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在京师读书至18岁，于天顺八年（1464年）高中二甲传胪（二甲第一名），选为庶吉士。散馆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成化十年（1474年），升侍讲兼詹事府左庶子。十九年，升侍讲学士。编修、侍讲、侍讲学士分别是正七品、正六品、从五品官，十九年中，品秩只升三级。初期升迁缓慢和地位显贵，是明代翰林院官的两个特点。幸运的是，李东阳升侍讲学士后的第二年，被选为东宫讲官，给皇储讲授功课，就如同在皇上身边一样，是进身的绝佳机会。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底，李东阳之父李淳病故，他依制守孝。一年以后，即弘治元年（1488年）闰正月，为修实录，吏部题奏，将在京的纂修誊录官员移文行取。李东阳上奏折道：“右股及足为寒湿所侵，走路都很困难，不方便骑马，需要在家暂行调理。”先不说有病与否，这道奏疏，终于使他争取到了三年守丧。也许这正是他的目的所在。弘治二年（1489年），李东阳被起用，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弘治四年（1491年），由于参与修改《宪宗实录》，官升至太常寺少卿，掌管翰林院事。这时，他的官品和实际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提升。
弘治五年（1492年）至六年，全国旱灾严重。大臣们应诏进言，其中，李东阳的《应诏陈言奏》别具一格。他引用《孟子》中的十条语录，即“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诗》云：‘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在农时，谷物可享用不尽。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只要在适当的时候到山林中砍伐，有用不完的林木”，“仁政必自经界始”，“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君行仁政，民众都爱戴他，直到他死”，“省刑罚”，“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并“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一列举和说明。
在他的这份奏疏中，虽然也有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也提出了不少尖锐的问题。如有关成化朝时盛行、弘治朝以来欲革未革的斋醮：“若斋醮之事，诳诞尤多，累月经时，幸亏一中。偶然获得即为赏赐……请断自今日，凡事关祈祷，上涉及天，以经咒干赏赉者，并加斥绝，永不为太平圣治之累。”
关于农林渔业的萧条：“如今天下百姓穷苦，经济萧条已到了极限，始以三者言之：山东各地，盛产谷麦的地方，草根树皮已被吃光，开始吃人肉；盛产鱼类的荆沔各地，水已干枯，鱼也没有了；易州诸处，柴炭所需，林木已空，已波及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也都类似。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万物之利，无一物而不尽。”
关于兼并问题：“臣私下里所见之处，奸民恶党，以献给君主为由霸占空地，有权有势的官宦之家，则向朝廷要地，而得数百顷。得请之后，设立标界， 发掘坟墓，包罗村落，缠绵数月；诉讼之牒，冤号之声，震动远迩。每年都有群众聚集在一起将内使杀死。民心既失，国体又亏，上下之间，两无所益。”
关于滥用刑罚：“在外诸司或倚法立威，答杖之刑常常将人打死，之后旁引医证，纵令事觉，不过以公还职。于是棰人重者为能吏，杀人多者为好官，这样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夫梃之与刃，刃之与政，其杀皆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更生之地，伤天地之和，坏国家之法，没有什么比之更为严重的了。”
关于官僚之间挟私相攻：“乃有或经考核，或经按问，或经参驳，或经纠劾，肆诋毁之辞，为报复之计。这种习惯渐渐成风。况其所奏，多涉诬罔，上烦圣听，下骗物情，非圣世所宜有也。”
在李东阳议政的文字中，这是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奏疏，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他的这一番言论受到孝宗的赞赏。恰逢首辅徐溥等人上书说诏敕的起草太繁杂，应该有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李东阳自然成为最佳人选。弘治七年（1494年），李东阳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专门负责诰敕，虽还没有进入内阁，却已跻身于上层官僚的行列。从此，朝廷重要文件的草拟，都出自他的手笔。
次年，李东阳以本官直文渊阁参赞机务。当时已在内阁的有刘健和徐溥，和他一起拜为阁臣的还有当朝名臣谢迁。几年之后，徐溥因眼病告老还乡，在内阁有刘、李、谢三人，李东阳为次辅。这是继“三杨”之后，内阁威望再度提高的一个时期。他们三人各有特长，当时流传：“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弘治年间的着名部院大臣，如吏部尚书倪岳、兵部尚书刘大夏等都是天顺八年进士。李东阳为人较平和，因此他与朝中大臣的关系更为密切。
弘治十一年（1498年）李东阳升任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他借清宁宫发生的灾难，批驳一些流行言论：“或以天道茫昧，变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说；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虑，此乃误国之言；或以斋醮祈祷为弭灾，此乃邪妄之术；或以纵囚释罪为修德，此乃姑息之谋。”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舆论的重视和敏感。
弘治十二年（1499年）为会试之年，四十年前的两位神童——李东阳、程敏政同为主考。这本来于盛世之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谁知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人检举程敏政泄题。李东阳受命重新校阅试卷时，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 但言官不肯罢休，直到程敏政辞职。既不能力辩同僚之诬，也不肯落井下石，大概就是李东阳做事的风格。
李东阳的另一份重要的疏章写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因曲阜庙重建，他奉命前往祀祭。在路上，他看到“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他听说“江南、浙东流亡载道，军伍空虚，户口消耗，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人们纷纷在议论国家将亡。而李东阳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中央与地方隔绝的弊端是很难消除的。孝宗称赞他“所言词恳切，体现出忧国之心”。
名家回眸
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曾这样说：“李东阳不光是诗人，书法家，也是一个政治家，他在朝为官期间为人平和，兢兢业业，有忧国忧民之心。”
明代杰出书画家沈周
沈周，字启南，初号玉田，后改石田，晚号白石翁，别号竹居主人，长洲相城人。生于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27年12月10日）。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父、祖二人都淡泊名利，隐于山水间写诗作画，尤好收藏珍稀图书。沈周少年时向伯父、父亲习画，又向同县人陈宽学习经书诗文，敏而好学，才智不凡。15岁时游南京，写百韵诗。巡抚崔恭十分赞赏他，以《凤凰台赋》为题，考查沈周的才学，而他运笔如有神，辞采绚丽，令崔恭惊诧万分，视为万古奇才，称赞他是今日王勃。沈周回乡后，学习更加努力。成年后，几乎无书不知。他作诗效仿李贺等晚唐诸家，立志语不惊人死不休；绘画多作小幅，尤以山水画见长。沈周受家庭影响， 决心效法父祖，游艺丹青，洒翰诗赋，寄趣林泉，与世无争地度过一生。
景泰四年（1453年），苏州太守王浒赏识沈周的学识，乃推荐他取仕作官。
沈周用《易经》占卦，得“遁”之九五，爻辞是“嘉遁贞吉”。于是他决定隐居在外，拒不做官，并谢绝荐举。在苏州城外，购买房屋取其清静，以避世俗喧嚣，屋外假山亭阁，竹林水池，仿佛自然天成；房内图文陈列，典籍井然，窗明几净，可安心创作诗文书画。
沈周很少进城，在家潜心创作。他为人宽厚恤贫，孝悌好客，胸襟磊落；冷眼看待黑暗的政治，漠视奸诈的社会；他视富贵为浮云，心胸坦荡，追求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放任个性，其人“仙风逸骨，鹤发童颜，宛若仙翁在世”。
中年的沈周改学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诸家诗文，如山间流水，行于该行，止于可止，胸中臆想，浑然天成，返璞归真。如《写怀寄僧》云：“虚壁疏灯一穗红，闲阶随处乱鸣虫。明河有影微云外，清露无声万木中。泽国苍茫秋水满，居民流落野烟空。不知谁解抛忧患，独对青山忆赞公。”形符于物，情致高雅，纯雅无邪，文风清新。又如《从军行》云：“马上黄沙拂面行，汉家何日不劳兵。匈奴久自忘甥舅，仆射今谁托父兄。云暗旌旗婆勒渡，月明刁斗受降城。
左贤早待长绳缚，莫遣论功白发生。”此诗句则悲愤苍老，抑扬顿挫，大似陆游之词，充满伤国忧民之情。
沈周最为格高调雅、闻名远近的是题画诗，有“钓竿七尺玉，夕阳千叠山；山客恰好晚，正及鸟飞还”，“草亭跨水沧浪间，翠云零落雨痕干。如今剩写江南意，一带青山隔岸看”等，诗中淡然蕴趣，朴素又颇具浪漫情思，附之于画，意境顿生。他的绘画初学董源、李成、巨然等名家，中年以后乃学黄公望、倪瓒等人。40岁后，其画笔墨疏秀，却坚实豪放，沉着雄浑，大气酣畅。沈周在山水、花鸟、人物、蔬果、禽鱼等题材方面，都十分精通。他“凡有所作，虚实相扣，浑然有余”，落笔“似其为人，坦坦荡荡，形出于中，情益形外”；“深意隽永，大有宋人之遗风”。总之，他的作品，运笔清润，或染或渲，一气呵成，恰似唐人王维的诗画合一，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沈周的书法笔力遒劲，洒脱自如，具有宋人黄庭坚之遗风。他常在自己作的画上题自作的诗，令诗书画相融相映，浑然一体。所绘《东庄图》、《沧洲趣图》、《仙山楼阁图》、《三桧图》、《夜雨图》等，表现出江南秀美风光，用真实的感受和丰富的联想展示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秀逸的景色，以此表达自己热爱自然，崇尚自由的情趣。
沈周继承“元四家”的大笔写意，气势磅礴，和明初时院派画风纤弱形成鲜明的对比。唐寅、文征明都是他的学生，他们逐渐改变院派占主导地位的画坛局面，为文人派占首要地位奠定了基础。后来形成文人画派——“吴门画派”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一枝独秀。
沈周虽然性情高洁，但却和易近物，凡小贩、农夫、牧翁等持纸来向他索画，他都不拒绝；即使有人以赝品来请他题句，沈周也欣然同意。故而京师、闽广等地来求画者络绎不绝。
一次，苏州太守曹某，下令征集画工为新衙署绘屋墙，看到画家名单中有沈周，便遣衙役通知沈周应征作画。有人劝他去拜会达官贵人，以解除这项差役。
沈周回答说：“官府征役求画工，我去画，不是耻辱，若为了乞求免役而去拜见长官，却是自贱自轻的行为。”结果还是服完这次差役。后来曹太守进京述职，吏部官员问他沈周的近况，太守不知何指，只是敷衍了事。后来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又问：“沈先生有捎信吗？”曹太守更加惊慌。他出来后，急忙向侍郎吴宽打听，方才知道沈先生就是上次自己征集的画工沈周，感到非常内疚。曹太守回苏州后，不先回家，而是直接去拜访沈周，赔礼道歉，引咎自责。
沈周除到虞山、苏杭一带游玩之外，因侍奉老母，没有时间远去游览名胜。
他的母亲活到99岁才去世，这时沈周也年已80岁。他虽年事已高，但仍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应酬不断，无厌倦之意，其风流才智，仍为当时文人界首屈一指。正德四年八月初二日（1509年8月17日）沈周因病去世，享年83岁。
沈周的传世绘画作品有《溪山暮雪图》、《万松图》、《西园八咏册》、《洞庭秋霁图》、《风雨孤帆图》、《庐山高图》、《盘菊幽赏图》、《虎丘图》、《杏花图》、《慈鸟图》等。
名家回眸
文学家朱东润曾这样评价：沈周卓越的画技，开一代风气之先， 被传誉为“吴门画派”之家师，与文征明、唐寅、仇英共称“吴门四家”。他一生超然物外，自由洒脱，淡泊名利，专心于诗赋绘画的创作，为“文人画”的复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