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原定14日结束，但美国与欧盟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立场上的重大差异展开了激烈交锋，在美国的反对下，会期被迫延长1天。饱受各国炮轰后，美国的态度软化了下来，在大会的最后一刻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欧盟及发展中国家向美国让步，接受折中方案，放弃要求议定书正文内订明减排目标，改行路线图方案，各国将于未来两年内举行会谈，并于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下一轮气候变化大会，届时制订新的减排目标取代《京都议定书》，并于2012年生效。15日，所有缔约方一致通过了《巴厘岛议定书》，为期13天的会议最终闭幕。
“巴厘岛路线图”的最终绘制成功，得益于国际大气候的变化。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使气候变化在全球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纷纷表示愿意为保护气候系统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将科学发展观作为执政理念，根据UNFCCC的规定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美国，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自愿采取有利于保护气候的政策与措施，美国国会也开始对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多种方案进行深入的探讨。
“巴厘岛路线图”包含了13项内容和1个附录，为2009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设定了明确议程。它明确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实际上否定了美国对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承担量化减排责任的不切实际的要求。除减缓气候变化问题外，路线图还强调了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以及资金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极为关心的三个问题。但十几年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行动很少，技术转让方面成绩几乎为零，一直令发展中国家强烈不满。路线图还设定了时间表，要求有关的特别工作组在2009年完成工作，并向UNFCCC第15次缔约方大会递交工作报告，这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完成时间一致，实现了双轨并进。
这份让不少与会代表激动落泪、拥抱庆祝的路线图，最大的成就是把一直游离在全球减排框架之外的“最大一根烟囱”拉入了伙。协议明确规定，UNFCCC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的美国这次妥协了，使它变成了一份应对气候变化的真正的全球协议。
为此，其他各方也妥协了。前言内文中没有对工业化国家的减排任务作出具体规定，也没有建议哪些国家应当减排或者减排多少，而是在注释中援引学术著作中的建议减排目标：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2000年减少一半；到2020年，富裕国家必须减排25%~40%。因此，环保主义者对此非常失望，甚至认为它是废纸一张。
尽管“巴厘岛路线图”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国际协议，但它是一个指导今后气候变化谈判的纲领和计划，是一个表示大家都愿意参加后一阶段谈判的“意向书”，确定了谈判的时间表。为了安慰大家，印尼代表希望人们把眼光放到远方的胡萝卜上：“我们希望这次大会像是约会，大家同意聚到一起，而明年在波兰召开的大会是结婚，后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大会则生出小孩。”美国代表哈伦·沃森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大会好比初次约会，我们还没有想过在结婚证上签字呢。虽然最终是什么样子尚难预料，但不管怎样，有总好过没有。”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的开端，“巴厘岛路线图”留给绝大多数人的，正是这样一种希望。人们同时预期，这个希望的实现之地，就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2009年12月7-18日，第15届缔约方大会将在那里举行。
五、一场关于CAP的全球博弈
围绕哥本哈根的一系列气候谈判，实际上是北方国家之间和北南国家之间的复杂博弈，核心在于如何确定和分配地球村村民们各自应对气候变化承担的责任。2℃的临界点实际上划定了大自然给我们的排放总量（CAP）与行动边界，《京都议定书》确认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则确立了这个总量在各国之间分配的基本原则，据此把所有缔约方分为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并给出了附件一国家的减排总量目标。
从原则到行动的距离，就像理想和现实的距离那样似近实远。京都第一承诺期的实际执行效果，迄今并不理想，自从1990年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不降反升，没有一个达到了自己在京都承诺的减排目标，各国成绩单如下：澳大利亚增加了28.8%，加拿大增长了21.7%，美国增加了14.4%，日本增加了5.3%，欧盟降低了2.2%。即使是表现最好的德国和英国，距离自定的减排目标都有不小的差距，最近3年欧洲国家整体排放量才止住上升势头，大体稳定下来。这样一份成绩单，显然并不令人鼓舞。
虽然坐在同一条船上，但各位村民的盘算显然不同。即使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根本原则，大家的理解也各取所需、南辕北辙，发达国家看到的是“共同”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强调的则是“有区别”的责任。在北方国家中，美国表现最极端，一直以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承担量化减排义务为由拒绝承担起自己那份责任。为了鼓励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京都议定书》还要求发达国家对其给予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多年来也是口惠而实不至，尤其在至关重要的技术转让方面更是鲜少行动。
奥巴马上台后，在布什政府的气候政策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奥巴马的善意姿态和明星效应，一下子把各国对美国的敌意化去了大半。随着中国开始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排放大国的趋势，加上中国在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中增长势头不减，各国开始把更多的减排期望和压力，投向了中国。
在历次谈判中，中国和印度一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京都原则和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巴厘岛路线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石，理由有三：现有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多年的历史排放积累下来的，它们应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中国现在还在发展过程之中，很多排放是必不可少的生存排放，而且人均排放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目前记到中国名下的排放，很大部分来自跨国公司在华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商品的生产，这实际上属于发达国家排放向中国的转移。为此，发达国家应该至少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同时把GDP的1%用于扶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事宜。
这是一场阵线变幻不定、复杂混乱、令人精疲力竭的争吵，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与77国集团，构成了谈判桌上立场泾渭分明的三方。各方都不敢否认自己的责任，因为这在道德上站不住脚，但同时都希望别人作出最大的让步，因为可以让自己损失最小。为此，各方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美国是数一数二的排放大国，财力和技术实力也最雄厚，面对着最大的减排压力，一些即将被淹没的小岛国更把矛头对准了这个排放大户，认为它不负责任的政策令自己难免灭国之祸。奥巴马也希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以重建美国受损的全球领导地位，但面对着国内农业、能源等利益集团的反弹，同时医疗改革也耗去了奥巴马的大部分政治资本，为此他必须想法子让中国做出更大更明确的减排承诺。美国11月25日最新减排承诺是，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l7%，据专家推算，这一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这使环保主义者大失所望，一些人甚至认为布什唱的红脸为美国争取了8年免排时间，占了各国的大便宜。
欧盟独特的绿党政治，和在战后国际外交领域首次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使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一直很积极。不过，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排放大国的减排行动一直让它不甚满意，因此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待价而沽：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如果其他国家承担量化减排责任，欧盟还可以减排到30%，既便如此，这离中印等国一直期待的40%的减排下限还有很大距离。日本则承诺，到2050年比2005年的排放水平减少60%~80%，建立核证减排量交易市场。
由于对中印在谈判中的三条理由无可辩驳，欧盟和日本开始寻找让中印量化减排的渐进式办法。斯特恩爵士认为，中国内部差异极大，虽然中西部地区还处于落后状态，但沿海一些省市的人均排放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地区应该和欧洲一样承担量化减排义务。日本人想出的办法是行业减排，只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减排下去，加到一起整个国家的总量帽子就可以戴上了。
有人说：在气候问题上，我们希望奥巴马“做的有他说的好”，胡锦涛“说的有他做的好”。中国是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行动派，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2005-2010年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提高森林覆盖率和可再生能源比重等有约束力的国家指标。仅通过降低能耗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这比欧盟迄今为止的整体减排量还要多。
2009年9月2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实际上是如今最权威和最完整的中国气候政策声明，声明包含了四点强有力的行动计划：加强节能、提高能效，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010左右；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站在联合国讲坛上的胡锦涛必须保持一个艰难的平衡：既要把握20年的战略机遇期带领13亿人民脱贫致富，又要减少排放降低对地球的损耗。他的四点政策声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逼近维持这种平衡所需张力的极限。当然，这种自我加压的高难度平衡，本身也可以为中国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
为了给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注入最后的政治动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敦促各国首脑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失败不是选择。没有候选计划。我们必须在哥本哈根把协议达成。”这位一向不喜欢以强势姿态示人的韩国籍外交家以简短有力的语句说，“如果不能在哥本哈根达成广泛协议，那将在道德上不可原谅，在经济上目光短浅，在政治上也极不明智。”
不过，在两周后的曼谷，激烈的争吵还是爆发了。在哥本哈根前的最后两场关键谈判中，欧盟节外生枝，主张彻底抛弃《京都议定书》，把UNFCCC和《议定书》双轨谈判合并成一条轨道，在UNFCCC下重新谈判制定一项单一法律文件，这实际上是在临近终点时突然改变整个游戏规则，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苏伟认为“这严重背离了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根本基础”。他坚持，谈判要取得进展，必须回到“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坚持UNFCCC和《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的原则。苏伟说：“如果放弃其中一条轨道，气候谈判这列车就无法顺利开往哥本哈根。”
美国白宫11月25日宣布，美国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据专家推算，这一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白宫还表示，美国的减排目标还包括到2025年减排30%，2030年减排42%，2050年减排83%。
11月25日，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会议还决定，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会议强调，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分展的重要阶段，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需求还将继续增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实现上述行动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气候变化已经时不我待，它已经不单是一个环境问题，很快也将成为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如果《哥本哈根认定书》能在今年的缔约方会议上达成共识并获得通过，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如果不能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签署新的协议，全球将没有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将导致人类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受到重挫。也因为这个原因，本次会议被喻为“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
六、欧洲的典范：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理念基础
在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上，也即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无限排放二氧化碳的高碳经济模式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成熟，没有新的增长点。因此，欧盟认为，低碳不再是限制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而是机会，是发达国家重新获得国际竞争力，领先于发展中国家的机会。
许多国家把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本国经济看做是“二者择一”的关系，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会阻碍本国经济的发展，扼杀本国的产业，并且会降低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和欧盟则坚持把应对气候变化看做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机会。在它们看来，温室气体的减排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