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只有老百姓规规矩矩，一动也不敢动。走私的勾当只有达官贵人才敢做，他们建造大船，招募大批人员出海，公开走私。《澄海县志》说“豪民造巨舰向外洋交易”。连大清官海瑞的孙子海述祖也成了“豪民”，他的巨船长84米，桅高75米。他把大批珍珠运出去，换取西方的商品、宝物，再驶回广州贩卖，获得天文数字的利润。他把钱拿回家，置买田地，说是为了养老。海瑞的孙子只是千万个公开走私的其中之一，许多巨官就是这样从海涛中产生的。周玄暐《泾林续记》云“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贸，牟利恒百余倍……计所得殆万钱。”
明末时，走私空前活跃。至海禁撤销，更是走私大发横财的时候。当时有王临亨奉命在广州查案，发现有三条船开来。他率人上船查看，发现每一条船都载有白金三十万两，便令船主到税司处交税，才允许入城做生意。船主无奈只得交税，三条船一次就交税共90万金。
清代，也实行了海禁，只是限于禁止私自出海，领到许可证者不仅可以出海，还可以建造双桅海船。顺治十三年，海禁越厉，清廷严令禁止商民船只下海贸易，外国商船“片帆不许入口”。
5年后，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武装收复台湾，台湾成了抗清基地，这使清廷大为震惊。采纳义军叛将黄梧的“剿寇五策”，实施更残暴的“迁界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各地居民皆内迁三十里。李德超《清初迁界及其时港澳社会蠡测》一文言：“将所有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监桩栅，货物不得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清廷以为如此就可以断绝内地与海上反清势力的联系，郑成功部就难以到内陆了。
康熙元年，清廷又勒令广东饶平、澄海、揭阳、惠来、海丰、归善、新安、东莞、香山、新会、新宁、开平、恩平、阳江、电白、茂名、吴川、徐闻、海康、遂溪、廉江、合浦、钦州等二十四州县居民内迁50里，并将所有附近海岛州港，除了澳门皆迁。界外地区不准百姓居住，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商民不准出海，出界者立斩。两年后又扩至顺德、番禺、南海及海阳各县居民也要内迁30里。三次大规模的迁界，使广东许多州镇成了无人的荒漠。海滩、村庄成了一片废墟，广东的社会经济遭受一场空前的劫难，外贸几乎被彻底摧毁。商船断了来去之路，茫茫大海，不见片帆，南海海面只有孤寂的浪涛。这时，海上走私受到一时的压抑。
到康熙二十三年，清廷这才取消海禁，开放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对外贸易。并设立四个海关，管理各自口岸贸易和关税事宜，史称“四口通商”。又有商船扬帆出海，海上丝路上，往来的商船又渐渐多了，海上贸易又开始了。
正在这个时候，西方列强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武装起来了。当大清帝国犹犹豫豫想打开国门，发现列强的商船和军舰已经开到了门口的海面上。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先后来广东通商互市，并取得了在广州设立商馆的权利。
西方列强像一群饿狼，双眼盯着中国的土地和海洋闪烁着凶狠的绿光。南海，是他们的目标……
外贸的巨大利益，使广东的官员在走私的美梦中沉迷。他们以朝贡贸易和官方走私形式，使自己大发横财，客观上也使对外贸易得以延续。
广东官府有“王商”，“广东王”经商，专门从事对外贸易和走私。在海禁相当严厉的时候，人民不得“通澳”，王商们却可以通天。他们资本雄厚，关系网络宽广，懂得商务，“阴与为市，利尽归之”。沈上达是广东王府贸易主管，在港口，能呼风唤雨。他能随意让外国商船进进出出。他在与任何外商打交道中，都能捞到不少银两。
有一条暹罗的商船悄然驶进广州，作为地方官的沈上达颇有愠色：“这船也真大胆，是什么船？”下面的人告诉他是暹罗商船，不知装的什么。
“不管装什么，我要和他们做这笔生意。”沈上达是个很有权势的人，只有他才有这种底气说这话，尽管当时海禁还很严厉。“好的！”广州巡海道官员自己也有利可图，轻易地同意沈上达的要求，集结了广州大小官员前来迎接暹罗商人。
暹罗商人的朝贡贸易打开了广州之门，随后，荷兰等国商人也贿赂上沈上达，照板走朝贡贸易之路进入广州。
沈上达感到只靠外商这点小钱，发不了大财。于是私自组织船队，勾结海盗，打着朝廷的旗号出海走私。只须跑一趟船，笃定可保有四五万两银子进口袋。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沈上达的船队也就越来越大，往返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一年之中，千舡往回，可得利银四五十万两。沈上达通过主持舶事中饱私囊，其他王商自然也趁机发横财。王商们出海以武装作后盾，利用朝贡贸易疯狂走私。在海禁期间，客观上是他们为广东保存了一条扭曲了的外贸通道。
康熙二十年，世袭平南王尚可信有叛清嫌疑被捕败亡，王府财产被抄没。波及沈上达，也被抄没财产。沈上达的家财近百万银，富抵平南王府。
期间，清廷恢复广东与澳门的陆路贸易，澳门的港市日渐活跃起来。但水路贸易仍被禁止，走私在水路悄然地掀起一阵又一阵的热潮。澳门的十字门是走私贸易热点，商民披星戴月把船开到十字门，和外商进行交易。十字门，自然忧为热闹的商埠，走私者的天堂。
海禁开放后，官船私船一齐为走私奔忙。在南海海面及沿海口岸，走私仿佛成了公开的合法经营。东起潮州，西至廉南，南到琼崖，凡分三路，均有出海户。西路港口主要是梅菉、赤坎、海安、雷州和海口。东路主要是澄海的东陇、南关、樟林、潮安的庵埠及南澳岛。中路主工是广州、澳门、江门等。官府将这些大大小小的港口划分为七大总口，70个小口，统由粤海关管辖。但海关，还是没法关住走私。
8、鸦片走私
清代，两次鸦片战争后，鸦片是作为药用进口中国，禁止用以吸食，海关说是洋药。每年，海关记录进口洋药一千多箱。
然而，法国租用了广州湾后，“洋药”又用作吸食。广州湾的私货里，洋药占了很大的份量。私运的洋药被销往钦州、廉州、灵山、博白等地，成了传播毒品的通道。走私者可以从中获得巨额的利润，这使清廷甚为震惊。于是着手进行整顿，并加强管理。
官方调查发现，每年秋天，有大海渡十多艘载货船往新加坡。回来时，就把洋药载回琼州。琼州下货后，洋药就在海上私运了。
清税务司下令：从外洋回国商船，须在我国领事馆领取凭证登记进口，写清楚洋药数量。船到达海南岛榆林港时，必须把凭证交榆林关查验，然后到海口关纳税。尽管海关设立，外国人庇护走私分子，致使从广州湾走私鸦片十分猖獗。
民国时，胡汉民亦为之慨叹：“现时广州湾私运洋药甚多，实于中国税收大有损失”。1932—1935年，南海沿海鸦片走私达到高潮。除了鸦片，其他如煤油、火柴、布匹等大宗货物走私亦相当严重。1929年上半年，仅煤油走私达35000箱。煤油属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在走私货中。所占比重极大。德古士、美孚、亚细亚三大石油公司，都在霞山高有机构和仓库。煤油大批运进广州湾后，就被走私运到内地。肩挑、人力车、汽车一齐出动，日夜兼程在大路小路上。
茂名一个走私集团使用双底船走私，上层是洋纱、布匹、煤油，下层装鸦片，从广州湾运到梅菉、茂名等地。在沿海神秘的外围水道上，走私船来往穿梭，由广州湾走私至雷州半岛各地。位于广州湾与北海之间的古港安铺，是水陆交通必经之地，大量走私货由此进入钦廉和广西。
走私最猖狂时，甚至出现贩卖人口。很多“猪仔”被贩卖出口，也有贩到南洋的。在法国殖民者的纵容下，湛江还出现“猪仔馆”。有个李姓信宜人，在赤坎和霞山都有猪仔馆，高州、梅菉、信宜都江堰有分号，诸如“绵纶泰”“泰来栈”……
信宜、茂名被卖者居多，这些“猪仔”被集中到广州湾以后，再由老板安排船转运到东南亚各地。据说每年有五六千“猪仔”被卖到南洋，1925年1、2月间，高州、雷州的农民被卖就达八千人。走私，已经根深蒂固，危害深重。
9、煤油罐的秘密
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南海沿海港口被日寇占领，海岸线被封锁起来。这里的走私更显得错综复杂。法国租占时，广州湾是我国唯一对外通道。我国不少军需和民用物资通过广州湾运进来。日本人于1940年后威吓广州湾法国当局，禁止物资进口。商人们明里暗里将大批棉纱、煤油、火柴和药品从广州湾运进内地。
这时期，出口走私也最严重，许多重要物资，如钨矿、铜元被走私去日本。钨矿、铜元全被日本人暗地收购。铜元向商号兑换，钨矿装船从阳江、阳春、电白等地偷运到广州湾，再私运到日本。日本人大肆从云南、广西、贵州等地搜刮桐油，循走私途径运到日本，走私商人还为此大发了一笔桐油财，桐油走私也越发猖狂。
人们不能忘记鸦片走私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国民政府虽然明令禁止鸦片烟，但还是屡禁不止。烟土专卖局垄断了鸦片买卖，戒烟所其实成了合法的吸烟场所。有“民山公司”以武装走私鸦片，他们从云南运出烟土，经广西运到广州湾或附近港口走私出口。“三友公司”以从暹罗运大米为幌子，偷偷挟带烟土。用特制的煤油罐等藏烟膏，这种罐有两层，上层装煤油，下层装烟膏，运到广州湾再转运内地。
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是相当残酷的，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主任张炎将军就是个缉私不留情面的人。
张炎将军国民党军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1938年秋，张炎逮住信宜县走私军用物资济敌的豪绅林绳武，立即以汉奸罪将其枪毙。次年他又处决了电白县偷运钨矿的许宝石、许伯伦父子（许伯伦曾任国民党军团长）。有人告发，国民党军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父亲邓秀川，倚仗儿子势力，猖狂进行走私。1939年春，他就被张炎所属吴茂化游击大队拦截扣押起来了。张炎派兵驻守雷州关、寸金桥一带重要关口，展开缉私，使走私分子受到震慑。
1940年，张炎离职，换上戴朝恩的南特部队，情况被颠倒。他不但不反走私，还故意为走私者放行。这种异常现象，说明走私者有地方势力作后台。廉江县新屋仔有个黄铿，是个不务正业的流氓。新屋仔正处在粤桂交通要冲，货物源源不断运过村子，不少人走私发了横财。黄铿设法勾结流氓、恶霸、汉奸、土匪，并组织起来走私。他们购买武器弹药，武装送私货过关，抗拒检查，凭借势力排斥别的走私帮，独霸一方，鱼肉当地人民，是远近赫赫有名的武装走私集团。
这年，黄铿终于与廉江县长邹武、第七行政督察专员邓挥、第三十五集团总司令邓龙光之父邓秀川勾结上。邹武也是廉江人，曾是高雷道尹、李济深的第四军副官长，与张发奎、李汉魂、邓龙光同过事。邓龙光向邹武推荐其姐夫赖武任县府秘书，其父邓秀川凭子势力，横行乡里，以邓太公自居。
黄铿与赖武、邹武、邓秀川勾结，邹武打通邓挥关节，批准黄铿为廉江县自卫队队长，并发给怆货物出口的许可证。成了“注册土匪”，走私合法化了。他在廉江县城建筑地座三层楼的“石岗酒店”，作为走私大本营。
在酒店，黄铿交官接客，嫖赌饮吹，也混进了土匪等作恶多端的团伙。黑帮私货，络绎不绝，通宵达旦。有国民党军政大员和地方恶霸作后台，又有自卫队长官衔，黄铿更加得意忘形。他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不到一年，就发展到约500人。
白天，他是官兵，冠冕堂皇。夜里摇身一变成了土匪枭雄，堂而皇之地护送走私队伍。不久，他与戴朝恩勾搭上，臭味相投，气焰嚣张。戴朝恩又名“铁胆”，无恶不作。他利用广州湾“公局”势力，与许宝石组成走私大集团。“大宝石酒店”就是他们在广州湾的走私大本营，规模宏大。许宝石还有一艘也叫“大宝石”的轮船，航行香港和南海沿海到达印度各埠。黄铿与他们勾结，联成一气，控制了廉江。遂溪和广州湾的私货进出口通道。他们依靠自身武装、国民党官吏和广州湾“公局”“局绅”的支持，走私越货，特别猖狂。
次年，“大宝石”轮船，由广州湾接受黄铿的私货，军用物资出口私运香港。然后，又在香港、印度运回烟土、西药、棉纱、布匹及贵重器材和物品，在广州湾向内地转运。广州湾商店大部分与黄铿、戴朝恩走私集团相互结纳、往来、串通一气。
中央税警前来查缉，发生冲突。黄铿人多势众，捉了13个税警，将他们绑上大石沉了大海。黄的私货运到广州湾交易，一有纠纷，就打“邓太公”的牌，威胁对方。邓秀川勾结黄铿也是公开的秘密，邹武公开支持他们也是众所皆知但这个庞大的走私集团，与邓龙光有瓜葛，彼此利害牵制，只得放任自流。国民党中央军警和李汉魂的政敌，找到这些把柄，就攻击他们，向蒋介石告状。
这事终于惊动蒋介石，再说大汉奸吕春荣也是廉江人，曾任敌伪广州维持会长、军务处长、警务处长、治安处长等要职。他的爱妾某氏在安铺一间小学当教师，吕曾派心腹汉奸伪警官徐世勋到安铺公开接吕妾到广州湾再转广州，引起各界不满。众所周知邓龙光是“走私总司令”，广东各地人民都恨之入骨。蒋介石也因此受人诟病。蒋介石对地方势力的日益猖獗，极不放心。以其权术在地方势力中制造矛盾，他可从中操纵。即命李汉魂解决，李即密令广东省保安第九团团长陈佳东捕杀邹武、黄铿、戴朝恩等。
陈佳东觉得为难，邹武、赖武都是邓龙光的亲信，捕杀他们等同向邓龙光开火。他们也全是陈佳东的世叔伯。黄铿又是陈佳东儿时的玩伴，颇有交情，实在难以下手。再说贪污枉法，不止邹武、黄铿等人，不必认真对待此密令。
李汉魂来电再催，强调这是蒋委员长严令，不得违抗，而且一定“迅速完成任务”。陈佳东只得设计扣住黄铿和邹武，黄铿许以500万港元求陈佳东救他一命，陈不从。李汉魂得知，即通知《大光报》发表社论和报导，大吹李汉魂如何决心肃清贪污、走私，惩治贪官污吏。并亲拟电文向蒋委员长报告，又令陈佳东立即处决两人，查封黄铿家产。陈佳东深知邹武与李汉魂、邓龙光关系密切，若一时真杀了他，怕李汉魂日后埋怨。于是，采取缓兵之计，只是就地枪决黄铿。邹武在邓龙光和李汉魂的庇护下，不但不死，又在三十五集团司令部做起少将参议了。
那个戴朝恩并非等闲之辈，他是法殖民地“局绅”，有财有势，捕杀不易。陈佳东用尽办法，也无法使他就范。硬的不行，陈佳东想帮他成立武装队伍，然后伺机捕杀。但他与张发奎、邓龙光、李汉魂等都搭上了线，通了天。戴朝恩不但不被捕杀，而且还成了县长。这个私枭、殖民地的流氓头、摇身一变成了父母官。日军投降时，戴朝恩这才在麻章被人民击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