精心布置的批判会。虽然表面上呈现出严肃、庄重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但场地上的人却好像在看一场演出，悠然自得。
突然，站在台角的一个人领头喊起了口号：
“坚决批倒批臭里通外国分子包尔汉！”
“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尔在新疆的一切流毒！”领头人喊的声音很大，响应者却稀稀落落。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台子上，等着看包尔汉呢。包尔汉出现了，是两个壮汉把他架出来的。跟在他后边的是努斯热提等人。他们也和包尔汉一样，每人都被两个壮汉架着。包尔汉戴着绣花小帽，留着长长的白胡须，下身穿一条毛料质地的裤子，有着清晰笔直的裤线。尽管处在逆境之中，他每晚睡觉前，都要将裤子脱下来，叠好放在枕头下面。妻子拉希达曾对他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还讲究这个。他则说：“什么时候对生活也不能马虎，我们应该有信心！”
人们还看到，包尔汉穿的褂子却又短又瘦，连胸前的扣子也不能全部扣上，像件不合体的马夹似的。这就是刚才那个人扔给他的旧褂子，也不知临时从什么地方找来的。
天公似乎不愿与批判会的组织者们相配合。早上还是晴天，太阳红，天色蓝。早饭之后，灰褐色的云块就布满了天空，遮住太阳，吹起沙尘。到批判会开始时，风刮得更大了，尘沙扬起，天昏地暗，迷得人们睁不开眼睛。新贴的标语，被吹得乱糟糟的，随风飘上天空，向远处飞去。台子摇摇晃晃，发出吱吱扭扭的响声。
“批判里通外国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尔汉的大会现在……”
批判会的主持者对着麦克风大声宣布。可是，“开始”两个字还没有说出口，只听咔嚓一声响，整个台子坍塌了，放麦克风的桌子倾倒在一边，台上的人，包括架着包尔汉的人，都摇晃一下身子摔倒了。惟有包尔汉和努斯热提脚下的那块木板，虽然有些倾斜，但没有塌下去，所以他还站在那里。没有了按住头部的两只大手，包尔汉也就昂起了头，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直视前方，看到了风沙中的人民群众，他故乡的乡亲们。
广场上一片混乱，有的惊愕，有的脸上荡起笑容，有的交头接耳议论起来：
“这台子搭得太不牢固，一阵风就给刮倒了。”
“不是台子不结实，是胡大（上天）显灵，不准许批斗包尔汉。”
“胡大保佑！包尔汉是咱们维吾尔族的圣人，怎么好随随便便地惊动呢。”
“你看这天气，又是风又是沙的，一定是胡大在发怒。”
“还不赶快把他送回去，要不然还不知会招惹来什么祸呢。”……
议论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在这样的场合，在这样的年头，说出这样的话来，是迷信呢，还是另有言外之意，一时确实难以分辨得清楚。
“大家安静一点，不要迷信。台子很快就会搭好的，批判会一定要开下去。我就不相信他包尔汉不能批斗！”
主持会的人似乎听到了台下群众的议论，高声向人们呼喊。随着他的喊声，一些人在手忙脚乱地搬木料，拧铁丝，重新搭台子。
等到台子重新搭好，批判会继续开始时，广场上的人已经走了不少。尽管带着红袖标的壮汉们在周围阻止退场者，但人们还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离开这里的理由，因为他们想看看包尔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发言批判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他们把从报纸和杂志上抄下来的话，念得慷慨激昂，列举的“罪状”却笼而统之。包尔汉被两只粗大的汉子压得垂着头，弯着腰，站在台子的一角。发言的人都讲了些什么，他开始还能听清一言半语，后来就是一片嗡嗡之声，惟有那些“坚决打倒”、“彻底批臭”的“豪言壮语”，在耳畔回响。
突然，有一个声音传过来，那么熟悉，那么质朴。他想抬起头看一看，但那铁钳般的两只手死死地按住了他的头。他把眼睛的余光射过去，看清楚了，是曾经在他家里工作过的一个哈萨克族工人。是啊，多年没见，这个人也老了，但那声音还能听得出来。他还记得，这是个老实人，干活很认真，很勤快，他对这人的印象也很好。自己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啊！
那个人的神情好像很激动，拿着纸的手在发抖。别人念批判稿时，都不时地看着包尔汉，惟有这个人，一眼也不看包尔汉，目光一直盯在手里写满字的纸上，磕磕巴巴地念着，脸上涨得通红，仿佛不是他在批判别人，而是他自己在作着检讨，检讨干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他念着念着，竟哭了起来。
听着听着，包尔汉明白了。那些话，那些用词，都不是出自眼前这个人之口。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更不会写出这样的批判稿，所说的在他家干活受到的欺压和虐待，也不合事实，完全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很显然，那批判稿，也是出自哪个“笔杆子”之手。顿时，包尔汉感到很内疚，这个人因为在他家里工作过而受到了牵连，还有其他许多跟他工作过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