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社会是发展了？还是退步了？我不知道。发展了，是无庸质疑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在退步着，这也是无庸质疑的，而且退步若干年了，比我们的某些古人要差得多，只是我们自己这些现代人不愿意去面对这些或那些活生生的实事罢了。我本人也是如此。这让我想起了历史上的两个人物，一个孔子，一个是李贽。我们不能不承认孔子是一个伟人，他是伟大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李贽？我更认为他不错。
李贽的朋友袁中道在给李贽所作的传记里面是这样记述这一过程的：“……久之旨不下，公于狱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剃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其实李贽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结果，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表现得十分从容。听到逮他的人到了，“公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他之所以选择自杀的方式也符合其个性特点。一辈子不想受拘束，追求自由，死这么一件大事岂能坐以待毙，借助他人！
李贽出生于工商业比较发达的福建泉州，祖上曾是富商巨贾，但到李贽时，家道已败落。李贽幼年丧母，缺少母爱的滋润，但也促成了他的自立意识，从小便形成了特立独行、不受约束的个性。他说：“我自六七岁丧母，便能自立。以至于今七十，尽是单身度日，独立过时。虽或蒙天庇，或蒙人庇，然皆不求自来，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这样的个性注定了他与应时时处处做小伏低的官场无缘。他也曾担任一些官职，但职位比较低，且经常与上司发生抵触：“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万侍郎尽触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所以做官对他来说是一项苦差事，因为违背了他的心性，他的朋友替他总结道：“人生岂不苦，谁谓仕宦乐。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于是在1580年当他53岁姚安知府任满后他自动辞官不干了。对此他曾有解释，他说世间有一种人，“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他很坦诚，并没有打着什么清高自赏的幌子，但也可以看得清楚，他之辞官就是因为不愿意受束缚。
照常理，辞官回家，安度晚年，这是必然的选择。但李贽却没有回泉州老家，而是带领全家离乡背井，投靠湖广黄安的朋友耿氏兄弟。为什么有家不回？这又与李贽之害怕拘束受骚扰不得安宁有关系，他已看透了当时社会逃脱不了官场的习气，层层叠叠的关系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其访友朋求知己之心虽切，然已亮天下无有知我者；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
这种选择虽然得不到周围人及家族其他人的理解与支持，但他一意孤行，决不改变。不幸的是，随着知心好友耿定理的去世，李贽与他的哥哥耿定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发生激烈冲突，导致李贽搬出耿家，迁往麻城，并最终出家。这是李贽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大转折。但这一次却并非如上两次的行动一样是出自李贽的心愿，里面包含着诸多不得已之处：“……今我亦出家，宁有过人者，盖大有不得已焉耳，非以出家为好而后出家也，亦非以必出家乃可修道然后出家也。……余之落发，岂容易哉！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后落发，又岂容易哉！写至此，我自酸鼻，尔等切勿以落发为好事，而轻易受人布施也！”出家是被迫无奈，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他终于彻底摆脱了人间俗事的束缚，进入自由无碍的境地了；也意味着他跳出人间是非地，可以换一副心肠眼光来看世俗世界。更能看清其庐山真面目，并敢言人所不敢言，敢发人之所不敢发。而他的与耿定向的争论与所受到的无端指责也激发了他的狂傲气质，其性情中原有的倔强执拗、桀骜不驯、嫉恶如仇也发展到极致，公开与世俗对着干，不惮以狂放不羁惊世骇俗的言与行出现在世人面前。“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这个时期，除了理解他的几位朋友支持他之外，李贽是孤独的，他的处境是不利的；但毋宁说他又是最强大的，他获得了最自由无碍的思想，发表了最能代表他心声的言论，他跃升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史上，没有几个人能达到的高度。
辞官、离乡、出家后的李贽并没有忘怀世事，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着书立说之中去。很显然，他将着书立说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与方式。对于能够摆脱世俗羁绊得以进行自己最喜欢的事业，李贽表示了由衷的喜悦之情，我们可以从他写的文字与给友人的信中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题名《读书乐》的四言叙事诗这样写：“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一与会心，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呵呼。……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世界何窄，方册何宽！……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他用心来写，倾注进热情、生命与智慧，而且异常的投入与勤勉，“唯有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自五十六岁以至今年七十四岁，日日如是而已。”他的心灵在读书着述中得到前所未有的熨帖与自在，堪称得其所哉！唯有着述，才能延续其生命，光大其精神，证明其价值。他很看重自己的着述。在交待后事时念念不忘自己的书，“我爱书，四时祭祀必陈我所亲校正批点与纂集抄录之书于供桌之右……”因为书中有他的思想、精神、灵魂，“我之形虽不可复见，而我心则开卷即在矣，读其书，见其人，精神且千万倍，若彼形骸外矣，又何如我书乎？”书即李贽，李贽即书，二者合而为一，密不可分，书中灌注进了他全部的血脉生命，是李贽“自我”的物质外现。
李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世时经常遭受误解、诽谤，甚至遭到围攻、驱逐；死后，也是有毁有誉。其中有个性气质方面的原因，他的朋友焦竑曾评价说：“宏甫快口直肠，目空一世，愤激过甚，不顾人有忤者。”狂傲偏狭，孤高自许，又口无遮拦，放言无忌，难免招致怨尤。当然更多的是他的言论、主张、思想有不合正统的规矩、标准、要求之处，触及到了当权者的某些痛处。最关键的有两条：一是猛烈地抨击一切假道学、伪君子，并把矛头直指程朱理学。这些人（大都是一些做官之人）打着冠冕堂皇的仁义道德的大旗，行的却是自私自利沽名钓誉之实，“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追根溯源，李贽将矛头指向程朱理学。他指出正是他们阐扬的所谓义理，遮撇了人的真心真性真情，让人面目全非，成为表里不一的假人。圣人的所谓道德说教、礼制规范已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也不符合人性实际，早就成为僵化的代名词，失去了生命力，非但不能指导社会实践，相反成了社会前进的障碍。二是鼓励个性自由，批判奴性意识，肯定个体的价值与尊严。他认为许多人身处奴境而不自觉，自甘卑贱，自甘从属，自甘屈辱，却当作天经地义，自古皆然。他告诫人们树立自信心与自主意识，把握自己命运，成为自己的主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这样的反问非常有力量，是尊重个体、确立人在世间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理论前提。李贽还肯定人的私心，肯定人们欲望的合理性，鼓励人们大胆追求物质利益与个人幸福。这与传统所倡导的安贫乐道、安分守己的价值观也有截然的不同。这样的言论主张在中国十七世纪早期封建制度与意识形态控制相当严酷的时候，无疑是大胆的超前的，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直接刺激全社会的思想解放与精神觉醒；但对统治者来讲，就是危险的大逆不道的，被视为直接危及统治基础，那么李贽之被置之死地就是一种自然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李贽对自己着作的评价却很“道学”：“乃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非漫然也。”“凿凿皆治平之事与用人之方。”“于圣教有益无损。”他的朋友也认为其着作“大有补于世道人心。”看一下抨击他的话：“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两相对照，就显出了几分讽刺与滑稽色彩。相信李贽不是故意往自己脸上贴金，他的主观意图是真诚的；与其说李贽妖言惑众，毋宁说他更爱他的国家，正因为爱之太深，所以责之也苛。可是，统治者是不管你的想法是否更为科学是否对国家真正有利的，他们关心的只是眼前的利益，稍有不尊改动，便如临大敌，赶尽杀绝。“逆耳者必杀，是可惧也。”国家到了容不进一点新鲜的更为科学的东西的地步，那还会产生什么活力还有什么希望呢。
我认为，李贽不是反对孔子的主张，而是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孔子很伟大，但并不代表孔子说过的话都是对的。李贽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将思想文化“定于一尊”的专制主义提出了挑战，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他提出了“童心说”，认为做人为文要真诚。他还提出了做人既要“自以为是”(自信不盲从)又不能“自以为是”(固执已见不宽容)，这个观点是极具现代性的。李贽一生所坚持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是明代中后期封建经济局部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稀疏萌芽的深刻反映。他所提出的疑经、非儒、反孔等各种观点，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进步的，也是合乎历史潮流的，对当时和后来都有一定的影响，无疑是明代历史上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
李贽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的启蒙时期，春秋战国算一个吧，明末也算是一个，然后？就是上世纪初了。李贽算是明末的一个重要代表。不过我感觉他好像还不是完全反封建，而是反传统。
我为什么突然想到李贽这个人物？我一直关注着与我正写作中的《大悲情》与《站在华表的顶端》两书中的人物，这两书中都会出现与涉及到与我们这个世代格格不入的“人物”，不管这“人物”是正面的，还是反社会的，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类似于李贽这样的性情。特别是《大悲情》中的梅雨媚这个人物，更是一个另类，她虽是一个女性，但她在我笔下或多或少地带着深深的男人味及她与我们这个世代格格不入的某些性格与做法，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她无能为力去解决她想解决的问题。况且她的“行为”已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是“不需要”她这样的人的。实质上我们这个社会缺少的就是象梅雨媚这样的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正是她这种人。但是，她这种人却无法在我们这个社会生存下去，就是想生存下去，似乎没有他们生存的“空间”。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在无路可走之时，她别无选择走上了一条死亡之路，选择这条不归之路她是不甘心的。李贽的死亡之路，或许会为我写作《大悲情》铺平一点道路。
2005年元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