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鉴于明淸统治阶级的奢靡腐败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又可培养“寒士”作风。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
刚。曾国藩十分推崇刚强、坚毅的品格。他说：“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
……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
明。“明”既可指办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养。从前者看指精明晓畅；从后者看，主要指具有降心抑志、冷静权衡的平实态度与眼光。曾国藩说：“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逮趋于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孝。关于孝，曾国藩给友人信中论之甚详。他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
信。曾国藩认为，明淸吏治人心“日崇虚伪”，为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猾、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谦。鉴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曾国藩从保全自己与调整本阶级的内部矛盾出发，主张言行谦谨。“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直。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髙世之功而心不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贵谦恭。貌恭则不招人之侮，心虚则可受人之益。”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浑。关于“浑”，曾国藩解释说：“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耳。”这就是说：在是非曲直上，不可自以为是，必须给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
在此，曾国藩指出：“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而八德的形成，正在于个人的精神修养，即所谓治心之道。这不仅需要时时事事身体力行，尤其需要一种精神本体上的通达。于是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三个层次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释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自东汉以来，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的积极人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处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结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它们都强调一个“静”字，也都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释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淸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然而，静字为什么这样重要呢？怎样才能做到静呢？怎样才算做到静呢？曾国藩详尽指出：
“然则静极生阳，盖一息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不息，其叁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享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首先指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级”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曾国藩对理学的“静”则达到了自我感悟。他认为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致此，神明则如日之升，身定则如鼎之镇。否则，即使深闭固拒，心如灰死，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E的静。况且这也就没有真正的静。
可见，曾国藩对理学已有了很深的体悟。其神明如日升，身定如鼎镇已可作为为人的座右铭来遵守了。
所谓平淡，实际上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发。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对世间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视为至关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要受到牵累，常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敗。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恰，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质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困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所谓改过，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决心，去检讨、去改过。
要从这三层深人修炼，达到“内圣”心法的最佳境界，曾国藩在“慎独”方面着实下了苦功。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放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曾国藩在临死前两年，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他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亦）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以为善去琴，则谓之自欺。方寸（心）之自欺与否，盖（大概）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只有自己一人知道）。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两次说到）慎独。果（真）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努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谦，《中庸》之所谓戒懍恐惧，皆能切（切夹）实行之。”
除了工作和其他群体活动，人在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独处，他的心理活动基本上属于他一个人，他与人交心谈心的时候是极少的，况且人在交谈时除了他所要表达的，还有他没有表达的，这没有表达的就是他自己的内心活动，“环顾左右而言他”，可见说的与想的并不是一码事。所以人的内心世界是极隐秘的，难于觉察的，有些想法他不告诉别人，别人是无法知道的。交谈是如此，何况一个人独处昵？为什么说人心直测？道理就在这里：人的心理极而言之就处于一种独处的状态。
正是因为人的心理具有这种隐秘性，《大学》才讲“诚意”，有诚意才可取，才能交流、共事或生活，不然的话，这只能伪饰或欺骗；然而，在生活中谁都不承认自己是不诚实的，即使他真的在欺骗别人，他也要显得是真诚的；一方面他确实不真诚，另一方面他极力显示真诚，这就不能不从事说谎或伪装；他能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自己，他是自己真诚的唯一的审判者，所以君子才要慎其独也。
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如是说。
于是，曾国藩对自己有了严格的“修法十二课”的仪式条款：
一、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査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徳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淸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
二、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用来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
三、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
四、读书专一。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他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
五、阅读史书。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他训诫说：“你为买书去向人借钱，我不惜一切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读一遍，才算是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之后，曾国藩每天都仔细读上十页。
六、说话谨慎。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内圣的最重要的功夫。
七、保养真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作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
八、爱护身体。十二月接到家父的手书说：“节制操劳，节制欲求，节制饮食。”应该时刻以此作为健体去病的准则。
九、每天都应获知新学问。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如果刻意从书中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
十、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每月写作几篇诗文，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谋养真气强弱。却不能完全沉溺于其中，因为这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
十一、写字。饭后写半时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
十二、夜晚不出屋门。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
曾国藩给自己定下了修课原则，为此，他在一生中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作所为，认真检讨，如实地记录下来。他的日记，一直写到临终的前一天。综观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自蒈自责的语句。
所以说一个人想有所作为，必然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与之相匹配。这不是卖弄和做作装出来的，这里面有自己对人生独特的见解，是自己一生悟世的最真实写照，是别人所不能模拟的，我们替曾国藩感到庆幸，他真正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并努力加以实践，最终取得了成功。
感餐心得
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
鷇学补廨
【原典】
宇谕纪泽儿：
连接尔十四、二十二日在省城所发禀，知二女在陈家，门庭雍睦，衣食有资，不胜欣慰。
尔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莆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尔在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看书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峥嵘。若能从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功，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自尔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睁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尔前作诗，差有端绪，近亦常作否？李、杜、韩、苏四家之七古，惊心动魄，曾涉猎及之否？
此间军事，近日极得手。鲍军连克青阳、石埭、太平、泾县四城。沅叔连克巢县、和州、含山三城暨铜城闸、雍家镇、裕溪口、西梁山四隘。满叔连克繁昌、南陵二城暨鲁港一溢。现仍稳慎图之，不敢骄矜。
余近日疮癣大发，与去年九十月相等。公事丛集，竟日忙冗，尚多积阁之件。所幸饮食如常，每夜安眠或二更三更之久，不似往昔彻夜不寐，家中可以放心。此信并呈澄叔一阅，不另致也。
生手示四月初四日
【点击】
人生要义，以勤为本。无论资质平庸还是聪穎，家境贫寒还是富裕，都不是个人成就事业的决定性因素，关键无外乎一个“勤”字。从一个人勤奋的程度上，便可以预知他能成多大的事。
【综述】
我们平心而论，曾国藩的才智也只能算中平，他并非是一个天生的智者，但他坚持学习，重视积累，弥补了自己才智上的不足。
曾国藩所作之《五箴》中尝自言之。观其为文则抄经史百家以为之基，学诗则抄十八家诗以立其本，固知曾国藩非天才之辈，亦非低能者比。至曾国藩自知鲁钝，崇尚笃实，最终因勤学好问，困知勉行，日臻于髙明之域，此则非常人之所能及。
曾国藩的意志方面，甚为倔强，龙梦孙作《曾文正公学案·序》中谓曾国藩：因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洗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
对曾国藩坚强的意志，描摹尽致。唯其意志坚强，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故其所就者甚大。
曾国藩的品性，其最著者为忠诚，唯时亦寓以权变。曾国藩崇尚忠诚，其大要具见他所作之《湘乡昭忠祠记：薛福成记》《李傅相人曾文正公幕府》一文，更足见曾国藩秉性忠诚，纯为事实。其言说：
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要，傅相遂欲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著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庸庵笔记卷一）
此是曾国藩崇尚诚实的明验。薛福成又说：
，既而文正进驻祁门，傅相谓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会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师守徽州，违文正节度，出城与賊战而敗，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文正将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
“若此，則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文正曰：“听君之便。”
傅相乃辞往江西，闲居一年。（庸庵笔记卷一）
此是曾国藩处事公忠的实证。曾国藩持躬处世，一以忠诚为主，由此可以了然。
曾国藩虽崇尚诚，时亦通权达变，不拘泥于一格。《水窗春呓》中曾记曾国藩轶事一则说：
“辛酉祁门军中，賊氛日逼，势甚急。时李肃毅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生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何如？’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
文正一日忽传令曰：“賊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就是明证。
曾国藩的个性，就态度方面言之，大抵严肃，唯于肃穆之中时具“幽默”之风趣。其最佳的例证，则为《庚子西狩丛谈》中李鸿章叙及曾国藩的日常生活。他说：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一同吃饭。饭罢后，即围生谈论。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诂，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
此外，若谦恕，若勤恒，亦为曾国藩良好的品性。胡哲敷说：
大概谦恕二字可以代表他待人接物的气度；勤恒二字，則是他终身行事的不二精神。
他说：
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见《杂著气节傲》）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