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弓
张弓，1938年5月1日出生，籍贯河南省新野县，1961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已退休），曾任中国社科院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唐代仓廪制度初探》、《英藏敦煌文献》（中方主编之一）、《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主编）、《罗振玉与敦煌典籍研究》、《王国维与敦煌典籍研究》等。
1987年8月19日17时30分，我乘坐的民航CA－937航班腾空而起，飞向伦敦。考察敦煌文献的学术之旅开始了。中华文化的稀世之宝就要展现眼前，心中有些激动；同时又有些不安：万余号唐代卷子，遭劫去英80年，如今还好吗？彼岸的英国朋友，是否易于相处？油然记起敦煌学前辈罗振玉的一句话。那是1909年仲秋，法国人伯希和带其所窃的部分敦煌卷子来京，住在苏州胡同，邀罗振玉等前往鉴赏，后又携卷离京。眼看中国的千年宝卷，被外人携之以去，罗氏无奈地悲怆长吁：“心随（伯氏）归帆俱西矣！”毕竟时代不同了。78年后的今日，我与宋家钰是作为中国学者，应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之邀，欣然西去的。
8月20日9时（北京时间17时）抵伦敦盖特维克机场。只见一位高个子英国人站在海关出口，手持一张纸，上写“张弓”二字。“哦，波拉特先生？”果然是他，亚非学院远东系主任。“没想到一个老外来接你吧！”流利的汉语，幽默的语气，使双方一下子亲近起来。他先开车，又换乘地铁，送我来到RUSSELLS鄄GUARE国际公寓。远东系的艾兰博士和她的学生云南小伙子汪涛、先期抵英的宋家钰，已候在那里。
8月21日下午3时半，汪涛陪我和宋家钰来到国家图书馆，会见东方书籍与写本部（简称中文部）主任吴芳思博士、马克乐女士。她们都曾在北京大学读书，汉语甚好。我们说明来意：以后三个月，将在这里借阅馆藏敦煌文书。二位对来自中国的朋友亲切热情。吴芳思放下手头工作，亲自领我们到汉文阅览室参观，介绍与出纳员相识；又帮我们照相、办理临时借书证。从明天起，就要开始看文书了。
一旦亲眼看到敦煌原卷，当初的些许担心似乎被证实：展现眼前的一帧帧千年纸卷，有的残损严重，字迹漫漶；有的粘连一起，字被遮盖；写本上红、黄色的字迹、彩色的图像，在以前看的缩微胶卷上竟无显示；还有些文书，先在纸的正面写，又在纸的背面接写，而这张纸的首尾以后与它纸粘接，成为长卷，文书断读。忽然觉得以前读缩微胶卷，犹如雾里观花、盲人摸象，写本里曾有多少宝贵的学术内涵交臂失之；而阅读原卷每有所得，喜悦之情，又难以言表。
8月22日是星期六，第一天就碰上周末半日开馆，实际只有两个半小时（10∶30至1∶00）。虽然只查对两个卷号（S．0286、S．0329），却有惊人发现：国内所购缩微胶卷的扩印照片与敦煌写本原卷差别极大。S．0286号是公元十世纪的《寺院诸色入历》。带来的扩印件模糊不能成行，原以为原卷如此。其实原卷基本完整而且清楚。尤其是土黄色墨迹所写入物名称：麦、黄麻等，照片上竟了无痕迹，完全隐没了。入历而不知所入物品名称，这文书照片的价值也就减去大半。无法在扩印件上描补，只好用一个小时重新录文。S．0329号内容较多，有曲子词、社司转帖、行人转帖等。由于浓淡不一，淡墨写的一件《社司转帖》在扩印照片上看不见；自己编的《目录》亦漏载这件重要的社司文书。从原卷情况看，英国保存得还好。但毕竟时历千余年，墨迹日见其淡。两人商量可否与SOAS（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简称）及英国图书馆合作，使用最新技术重拍些照片。关于重拍，打算写信向国内汇报请示。
8月26日，在英图坐了七个小时。时间虽抓得紧，但只校阅了S．0542号一个卷子。这是寺院文书中最大的卷子。其中的《戌年敦煌诸寺丁持车牛役部》卷题的“持”字，竺沙雅章、藤枝晃、仁井田升、池田温等，或读作“壮”，或读作“仕”，颇不可通。今天细审原卷，发现纸卷断裂，“持”字断为五片，其中两片阙失。后人拼合其余三断片，似“壮”似“仕”。50年代拍的缩微胶卷就作此状。今日所见原卷已经再断裂、再拼合，该字全不可辨识。今见文书记载，“持车”为寺丁差役之一；再审卷题残字迹，竟豁然贯通，得其正解：卷题残字应作“持”；“壮”、“仕”均误读。当下喜不自禁，在录文上做了“校记”。日本学者治敦煌学八十年，几次三番过手此件，仍不免疏误，可见学问不易。
宋家钰先生读原卷也多有新发现。我们的《敦煌文书选辑稿》是根据缩微胶卷扩印件编的，为它核对原件，是此行的主要任务。初瞻原卷使我们感到，只做些核对工作已远远不够。不难想见，随岁月流逝，千年纸卷的存在状况还会继续恶化，它的学术内涵会继续减少、消失，以至不可复得。中国的敦煌学者，怎能接受这样的前景！既然来了，就得再做点什么。宋与我商量在核对的同时，择其字迹不清而内容重要者，与英方协商重拍一些照片，附在书中留真。少量拍摄，英方易于接受；所需经费不多，也易于操作。“抢救”多少是多少吧。22日当晚，宋执笔给所领导写信汇报了这个想法。在以后的日子里，阅读原卷之外，关于重新拍片，成为两人反复思量的大事：从恒湿恒温的书库中，提出千年纸卷，在强光下摆弄、拍摄，英图会同意吗？所需经费哪里来？诸如此类，朝夕在心，挥之不去。在等待所里回示期间，我们决定就重拍的可能性，先向英方试探一下。首先找SOAS，同艾兰博士谈。她说这要和英图商量，“应该没有问题”。
看来，英图中文部是关键。虽说“试探”，毕竟超出原定计划，“动作”也较大。我们请SOAS的朋友也来参加与英图的会见。艾兰委托远东系高级讲师、来自香港的卢庆滨先生陪我们同去。
9月4日下午三时，我与宋、卢去英图，会见中文部吴芳思、马克乐、张恺三位，商议不清楚的缩微胶卷拍照问题。她们很同意。只要提供胶卷的编号，他们负责拍，提供给我们照片。《敦煌文书选辑》要用的，可以先拍。如果以后出版《图集》，由她们写一篇“序言”或“说明”，附在书中。
会见后在中文部办公室聊天，吴芳思半认真半玩笑地说：“这些文书本来就是中国的，应该还给你们；可是给了你们，我们就没有了。”马克乐女士也为敦煌文书被劫英国，表示歉意。助人之意是真挚的；歉意也是真诚的。面对朋友的真挚与真诚，一个念头不由地浮现在我的脑际：她们不该为斯坦因的骗宝行径，承担任何责任。
会谈如此顺利，气氛如此融洽，特别是英图的信任，出乎我们意料。没有拍摄数量限制，预想到《图集》的出版，表明英图有同我合作的准备。宋与我由此萌生更大胆的设想：不再限于《选辑》，争取将佛经以外的几千件汉文文献，全部重拍。全部拍，数量大，主要困难是经费；只要筹得经费，合作就可以成功。我们及时给所长打长途，汇报新的设想。艾兰博士后来笑言，英图起初不了解我们，怀疑我与宋会不会又像某些人那样，来英国名义上搞研究，却到处玩，图书馆里见不到人。从下榻的公寓到英图，步行只需十多分钟。访英期间，我与宋“两点（公寓、英图）一线”，除周末天天如此。主人明白了：“宋、张真是来搞学问的。”尊重、理解与诚意，萌于不经意间。
敦煌文献在海外的三大庋藏，英藏数量最多，比法藏和俄藏多。得“近水楼台”之便，在20世纪上半叶，英国出过托马斯、翟理斯、魏礼等著名敦煌学者。近几十年来，敦煌学愈发成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然而不知为什么，在聚藏敦煌宝卷的英国，敦煌学反而沉寂了。在英期间的学术交往，让人在感受友谊的同时，也体验到敦煌学遭遇的寂寞。
10月6日接到历史所科研处副处长齐克琛同志9月23日来信，说所里同意我们的设想，与英国图书馆合作出版敦煌文献图版。
访英还剩一个月，终于盼来所领导的回示，两人兴奋，更着急。同英方合作出版须尽快谈判；以后如何运作，也要未雨绸缪。时间很紧。两人合计，此事以后做起来，仍须纳入历史所同SOAS的学术交流计划，需等艾兰从美国度假回来，先同她商量，再同英图谈。10月11日艾兰回来了。我们一起商量了合作出版全部敦煌文献之事。她很支持，很爽快，很热情。
10月29日上午，宋与我，吴芳思、马克乐、张恺，以及艾兰、卢庆滨，三方一起，详细讨论合作拍照、整理、出版敦煌文献的可能性。英方两个单位均甚支持。英图同意中方派人来拍照；SOAS答应为中方来人申请经费。SOAS只能为中方出一人的机票。另一人机票（注：后又增加胶卷），先由英图或SOAS在英国代买；中方可从国内购买图书，赠予英方，作为交换。
艾兰和吴芳思，两位女博士，年龄相近，性格也相近，都是事业型女性。人到中年，成熟的思想，充沛的精力，强烈的事业心，周到的思虑，忙碌的日程，极高的效率，丰硕的成果，很高的威望，以及直爽的个性，丰富的知识，十足的信心，是她们的共同特点。她们不狭隘，不保守，不怠惰，不矫情，不傲慢，不卑琐，不自私，不因循。我们应该也能培养出像她们这样的女学者；在某些方面，或应有以过之。
似为祝贺达成协议，也为预祝合作成功，在离英前夕，英图安排了极不寻常、极有意义的活动：郑重地邀请宋与我，参观敦煌宝卷的“寓室”——敦煌文献善本库，并参观技术部的文献修复室。
11月2日下午，马克乐女士领着我们两人参观英图收藏敦煌文献等珍贵写本的善本库。大库分别设在七层楼的三、六两层，敦煌文献在第六层。此库宽大，约50米×25米。库内恒温恒湿。12000多件敦煌文献，整齐地放在十年前新做的玻璃门木柜中。有原状卷子，有硬册，有卷子套以透明塑面。后面两种保护措施为佳，读者手可不直接触及卷面，纸本也不会卷折。但这些保护完好的卷子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手卷原状。马克乐说，8040号以前的卷子制过缩微，8041号至12600号，共4000余件，尚未制缩微。其中前两千号，60年代曾请日本学者田中良治整理过，分出了佛经卷子；后面的两千多号尚未整理。她希望中国学者来整理。听艾兰说，将请荣新江来做这个工作。
11月5日，马克乐又带我们参观了技术部的文物修补保护室，亲眼见到三位修复技工的操作。他们对敦煌文献的保护，考虑比中国细致。小马说，英国保护文献的原则，是强调文献的充分利用，不能为保护而把它束之高阁。它们保护残破卷子的方法，最早是覆以丝网。由于丝网妨碍阅读视线，改用衬纸加轴裱贴（用于长卷），或用硬透明化学薄膜保护。我对技工说：“你们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中国的文物放在这里，可以放心。”
11月10日晨，怀着对异乡宝卷的一份牵挂，告别英国朋友，自多佛尔乘船，横渡海峡，驶向法国加莱，转赴巴黎。合作工程将启动，很多事待落实。主要还是经费。在国内给英方购书，所需不菲，历史所独力难支。前几天在公寓，宋提出一个好主意：与敦煌吐鲁番学会合作。当晚在巴黎宋家钰就打电话到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宁可家，向他通报与英方会谈情况，提出历史所和学会共同来做这件大事。宁可高兴地表示赞同，容回国再做商议。
1988年11月，宁可教授应邀飞赴伦敦，任务是筛选全部英藏敦煌文献；1989年初，历史所高级工程师、先后做夏鼐、沈从文助手兼学生的王孖，携器材赴英，任务是拍摄宁可选定的文献（1990年，又派摄影师庄小明赴英补拍）。“英藏工程”正式启动。筛选工作浩繁而艰难。千年古纸，脆薄易碎，长卷十多米，残片不盈寸，翻阅须时时惜护留心；少量佛经以外文献，同大量佛经羼杂交错，又大都字迹瞭草随意，墨迹浓淡不一，再经岁月磨洗，漫漶难辨。至1989年11月，用时整整一年，宁可过目宝卷一万五千余件，从中选出了二千余件。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事物部图书馆、英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敦煌宝卷中的佛经以外文献，基本上“一网打尽”。中国学者阅过全部英藏者，宁可当是第一人。王孖则是拍摄英藏最多的人。他白天在英图铺放宝卷、调机配光、精心拍摄，晚上在公寓连夜调制药液、把胶卷冲洗出来；效果不佳者，次日及时重拍。半年之内，拍黑白片7000张，彩照400多张。《英藏敦煌文献》出版后，中外学者称赞它“最完整、最准确、最清晰”，宁、王二位应记头功。
敦煌宝卷的学术内容，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的十多个学科，还有医药、天文、历法卷子。文化宝藏，名副其实。编委会确定工作原则：按斯坦因编号流水分段，编委周绍良、沙知、宁可、宋家钰、张弓分任主编（首次发表的后面三卷，后增郝春文、荣新江为副主编）；充分吸收借鉴中外已有成果，给予系统整理，提出各卷文献定名初稿；每卷每条定名，都经编委会集体讨论研究确定；编委会难以认定的文献，请教专门家。从1989年秋到1994春，历时四年半，定稿讨论会开了20多次。编委会“居无定所”，也开不起饭店房间，开会只能“打游击”。在历史所开的多，在首都师大、近代史研究所、广济寺、四川驻京办事处也开过。连续多日开，先生们就天天“跑”。沙知腿伤，周老生病，宁可住医院，于是，人民大学的“沙府”，胡同里的周宅，西苑中医院的病房，都成了会址。除非不可抗的原因，很少有缺席者；相反，谁同时有别的会，也要争取“见缝插针”来，哪怕只有半天。周老“官”大会多，就经常如此。年轻的杨宝玉、郝春文、荣新江、李德龙、徐庆全，或自始至终，或中途加入，无不兢兢业业。尽最大努力，把海外归来的宝卷编好，献给中外学术界，献给祖国、人民，是支撑着这个学者群体的共同信念。1990年初，头几卷将发稿，朴老（赵朴初先生）闻讯，欣然命笔，为本书送来题签墨宝。
宝卷归国时，赶上“出版难”。跑过多家出版社，没谈成。要出版补贴，张口就是几十万，而我们一文不名。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蔡济生、社长关源博，都是历史系出身，看出它的价值和意义，不要补贴，断然接下。为使拍回的宝卷照片显示最佳效果，印成真正的“精品”，该社选出数种纸样送伦敦，请英图技术部化验，最后选定着色好、韧性好、含酸度最低的海图纸，做印书用纸；又特从德国购进一台电子分色机。全书宝卷图版做到无缝衔接，令读者“如睹原卷”。将宝卷重现时包裹在外面的那种亚麻布，选做封套覆面，增添书的历史厚重感。这些高标追求，新颖创意，无不显示编辑出版者，还有印刷工人们，珍爱宝卷、弘扬优秀文化遗产的情愫。
《敦煌莫高窟》五卷本出版的前前后后
黄文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