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朱厚璁（1507年～1566年），又作厚熜，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是明宪宗庶孙，兴献王朱佑杬嫡子。1521~1566年在位。在位45年，在位时间之长，在明代十六帝中仅次于神宗。早期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对外抗击倭寇，后史誉之为“中兴时期”。但不久与杨廷和等朝臣在议兴献王尊号的问题上发生礼议之争。“大礼议”之争还引发了哭门事件。
嘉靖皇帝，一心求长生不老，到处搜罗方士、秘方，许多人因此而一步登天，一些文人也因为给嘉靖皇帝撰写青词（道教仪式中向上天祷告的词文）而入阁成为宰相，当时民间就有“青词宰相”的说法。
嘉靖朝“秋石尚书”与“青词宰相”的出现，显示了嘉靖朝政治的变态。忠亮耿直者备受摧折，佞幸顺从者春风得意，明代士风由此大坏，明朝国事自此日非。
因“议礼”而打开的政治格局
在湖北钟祥的东郊外松林山下，坐落着一座中国中南六省唯一的明代皇家园陵——明显陵。2000年1月7日，联合国专家让·路易·卢森先生视察显陵后，将显陵称之为“神奇的明显陵”。就在这年的12月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显陵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明显陵的奇特主要在于它是由藩王墓改建成帝陵，一陵双冢，因其举世无双的特殊形制，显得弥足珍贵，为中国最大的单体帝陵。正是这弥足珍贵的明显陵，曾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
话还得从明武宗说起。明武宗因一生荒唐放荡，在二十九岁时，也就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即英年病逝，并且未留下任何子嗣。一个贪玩的皇帝、一个无子嗣的皇帝的突然离世，使得皇位顿时空缺，谁来继任此位？当时明政府实际工作由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主持，他与内阁大学士们迅速商议，按明代兄终弟继的祖训，迎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位。
兴献王为明宪宗的第二子，孝宗的亲弟弟，被分封在安陆（今湖北钟祥），其子朱厚熜为武宗的堂弟。尽管武宗病逝时，朱厚熜已继袭兴献王，但由于他是老兴献王的独生儿子，也就责无旁贷地成为了武宗的继承人。
皇太后与杨廷和商议决策，派遣太监谷大用、寿宁侯张鹤龄、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前往安陆接迎朱厚熜。在接到遗诏后，朱厚熜立即起程，沿途中吃住节俭，拒绝了官员的宴请，数日兼程，只用了二十天，于四月二十二日就抵达北京城外。然而他还未入城，就让廷臣犯了难。
大学士杨廷和起初指示礼部的官员，是遵照皇太子即位的礼仪，而不是皇帝的礼仪，来迎接朱厚熜，由东安门入宿文华殿，然后再择日登基。朱厚熜阅过以后，就对随身带来的老臣兴献王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明明是让我来做皇帝的，不是太子，这个仪式不合适。”早先杨廷和起草遗诏时，曾以武宗的语气拟诏：
“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朱厚熜抓住遗诏中最关键的四字“嗣皇帝位”，因此不肯以太子礼仪入京城。并告诫群臣，如果非要逼他的话，不如把他再送回安陆。这说明朱厚熜的心中早有主见，即“继统不继嗣”。作为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见解殊非难得。据说朱厚熜的父亲朱佑杬爱好诗歌和书法，朱厚熜自小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兴王非常喜爱这个独子，亲自辅导他，并且常让他参加王府的各种仪式和典礼，相对于深宫长大的皇子，朱厚熜自然有更强的独立能力。连家臣袁宗皋也不禁赞道：“殿下聪明仁孝，天实启之！”杨廷和请求按既定的皇太子礼仪行事，无奈朱厚熜以遗诏为依据，就是不同意。在廷臣为难之际，张太后提出由杨廷和等人先实施一个“劝进”的程序，即按一个已被立定为皇太子的人履行即位的程式，略去先被立皇太子的那套仪式。在这一点上，朱厚熜总算暂时取胜，于是当即受笺，不再像以往的即位程序那样辞让再三，由大明门入承天门，御奉天殿（今太和殿）登极，受百官朝贺，以次年为嘉靖元年。
新皇帝登极了，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皇帝的父亲该如何安排呢？应该有什么样的称号呢？朱厚熜即位后六日，就下令群臣商议崇祀父亲兴献王的典礼及尊号。这令群臣大伤脑筋，按照家族惯例，合法继承皇位的人应是皇帝的儿子。新即位的世宗与已故的孝宗皇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应该称孝宗为伯父？还是称孝宗为父亲？如果称孝宗为父亲，那么世宗又该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佑杬？围绕这个问题，群臣展开了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辨别“统”（王朝世系的合法继承）和“嗣”（家族惯例的血统继承或过继继承）。新皇帝虽然年轻，但却不太好对付。杨廷和等查遍史书，把载有汉定陶王、宋濮安王等人的故事，讲给礼部尚书毛澄，并依此为据，坚持“继统”兼“继嗣”，认为新天子应该以孝宗为父，称为皇考；生父改称为皇叔父，生母为皇叔母。即让朱厚熜把他的伯父孝宗和伯母当作父母，而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当作叔父、叔母。对于这一主张，朱厚熜当然无法接受。
此时杨廷和身为顾命大臣，手握实权。杨廷和，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中进士时只有十九岁，《明史》称他，“为人美风姿，性沉静详审，为文简畅有法。好考究章故、民瘼、边事及一切法家言，郁然负公辅望”。在正德年间继李东阳为首辅。武宗病逝时，朝廷权力曾一度处于真空状态，杨廷和主持朝政近四十余日，用计擒获了江彬等佞臣，又迅速确定了皇位继承人，还通过遗诏的形式，革去了武宗时期留下的各种弊政，保持了政局的平稳，使得政权得以顺利交接，功不可没，在朝廷中威望甚高。为避免新皇帝重蹈武宗的覆辙，身为顾命大臣，杨廷和当然要对刚刚登基的皇帝进行有效的管束。
尽管朱厚熜一再责问群臣：“父母难道是可以换的吗？”但是，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始终站在杨廷和这边，坚持前议，并且高唱“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的高调。而此时朱厚熜所能真正依靠的亲信，大概只有从安陆带来的家臣、年迈的袁宗皋。以朱厚熜一人的力量来对抗当时的文官集团，无疑是困难的，朱厚熜只好推托道：“事体重大，容再讨论。”
尊谁为父亲？如何对待世宗的生父兴献王？这本是皇帝自己的家事，然而在群臣的眼里，它关系到立国的根本，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于是这事情就复杂了。世宗和廷臣各持己见，久议不决，陷入僵局，由此引起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大礼议之争，牵动着整个嘉靖初年的政局。
名家回眸
明史专家孟森对于世宗一朝的政治，是用“议礼”二字概括的，从此世宗一朝的政治格局都跟此密不可分。
通过“议礼”树权威
从正德十六年（1521年）至嘉靖三年（1524年），朱厚熜依靠一部分臣僚的支持，在议礼问题上与大部分朝臣整整对峙了四年。在这一过程中，朱厚熜一步步走向强硬和专制。
起初，朱厚熜处于孤立无援的状况，基本上孤军奋战。当时一些廷臣虽然觉得皇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敢站出来。因为牵涉到礼仪问题，唯恐道理上说不全，而且也怕背上“离经叛道”、“逢君之恶”的坏名声。正德十六年七月，事情出现了转机，新科进士张璁上《大礼疏》，针对“为人后者为之子”的说法，责问如果兴献王尚健在并且即位的话，难道兴献王也要做孝宗的儿子么？朱厚熜所继承的大统，实际上应该是太祖朱元璋的大统，而不是来自祖父宪宗的。并且现在要迎接圣母（世宗的母亲）来京，称皇叔母的话，那么就要讲君臣之义了，难道让圣母做皇帝的臣子？且长子不得为人后！极力反对杨廷和等所提出的尊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的主张，认为世宗登极，是按兄终弟及的原则，是继统不是继嗣。继统和继嗣实大不相同，不一定是父死子继。汉文帝承惠帝，以弟继兄；汉宣帝承昭帝，以兄孙为继，若必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则古有高伯祖、皇伯考为称者，难道都不得称之为统吗？因此张璁等议礼新贵主张应称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在京城建皇考庙，以尽孝道。
张璁字秉用，永嘉人，乡试中举后，从弘治十二年（1499）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历时二十余年才中进士，年已四十七。少年读书时，即好读礼，对“三礼”造诣颇深。在中进士前，曾在瑶溪山罗峰书院讲学授徒，撰有《礼记章句》、《周礼注疏》、《仪礼注疏》。当“大礼议”起时，就曾与礼部左侍郎王瓒私下里议论毛澄等人的议礼，王瓒支持他的“继统不继嗣”的主张，并在廷臣中加以宣扬。张璁新中进士后，在礼部观礼，此时正是世宗与廷臣争持不下的时期，于是张璁便上《大礼疏》，与杨廷和、毛澄等人进行辩论，可能也是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赌上一把。
张璁的奏疏洋洋洒洒，句句都是世宗想说而又说不周全的话，这一下，他不觉长出一口气，觉得张璁在理论上替他找到了根据，兴奋地说：“此论一出，我们父子就可以保全了。”但是，在大臣们看来，张璁的议论无疑是奸邪之论，意在讨好皇帝。杨廷和不屑地说，“秀才安知国家事体”，把张璁的奏疏驳回。世宗召见杨廷和、蒋冕、毛纪等，诏尊其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结果竟然也被驳回了，杨廷和等人力斥张璁及其同党桂萼。但是，朱厚熜好不容易找到支持他的人，哪里会轻易放弃！他立即命张璁、桂萼两人进京前来议礼。大臣们自 然是极力阻挠二人入京，并攻击张璁和桂萼两人心术不正。
至此矛盾更趋尖锐，围绕着议礼这一事件，朝臣中已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新贵，主张尊奉兴献王为皇考；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主张尊奉孝宗为皇考。从两派的力量对比来看，初期杨廷和自然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内阁大学士们、各部的尚书以及科道的言官们，几乎都是支持杨廷和的。世宗这时刚刚即位，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过分地专制，大臣们也动辄以辞职相要挟。就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十月，礼部尚书毛澄、大学士蒋冕就先后要求辞职，朱厚熜因为还缺乏多数朝臣的支持，还只能温言挽留。就人之常情而言，让世宗绝己父之嗣而为他人之子，在心理上总是难以接受的，开始时他既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与群臣作强硬的对抗，他想通过求情使文臣们让步。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十一月，朱厚熜对杨廷和等人说：“你们所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请你们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绝了吧，勉勉强强实施就可以了。”在当时，朱厚熜的要求比较简单，就是不能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无奈杨廷和诸人态度异常强硬，无丝毫通融的余地，礼部侍郎王瓒稍微表示异议，便立即被降至南京礼部任侍郎。双方的互不相让，导致了冲突规模越来越大。
正在群臣争执不下时，恰巧兴献王妃也从安陆被迎到北京了，她的行为和她的儿子世宗很相似。在京郊时，当她得知她的名号尚未定时，便立即命车马暂停，先驻在郊外，声称名号一日未定一日不进京。这使得杨廷和等人更为忙乱。
世宗同时又施压，如果母亲不肯进城，还不如放他归藩，令母子团聚。阁臣们都束手无策。这时张璁又上了一篇《大礼或问》疏，责问群臣。无奈之下，杨廷和、蒋勉提出“自请罢斥”，以退为进，意思就是如果不依所请，就罢职。结果一时上疏请留杨廷和、蒋勉的竟达百人。这令世宗大为恼火，竟然有那么多人上疏与他作对，皇帝权威何在？
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恰巧清宁宫后殿发生火灾，杨廷和等以“天人感应”之说同群臣力谏世宗，这正是老天爷对违反礼教的一种惩罚，请速定孝宗为皇考。世宗不得已，勉强接受称兴献王为“兴献帝”、称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的做法。议礼诸臣如张璁、霍韬、熊浃等人被以各种理由排挤出京城，到外地去做官，只剩下皇帝独自与整个文官集团抗衡。
实际上，皇帝与群臣之间的权力较量不仅体现在议礼上，也体现在朝政的诸多方面。据谈迁《国榷》记载，嘉靖元年九月，内臣以御马草场地为由，侵占田地，中饱私囊，户部奏请处罚内臣。世宗有意宽宥，但杨廷和认为这是先朝的痼疾，需惩处。次日，果然降罚了旧内臣。若就事论事，文官们自然是对的，但对于世宗而言，自然有些不快，这不免触动了他由外藩入京继位的敏感心理，使得世宗巩固加强皇权的念头日趋强烈。
所以，嘉靖元年（1522年）十二月十一日，世宗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也就是要称兴献帝为“兴献皇帝”，称兴献太后为“兴国皇太后”。但是，毛澄等人坚持“兴献帝不宜加皇号”，抗疏力争。朱厚熜派太监去见毛澄，向毛澄长跪叩头。毛澄吓了一跳。太监说：“这是圣上的意思。圣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使我不能尽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请你改变主张！”’并拿上一袋黄金呈上。毛澄愤然说：“老臣虽糊涂，但不能让礼法在我手上破坏，只有一去！”于是坚持辞去礼部尚书一职。
嘉靖三年正月，已升为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另一刑部主事桂萼、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等，再一次上疏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母为兴国太后，定称圣母。此疏使大礼议之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主张等于是否定了朱厚熜继嗣孝宗的说法，比当初只要求尊崇亲生父亲的主张又前进了一步。从而，在朝廷中再掀轩然大波。这年三月，皇帝与大臣之间达成了和局：尊称世宗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意了，也命张璁等人不要再来北京议礼了。但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深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不弄垮反对派，势必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张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孝情。”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
张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礼议的又一个高潮。只不过这一次，是议礼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人数越来越多，逐渐占据了上风。据说张璁、桂萼一入京，官员们竟然纷纷请求辞职，以表示不愿与张璁、桂萼二人同事的决心。礼部尚书汪俊辞官，世宗切责罢之。御史段续、陈相等人也相继被治罪。接着，首辅大学士蒋冕请求辞官。世宗便不再慰留，任其致仕。一不做，二不休，他随后升席书为礼部尚书，特命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这样一来，两派势力此消彼长，矛盾进一步激化。
名家回眸
谷应泰曾说：“对于朱厚熜来说，议大礼一事不仅是要争取自己皇权的合法性，而且也是要逐步在群臣中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
“大礼议”引发哭门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