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像往常一样欣然而来。酒过数巡，话正投机，来俊臣把话题引到工作上来。他问周兴：“对于那些死不招认的犯人，老兄觉得用什么样的办法审讯他最见效呢？”
周兴一听便洋洋得意地说：“这还不容易！在下给老兄推荐一法：用一个大瓮，四周堆满火炭，用火炭把大瓮烧得通红，然后把那死不肯招认的犯人放进去。这可比死还难受百倍，任他是不怕死的人，也没有什么不肯招认的了。”
来俊臣听后拍手称妙：“很好，很好！还是老兄的办法高明，我们要当面一试！”
说完，来俊臣便命令手下人抬来大瓮，四周堆满火炭烧起来。周兴只以为他真要在席前审犯人，也不在意，只管吃喝谈笑。
眼看着大瓮烧红了，来俊臣突然站起来说：“周兴你听着，我这里有皇上的命令，要我审问你与邱神勋同谋的事，你最好坦白招供，不然就请老兄人瓮吧！”
周兴听了如晴天霹雳，惶恐之极，连忙叩头认罪。
武则天考虑到周兴对自己也有过功劳，没有治他的死罪，只判流放岭南。
结果周兴在流放途中还是被他所害的仇人杀死了。
请君入瓮，这个词及故事，大家都知道。而来俊臣这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的恰到好处，令人拍手称快。周兴这个酷吏最终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演绎了这个词，他这就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捉鹰的人反被鹰啄瞎了眼。所以宽厚仁德才是做人的根本啊！
3.绳之以法——李光弼怒斩崔众
“将之所威者，号令也”。作领导的，若遇到不能听从号令的下属，千万不能客气，该骂则骂，该办则办，万不能因纵容一人而失去应有的威信。
在唐朝中期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涌现出两位齐名的不世将才：一位是李光弼，另一位就是郭子仪，史称“李郭”。李光弼是契丹人，原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他“幼持节行，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少从戎，严毅有大略”。“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间，与郭子仪等名将一起，“以奇用兵，以少败众”，“谋定而后战”，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平定叛乱，维持唐王朝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故史书推重他“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他成为青史垂名的杰出将帅。
李光弼之所以能够统率唐军屡败安、史叛军，建立卓著功勋，是同他“治师训整，天下服其威名”直接有关的。这一点与郭子仪“御下恕”的做法稍有不同。也就是说，“御军严肃”，执军法雷厉风行，是李光弼治军上的最大特色。正因为如此，李光弼“每申号令”，就能取得“军中指顾，诸将不敢仰视”的效果，从而确保作战中“士卒争奋”，勇敢杀敌，进而不断赢得胜利。
李光弼雷厉风行执行军法的事例很多，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怒斩崔众肃军容一事。
公元756年夏七月，李亨登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当时正值唐军惨败潼关，失守长安不久，整个军事形势对朝廷十分不利。于是肃宗即下诏让李光弼到灵武勤王，授予他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李光弼受命后，即率“景城、河间之卒赴太原”，到那里统率守军，抵御叛军进犯。
当时，太原节度使王承业庸懦无能，无力制军，军政大权落到了侍御史崔众的手中。崔众为人傲慢不羁，眼中根本没有上司王承业，时常对他加以“侮狎”，后来竟然发展到“裹甲持枪突人承业厅事玩谑之”的地步。
崔众的行为造成恶劣的后果，使得太原的唐军军纪日趋松弛，政令不得执行。这种情况李光弼早有所闻，心中一直感到愤愤不平。
不久，李光弼来到了太原。按照朝廷的命令，崔众此时得将兵权移交给李光弼。可是崔众心中很不服气，去拜见李光弼时态度依然倨傲，“旌旗相接而不避”，见了李光弼只是“长揖”而没有叩跪，不按规定的礼仪行礼，并且不肯立即上交兵权。李光弼十分恼怒崔众这种不遵从军令法纪的行为，决心严加惩处，以肃军纪。于是便将其关押了起来。就在这时，肃宗又派来一位使者，传令任命崔众为御史中丞。朝廷的来使携着诏令询问崔众身在何处，李光弼回答说：
“(崔)众有罪，已被我关起来了。”使者闻言，赶忙拿出诏书请李光弼过目，想让其改变主意，释放崔众。然而李光弼却不为所动，斩钉截铁表示了严惩崔众违犯军纪之罪的决心：“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朝廷来使十分敬畏李光弼严厉执法的态度，遂不敢将沼书向全军宣布，只好悄然离开太原，回肃宗那里复命。
第二天，李光弼召集全军将士，传令将崔众押到大堂。在一一历数了他的罪行后，当即令刀斧手在堂下将崔众斩首示众，以正军法。李光弼这一举动，起到了“威震三军”的作用。全军将士在这之后便再也不敢视军令法纪为儿戏了，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先秦兵书《司马法》中关于执行军纪军法问题曾有这样的一番沦述：“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这是很有识见的观点。一支军队只有严明军纪，统一号令，才能真正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在战斗中克敌制胜，这也就是《黄石公三略》所指出的那样：“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李光弼在怒斩崔众一事上所体现出来的执法严明、秉公不阿的治军精神，实际上就是对先秦以来这种进步治军观的继承和发扬，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军法如山，是对一个军队最起码的要求。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这支军队就不合格，就不可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李光弼是平定“安史之乱”中和郭子仪齐名的将领，他身为领军之人，自然深明用兵之道不可无威，于是在面对崔众这样目无军法的人时，不杀就不足以服众，不杀就不能立威了。
更难得的是，他能面对朝廷的诏书而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这种无畏的精神不可多得，其人确有大将风度。
4．下马即立威——况钟痛贬贪官污吏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事实上，要真想做好官，这“三把火”就绝不能只是做做样子，也绝不能小打小闹，一定要下马即立威，迅速地树立自己的威信。
明朝时，苏州府由一州七县组成：吴县、长洲县、吴江县、昆山县、常熟县、嘉定县、太仓州、崇明县。这一地区在元末是抗元主要力量之一张士诚的主要根据地，当地的地主豪绅曾大力支持张士诚。因此，明太祖把这一地区的很多豪绅土地收为“官田”，并按照地租租额征收田赋(土地实物税)，从而大大提高了这一地区的田赋税额。小小的苏州府田赋竟占全国田赋总额的十分之一。然而这一带的豪绅地主特别狡猾、奸诈，他们将田赋税转移到农民头上。他们勾结贪官污吏，无恶不作，把好端端一个鱼米之乡搞成了全国闻名的“难治”之区。
宣德五年，苏州来了一位新知府。
这位知府年近五十，来的时候带着家眷、仆人，坐着政府的驿马，无声无息地进了府衙。胥吏、衙役赶紧为新知府张罗住行，并准备举行一个盛大典礼来迎接新知府。而这位满脸笑容，似乎极为和善的新知府却让他们吃了一个“闭门羹”。
第二天一大早，新知府升堂，开印视事。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书吏一一上堂，呈上公文，请新知府批示。只见这位知府每翻一件公文，都要问上呈该件公文的书吏该怎么处理。苏州府的书吏以刁狡奸诈出名，见新知府如此颟顸无能，就乘机向知府建议应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说得头头是道。
这位知府一副“知天命”的样子，连声称是，果然是照着书吏们的建议一一判示。把整个苏州府衙门里的书吏都乐坏了，想来这三年可以放手弄权，欺良卖奸了。
这样过了三天。到了第四天一大早，新知府忽然传急梆召集全衙门书吏、衙役齐集大堂。坐在大堂上的知府一脸严肃，一扫前几天那种和事佬神情。只见他一拍惊堂木，下令衙役把前几天曾揽权干政的那些书吏一一拿下，然后指着这些书吏说道：“前日某事按法应该是批准的，而你阻止我批准；前日又某事按法应该禁止的，而你却教我要批准。你们这些恶吏舞文弄法，欺良助奸，该当死罪。太祖洪武皇帝定律，吏卒死罪，长官可先斩后奏，我现在就要按律施刑。”说罢，把案上的签筒往地上一扔，喝令：“给我往死里打。”
衙役不敢不从，当下把这些恶吏拖倒在地，挥起毛竹大板，噼里啪啦一阵猛打。不过半个时辰，几个恶吏已经血肉横飞，气绝身亡。站在堂下的书吏、衙役个个胆战心惊，侧足而立。这消息传出去后，豪绅们缩首敛迹，而百姓们拍手称快。
这位会装糊涂的新知府，名叫况钟(1388～1442年)，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原来他本人就是一位刀笔纯熟的老吏。早年在京城朝廷六部中为书吏，后来被尚书吕震看中，逐步提升为郎中。这一年宣德皇帝认为地方上的知府大多不得力，下令从中央六部官署中抽调官员到地方任职，况钟是被推荐的第一名郎中。到了苏州，他先以“下马威”镇住一些衙门地头蛇，接着又把一些昏庸贪酷的下属官吏革职治罪，并大力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清除残害民众的种种地方陋规，制订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条教规章。况钟到任时，苏州府一州七县共积欠田赋达七百六十多万石，他就接连上书朝廷，请求蠲减，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况钟在苏州当了十三年知府，几次任满都被当地人民上书挽留。朝廷特诏留任，并给况钟提高至三品官俸(知府为五品官)。次笔中最后死在苏州府任上。苏州市民如丧考妣，流着眼泪为况钟送丧，并立祠堂，纪念这位爱民好官。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过这火如何烧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况钟上任伊始并不立即透漏自己的意图，而是装得老迈昏庸，与对手虚与委蛇，等过了几天，情况了解的差不多了，才摇身一变，开始雷厉风行地惩治贪官污吏，其效果显而易见，可谓老谋深算。
了解情况，收集情报，是制定决策、解决问题的首要。万不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单凭自己的一厢情愿就开始采取行动，那样只会使自己陷入被动，而且还可能无法解决问题，甚至使问题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