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小心地挠挠静脉曲张溃疡的地方，这地方又开始痒起来了。
说到底，问题就是你根本无法知道革命之前的生活状态。他把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从抽屉中拿出来，这是他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他把其中的一节抄在了日记本上：
在伟大的革命进行之前，伦敦这座城市并不像现在这样美丽。那时的它黑暗而且肮脏。人们的衣服没有完整的，穷得连鞋都穿不上，甚至屋顶上连一片瓦都没有。还没有你们大的孩子就得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如果动作慢了，就会被鞭子抽打，每天只吃陈面包屑和白水。
这样贫困的地方，也还是会有几所有钱人住的豪宅，那里的用人就有三十多人。
这些有钱人叫做资本家。他们丑陋而且凶恶，就像下页插图中的那些胖子。他们穿着长长的黑色大礼服，头上那像烟囱一样的亮晶晶的奇怪帽子叫做高礼帽。这身行头只有资本家可以穿，就像是他们的制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土地、房屋、工厂、钱财都是他们的，别人都是他们的奴隶。要是有人不听他们的话，就会被投入监狱， 或者不让他们工作，饿死他们。老百姓看见他们时都要鞠躬致敬，得诚惶诚恐地称他们为“老爷”。资本家的头头叫国王--余下的温斯顿心里都清楚。下面会出现穿着细麻僧袍的主教、貂皮法袍的法官、手枷脚镣、踏车鞭子、市长大人的宴会、跪吻教皇脚丫子的规矩。还有在儿童教科书中大概不会提到拉丁文中的“初夜权”。
所谓“初夜权”，就是法律规定，任何资本家都有权和在他的厂里工作的女人睡觉。
又有谁知道这里有多少是真的呢？可能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比革命前好，是真的吧。唯一相反的证据就是你自己内心无声的抗议，虽然无法忍受，但你的生活条件一定与以前有所不同。他忽然觉得真正无法忍受的不是残酷无情、没有保障，而是简单枯燥、暗淡无光、兴致索然。你看看四周，生活中到处都充斥着谎言，而且那正是党要达到的理想。对于党员来说，工作就是如此的单调乏味，而且生活必须是非政治的、中性的，在地铁中抢一个座位、补一双破袜子、多得一块方糖、节省一个烟头。而党闪闪发光的理想是庞大而且可怕的，人们都是英勇的战士和疯狂的信徒，到处充斥着钢筋水泥和庞大机器以及危险武器，思想口号都要一致，就这样团结地、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三亿人民的面孔都是一样的。而现实所展现出来的却是，城市破败不堪，人民吃不饱穿不暖，住在一个烂白菜味与尿臊味混杂在一起的破陋的房子里。他好像看见了伦敦那个由一百个垃圾筒所组成的城市。这中间有帕森斯太太的一幅照片，一个面容憔悴、头发稀疏的女人，毫无办法地在查看一条堵塞的水管。
他又挠了挠脚脖子。电幕上的统计数字日以继夜地充斥在你的耳边，证明今天的人们比五十年前生活条件要好很多，他们比五十年前活得长寿，工作没有五十年前那么辛苦，人也比那时壮实，日子也比那时过得快活，受到的教育也比那时多。但是这一切又有谁来证明呢？
例如，党声称今天成人无产者中有百分之四十识字，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现在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如此等等。这些就像是虚构出来的数字和简单的等式， 毫无根据。人们深信不疑的那些事情和历史书上我们所学到的，也很有可能是虚构出来的。没有人知道，也许就是虚构的。虚构出来了像“初夜权”这样的法律，还有资本家那样的人，那身行头等等。
真实都被迷雾笼罩着。过去被抹掉了，而我们又忘了“抹掉”这一事实本身，虚构出的谎言竟成了真实。温斯顿一生中唯一一次掌握了作假的不可否认的证据，还是在事情发生以后。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证据在他的手上停留了长长的三十秒。
那大概是在1973年，就是在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不过真正重要的时间还要早七八年。
这件事实际发生在60年代中期，也就是彻底消灭掉革命元老的大清洗时期。到1970年，除了老大哥以外，他们一个也不留。那个时候，他们都被当做叛徒和反革命被检举出来。果尔德施坦因逃走藏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躲在了什么地方，还有少数人就此消失了，大多数人被公开审判了，供认罪行后被处决了。最后一批幸存者中有三个人，他们分别是琼斯、阿朗逊和鲁瑟福。
这三个人大概是在1965年被捕的。就像其他好多人那样，他们也消失了一两年，没人知道是死是活，不久又被公审，接着招了供。
他们供认通敌（那时的敌人也是欧亚国），盗用公款，在革命之前就已经预谋着要对老大哥进行造反，进行破坏活动造成了好几十万人的死亡。在供认了这些罪行之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恢复了党籍，同时他们也得到了一份差事，听起来很重要，但实际上就是挂名的闲差事。《泰晤士报》发表了三个人的长篇检讨，内容就是他们堕落的原因以及他们保证会改过自新。
他们获释后，温斯顿曾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三个人。他还记得他当时很害怕，但又很好奇地偷偷看他们。
他们比温斯顿年纪大得多，是被旧世界剩下的，是峥嵘的建党初期仅剩的最后一批大人物。他们身上仍旧隐隐地保留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代的气氛。他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名字了，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几年，但是他们也是不法分子、敌人、不可接触者，他们肯 定要在一两年内送命的。只要是落在思想警察手中的人，都是这样的下场。现在的他们没有灵魂，就只是在等待着被送到坟墓中。
他们相邻的桌没有人坐，出现在他们的周围不是一个聪明的举动。
他们坐在那儿，喝着咖啡馆的特色--丁香味的杜松子酒。他们三人中，鲁瑟福的外表给温斯顿的印象最深。他是个漫画家，画的都带有讽刺意味，不过这些在革命时期还是很鼓舞人的。即使是现在，也偶尔能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他的漫画，但只是对于早期作品的模仿，并没有什么新意。这些漫画看上去就像是虚构出来的，贫民窟、饥饿的儿童、巷战、戴高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街垒中资本家也戴着高礼帽--这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努力，总是不停地想要回到过去。他身材高大，一头油腻腻的灰发，嘴唇突出，脸上满是皱纹，而且皮肤也松懈了。他以前一定很强壮，可现在却鼓着肚子，松松垮垮，仿佛要散架一样。也像是一座即将倒塌的大山，顷刻间就要在眼前崩溃似的。
到了十五点这个寂寞的时间。温斯顿已经不记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个咖啡馆，这里几乎空无一人。电幕上在轻轻地播放着音乐。那三个人几乎在角落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服务员很自觉地把杜松子酒送过来。他们旁边桌上有个棋盘，棋子都放好了，但没有人下棋。这时，电幕中播放的音乐忽然换了个调，持续了半分钟，声音是粗哑的、嘶叫的、嘲弄的调子，很难形容，像是温斯顿心中想要听的黄色调子，接着电幕上有人唱道：
“在遮阴的栗树下，我出卖你，你出卖我；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在遮阴的栗树下。”
这三个人还是纹丝不动，但是鲁瑟福的眼里已经满含着泪水。温斯顿第一次注意到，阿朗逊和鲁瑟福的鼻子都被打扁了，他心里不禁颤抖了一下，而且他不知道为什么会颤抖。
没过多久，这三个人就又被捕了。原来他们一被放出来，就重新开始搞起了阴谋。第二次被审时，他们把以前的、现在的罪行都招一遍，新账老账一起算。他们被处决后，就把他们的下场记录在党史里，以警示后人。大约五年以后即1973年，温斯顿在把从力气输送管中 拿到的一沓文件打开的时候，发现有一张纸片，那显然是被遗漏在中间的。他一看就知道了它的重要性。这是十年前的一份《泰晤士报》
的上半页，所以可以知道日期。那是一幅照片，在很明显的地方能看到琼斯、阿朗逊、鲁瑟福三个人，那好像是在一次纽约举行的党的集会上。
没错，就是他们三个人，而且照片下面的说明也是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他们在两次审判中都说了谎，说那一天他们是从加拿大的一个秘密机场起飞，去了西伯利亚，把一个军事机密透露给了欧亚国参谋部的人。温斯顿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日期，因为那天正好是仲夏日。但像这样的证据应该也会出现在其他什么地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供词，那一定是被屈打成招的了。
当然，这不算是个新发现，因为那时温斯顿一直就不认为被清洗的那些人是真的有罪。但这张报纸却是真正的证据，这是被抹掉的过去的碎片，就像是活化石一样，又出现在人们眼前了。如果它能够被大家所认识、所相信的话，那么党就会被化为粉末。
他原来一直在工作，意识到这张照片的意义和重要性时，就马上用别的东西盖住了它。从电幕的角度来看，他打开它时，正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草稿放在膝上，把椅子往后推一些，尽量离开电幕的视线。
想要控制面部的表情并不难，只要你想，甚至呼吸都可以控制，但是你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跳，而电幕却能感受到你心跳的速度。他大约等了有十分钟的时间，担心会发生什么使自己暴露的事，例如盖着的那张纸突然被一阵风吹开，于是他把盖着的那张纸和其他废报纸一起丢进了忘怀洞里。大概只需要一分钟就会化为灰烬了。
这是十年--不，十一年以前的事了，要是在今天，他一定会留着那张照片的。但那张照片和他所记录的事一样，已经成为记忆中的事了，可是他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却是件了不起的事。
他心里想，是不是就是因为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证据，所以党对过去的控制已经不再那么牢固了？
可是即使现在那张照片能失而复得，也许也不能再成为证据了。
因为当时发现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和欧亚国就已经停战了，而这三个死人是向欧亚国的特务出卖祖国的。自此，也曾发生过几次变化，是两次还是三次，他也不记得了。很可能，供词已经被重写过很多回了，而那时，日期和事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不但在篡改着过去，而且还是不断地改。他最痛苦的是，他从来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从事这样一份作假的工作。当然，修改过去能够帮助到眼前的事，但最终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他又提笔写道：
我懂得方法，但我不懂得原因。
他已经无数次地在心里想着，自己不会是疯子吧？也许所谓疯子就是少数个人派。曾经，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症状；而今天，相信过去不能更改也是发疯的症状。像这样的想法可能只存在于他一个人的脑子里。不过他觉得即使自己疯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他所想的也可能是错的。
他翻开儿童历史教科书，看一看首页老大哥的照片。一双眼睛盯着他，很有魅力。好像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刺穿你的头颅，压迫着你的脑子，使你感到害怕，不相信任何感官的东西，以至于放弃了一切信念。到最后，即使说二加二等于五，你都会相信它。迟早有一天，他们的地位会迫使他们去这样宣布。他们的哲学不仅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被看成是一种异端。可怕的不是因为你们想死而被杀掉，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因为我们怎么会知道为什么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心引力如何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如果一切都只存在于意识当中，而意识又是可以被改变的，那怎么办？
那样不行！他不知从哪冒出来那么大的勇气。不知为什么，奥勃良的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比以前更确定，奥勃良和他是一伙的。
这是在给奥勃良写的日记，这像是一封没有人会读的信，但由于是写给某个人的，所以显得有意义。
党不让你相信那些你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他一想到自己所面对的庞大力量，一想到党内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能轻而易举地整垮他，一想到那些巧妙的论点，他不能理解，也不能反驳。这使他心灰意冷。但他们是错的，而他是对的。在他心里，那些简单而且真实的东西是需要保护扞卫的。那些不需要说的真理，必须坚持！客观世界存在，它的规律不变。石头硬，水湿，悬空的东西掉向地球中心。他觉得自己是在和奥勃良说话，是在通过一些原理告诉他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于是写道：
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自然就会明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