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一：所有的树木、电线杆直立如初，均未直接受害。例如唐山市内六十五米髙的微波转播塔巍然屹立于大片废墟之中，而且震后两个微波塔之间仍可直接、准确传递电视信号。
个别地区受采空区塌陷或其他影响出现局部起伏外，绝大部分地面、路面完好如震前，很少出现波浪起伏现象。
现象五：唐山启新水泥厂的一栋三层库房，一楼二楼基本完好，三楼的所有窗柱却全部断裂。而且旋转方向和角度各不相同，现存旋转角度最大的一个右旋达四十度，旋转角度更大的当时即已脱落。
现象六：建筑体的破坏尤其是砖石结构和水泥制件的破坏一般都是分段裂开四两开花崩塌。整体歪斜的现象很少。
现象七：唐山公安学校有三栋三层楼房。形状相同，相互间隔十米平行排列。在地震中，南面一栋完全塌平，中间一栋只是部分散落。而即使在一栋房中有的是第一层破坏比较严重，有的是第二层，有的是第三层。为什么同一区的受震程度会存在如此大的偏差？
所有这一切现象都使李泰来给传统的地震学理论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过去的地震学理论认为地震波分为纵波、横波两种，地震破坏主要是横波造成的。可是，李泰来发现如此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在唐山地震现场发现的种种现象。
理由一：根据横波破坏原理，高的建筑物（重心较重）在地震破坏对象中首当其冲。
理由二：在地震现场考察中发现地震断裂均具有旋转性，而纵波、横波的振动是没有旋转性的。
理由三：不论横波还是纵波，它们的传播都是连续的，强度是渐变的，从震中向外逐渐衰减。因为，在此同一震区内，同样的建筑物受破坏程度大致相当。可是在唐山地震中出现的现象并非如此。
根据对震波的应变分析，李泰来发现扭波才是地震破坏的元凶。1979年，在南京地震学会年会上，李泰来发表了《扭波与抗震》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在1996年第31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其以扭波为主题的发言也引起了代表们的注意。
李泰来指出，扭波与纵波和横波乃“同卵三胞胎”，其中纵波传播速度最快，其次为横波，最后为扭波。纵波使物体产生上下振动，横波使物体前后摆动，两者的破坏都不大。但是，扭波一到，则把物体从内部扭散扭断，随即垂直坠落，造成巨大破坏。有了扭波，在唐山地震现场发现的怪异现象全部迎刃而解了。李泰来说：“我们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扭波的。这个理论在世界上，仍处在领先地位！”
在研究出地震扭波理论后，李泰来趁热打铁进行了抗震理论的研究。因为扭波不能通过流体和柔性物体，他提出了“轮胎”理论，即采用柔性材料如橡胶作为建筑体的“轮胎”，阻止扭波进人建筑体，从而达到了防震的作用。他还针对扭波拟定了具体的防震抗震措施。
在对扭波的研究中李泰来还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很多古典建筑如宫殿、庙宇、木塔等全部具有除“地下”以外的七种抗震性能，它们都是世界上抗震性最强的地上建筑物。
但是，让李泰来觉得遗憾的是，自从1979年发现扭波理论后，由于经费、人手等原因，更由于扭波理论对传统地震理论的大胆否定，时至今日，扭波理论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唐山大地震的余波已然平息，但其中的种种疑问还没有得到可靠的回答。
山西为何多“大院”
散布山西的百年民宅知多少？由于经历了明末清初一系列战争的破坏，现存的山西明代宅院较少，而保存较完整的大多是清代山西商人的豪宅，如清代金融中心祁县、太谷、平遥几县，交通沿线上的阳泉、介休、灵石、襄汾等地除了对外开放的几处宅院群落之外，还有许多散落的老宅院，有些甚至藏在深山僻壤，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和开发。
明代的经济政策对河东盐商和泽潞冶铁商人最为有利，明代晋商的代表当属晋南盐商和泽潞铁商。清代以旅蒙商人和票号商人最为风光，清代山西富商大多是集中在晋中一带的票商和贸易商人。这些大商人曾经都建筑了豪华富丽的大宅子。明代山西的盐铁商人最为活跃，遗憾的是，他们当年的大宅子在兵燹战火和社会动荡中化为乌有。
随着明代手工业、商业的蓬勃发展，平遥城内作坊四起，商贾云集。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建筑业的发展和建筑工艺水平的提高。清代中叶以后，平遥城里的票号典当业迅速兴起，更加丰富了城市建筑的内容，新兴的商家都在扩建具有更多功能、具有更强商业竞争力的店铺；凭经商而发财的人们，大兴土木，重振家园，城乡民居建筑的质量和档次因此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华美宏大、匠心独运的建筑撒落在繁华的市面上，遍及平遥城的大街小巷中，在明代城墙的护卫中，富商大贾的宅院林立街头巷尾，成为平遥古城献给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
平遥城里现存的四合院达三千多处，其中完好者有四百多处。规模较大的十几处古宅老院，包括有日升昌票号第一任总经理雷履泰于道光年间在城内上西门书院街的宅子，有西门外的冀氏在明清两朝几百年间陆续修建扩建的鲤鱼跃龙门院子，有天成亨票号首任总经理侯王宾在沙巷街的老院子，有侯王宾之子侯殿元的“七间七檩”宅，有与日升昌争辉的蔚盛长票号掌柜程遵濂的旧居，有清末民初平遥城里有名的“兴隆义”布庄、钱庄的东家赵大第的院子，有晚清平遥最有名气的文人王沛霖的宅第……这些古宅老院，就是明清众多山西宅院的最好注脚。
等级制度是中国封建政治体制中最显着的特点，与此相对应的宫殿、庙宇、住宅文化也充分地体现出这个特点，山西宅院中的等级观念的体现，可谓是淋漓尽致。山西宅院多为左右对称的正偏结构，正院上高下低，中庭开阔，尊卑有序，等级分明。正院宽敞，正房髙大，厢房低于正房，也小于正房。
以太谷曹家宅院为例，正院都是四合院，正房必设在正院里，正房的屋顶比厢房高，台阶比厢房也多一两级。账房院，与主人居住的屋舍相比，就要低矮简陋得多。账房不论是正房还是厢房，门前大多不设台阶，即便筑台阶也只是一级台阶而巳，以示其地位低主人一等。偏院则是紧靠正院厢房墙壁修建的一排低矮的东西房，供佣人、保镖、厨子们居住。偏院院子狭长，通往正院的门闩都安装在正院的一面，这样主人可以随时到下人住处走动察访，下人则不得随便出入正院，下人的活动受到严格控制。在晋中的几个商家大宅院里，这样的格局都是非常突出的，充分体现出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和礼制要求。
台阶或踏道，也因居住者的身份而出现差别。宋人李诫的《营造法式》中，对台阶有专门的尺寸规定：“造殿阶基之制，长随间广，其广随间深，阶头随柱心，外阶之广，以石段，长三尺，广二尺，则方三寸五分，其上下叠滥，每层露棱五寸，束腰露身一尺，用隔身版柱，柱内平面作起突壶门造。”“造踏道之制，长随间之广，每阶高一尺，作二尺踏，每踏高五寸，广一尺，两边副子各广一尺八寸。如阶高四尺五寸至五尺者三层，高六至八尺者五层或六层，皆以外周为第一层，其内深二寸，又为一层，至平地，施土衬石，其广同踏。”这种营建法式虽然是为宫廷建筑而设置，但到明清时期，已经广泛用于民间的豪华宅第。从山西宅院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规格尺寸。最直观地看，就是主人居处的台阶级多、阶宽、台高，下人居处的台阶低下简，也就是通常说的什么等级的人，住什么等级的房。
明清山西宅院的庭院大都是方砖墁地，方砖的尺寸规格多为见方三四十厘米。等级越高的建筑，铺地的要求也越髙。铺砌地面时，工匠须严格遵守磨砖对缝的要求，有的还要在砖缝中挂上油灰。油灰的主要成分是白灰和桐油，以保证地面的牢固耐用。考究的地面在铺砖之后，还要涂刷几遍生桐油，保持表面光滑美观。明间的中线上须用整砖，不可以对缝。而在游廊或室外铺地时，除了中线上必须用方砖之外，边上可以配砌小砖，院里十字甬路的中线上要用方砖，边上也可铺设小砖，舒解一下等级制度建筑的沉重压迫感，营造轻松活泼的氛围。年年岁岁生长在大院砖缝中的小草，随着循环往复的自然规律，对院落的兴衰和主人的变易，或许早已经淡忘。
封建时代遵行男尊女卑的纲常观念，“惟女子与小人难养”的旧观念在山西宅院建筑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小姐的绣楼通常修建的低矮狭窄，虽说是精致小巧，却也有旧时不许女子出人头地、女子个性不得张扬等传统说教隐喻其中，束缚女性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在宅院建筑中得到充分体现。太谷的曹家宅院将绣楼缩进几尺，以限制闺阁中人的视线，从建筑上阻断她们左顾右盼，禁锢她们的思想，这也是封建时代对女性的要求，遵从礼教，淹没个性，忍让退缩，随父随夫。歧视女性的建筑文化，即便到了民国仍然没有大的变化。如定襄河边阎锡山故居中，被主人珍视一生的五妹子的绣楼，建在一个视线非常狭窄的地方，虽说五妹子来此居住的日子屈指可数，但从房屋收缩、低矮简陋的格局看，仍然没有摆脱女性从属的可悲地位。
明清山西宅院建筑中，对风水也是颇为讲究的。建院前，先请风水先生堪舆选址，起根脚、上梁时，要祭拜天地、鸣炮示庆，墙腿刻“泰山石敢当”，或者在门前立一石敢当，房后立一避邪镇妖之物，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安慰。祁县乔家宅院从一号院的院门向里走时，地平线逐一抬高，至尽头的正屋，还要修建几级踏步，既迎合了风水术中“前低后高，子孙英豪”的说法，又符合建筑物的内在要求。明清时的山西许多民居建筑物，多为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特点，背山可以迎纳阳光和温暖气流，面水可以迎接夏日的凉风，向阳可以采纳良好的日照，缓坡可以避免淹涝之患，建造良性循环的小气候。这既有科学的一面，也有媚俗的成分充斥其中。
自宋代以来，阴阳五行、八卦风水说在北方极为流行，住宅的平面布局很大程度上依五行八卦决定，如宅子的地势如果与四神相应，最为吉祥，可以增福添寿。古代神话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称为道家四灵，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和青白红黑四种颜色。古人认为，东为上为阳，西为下为阴，左(东）青龙、右（西）白虎，前（南）朱雀、后（北）玄武。“宁让青龙高三头，不让白虎压一筹”，所以风水里就有“东高西低，阴不压阳”之说。而且还强调建筑物的后部气势要高，东边青龙有流水，西边白虎有道路，前有朱雀把门，后有玄武镇守，这样的宅子才算是福宅。
基址确定之后，还要请风水先生相宅。风水先生根据建房者的生辰八字，决定住宅中轴线的角度，先用罗盘定准正南正北向，再向左或向右调偏一定角度，叫做抢阳或抢几分阳。这是说主人的命不够硬，朝正南建房，恐承受不起，普天之下只有皇宫才可以朝正南开门。一经确定正院、正房的位置和尺寸，其余厢房、倒座房、偏院各房就可依照一定的程式迭减，全院的格局也就基本上确定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一圣人教诲，早已渗透到几千年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选择宅基地的首要标准是背山面水，宅主人既要享受仁者的崇高，也要享受智者的惬意。这种选择，既是地理的原因，也有生活方便的考虑。
“东方瑞士”之谜
一个城市的名字总是和它的特色紧密相连的。位于山东半岛的青岛市风光旖旎，景色秀丽，气候宜人，冬不严寒，夏不酷热，冬夏如春，为驰名中外的疗养、避暑和游览胜地。国内有“花园城市”雅称，外国人则誉为“东方瑞士”。可是青岛这个城市的名称是怎样来的，至今学术界仍无一致的说法。
有的人认为，青岛是由海上一小岛“小青岛”而得名。小青岛位于青岛湾内，与青岛市隔海相对。在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在小青岛上建立灯塔，于是便用这个岛的名字来命名整个市区。而在这个岛的原名上加上一个“小”字，称为小青岛。
说“青岛”是由海上一小岛“小青岛”而得名，这种说法是缺乏文字记载的。道光《胶州志》、同治《印墨县志》均未明确两者的关系。从字义上说，凡带“岛”字的都是由岛命名也不确切，如青岛附近的薛家岛、顾家岛等村，都是陆地，并非海岛，这就不能说带“岛”的地名全为海岛。鲁海又引证了青岛原是一海口渔村名称，明万历年间开航为海上贸易港口。清同治二年（1863年）建立海关分关。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始成为一个市镇，也称青岛口。1898年至1929年间整个地区称“胶澳”，青岛是“胶澳”的一个市区名称。1929年后，青岛是指整个地区的名称。因此，青岛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含义。青岛自古以来南北航线有深水航线与沿岸线，沿岸航线中胶州湾为必经之途。海岸线上的阴岛及麦岛以岩褐色深为着，黄岛以岭赭土黄为标志，而青岛树木葱郁，郁郁青青，可能由此而得名。
还有人认为青岛是由青岛村发展而来的。青岛在清朝末年巳经是一个市镇的名称。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道员刘仓芬在《查勘胶州湾条陈》中说：“……胶州澳澳口东青岛，高四十七八丈，有市有关，地属即墨。”文中所说“高四十七八丈”，实指青岛山，在陆上而不在岛中；“有市有关”，更非在岛。所以清末青岛已是陆上一地区名，再后成为城市名。
现青岛市区历来属即墨所辖，清末属仁化乡范围，原有十个村庄，即青岛中村、顾家村等，青岛村就位于青岛的对岸。按我国地名命名的特点，应该说青胃岛村以青岛得名。青岛村东部的小山，又命名为青岛山。据《胶澳志》：“青岛1电报局始设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为报房。”青岛应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较大市镇。据日文《胶州湾》所载：1899年10月12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命名理“胶州保护地的新市区为青岛”，这是青岛作为城市最早出现的名称。至于“青岛”这个村庄名称是怎样来的，还需进一步印证。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青岛是来源于前海的一个小岛名，即胶州湾人海口北面的青岛。清同治《印墨县志》：“青岛，县西南百里”，在“山川脉络图”中标义有这个岛屿，《海程》一卷中说：“青岛西圈，可容船十余只。”道光《胶州志》士“广轮分率开方总图”中也画有青岛。乾隆十六年手抄本《灵山卫志》：“小青岛在淮子口（胶州湾海口名）对岸，人海者必由此道。”《莱州府志》有万历间叫“青岛海口”的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任即墨知县的许铤在《地方事宜议·海防》一文中记有“青岛”，这是有关青岛的最早记载。
究竟是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从上面两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出，青岛的发展历史还是十分有意思的。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在哪里说起《红楼梦》，就离不开大观园。大观园里悲欢离合的故事，让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人们常在掩卷之后，不禁要问，这大观园究竟在什么地方？人间有没有这样的园林这个问题不但是红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也常为《红楼梦》爱好者所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