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昆，男，1940年生，江西玉山人，1961年肄业于文化学院编辑出版系，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73年起任文物出版社编辑，曾任第二图书编辑部主任，现为文物出版社编审，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学会会员。主要论文有《麦积山的历史与石窟》、《十六国的石窟寺与敦煌石窟艺术》、《佛教初传与早期中国佛教艺术》等，著《法相之美》，编辑图书《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等。
三十二年前的1977年，我参加文物图书编辑工作的第五个年头，接到编辑《敦煌彩塑》图录的任务，这是我编辑敦煌图书的开始。作为“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本成规模的敦煌画册，得益于文物摄影师彭华士和陈志安的精彩拍摄，加上我们认真的编辑工作，使画册的印刷效果达到较高的水平，此书以8开彩色精装和16开黑白平装出版之后，前者获得了文化部出版局颁发的印制奖，而“敦煌彩塑”也从此在社会上耳熟能详。比较50年代以来敦煌图书寥落零散的出版状况，《敦煌彩塑》的出版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1978年夏天，以编辑部主任俞筱尧为首，我和摄影师彭华士、王苗一起出差敦煌。62个小时的车程，将近一半时间列车行驶在遥无尽头的河西走廊，望着车窗外的戈壁沙漠，我并没有想到此后的十年会专注于敦煌图书的编辑工作。更没想到和荣幸有加的是，久已慕名的常书鸿所长亲自到柳园车站来迎接我们。
文物出版社和敦煌图书出版的渊源需要追溯到五十二年前。早在1957年，著名作家、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倡议编辑出版全面记录性的《敦煌石窟全集》（一百卷），组成了编委会，王乃夫、王冶秋、王振铎、王朝闻、叶浅予、刘敦桢、吴作人、张珩、周一良、金维诺、赵正之、赵万里、夏衍、夏鼐、宿白、梁思成、常书鸿、董希文、翦伯赞、谢稚柳（按姓氏笔画为序）等二十人担任编委。郑部长不幸遇难后，由夏衍同志主持。1958年至1959年先后召开过三次编委会，制订了出版规划纲要、选题计划、编辑提纲和分工办法等文件的草案。1959年已经编出第285窟的样稿。1962年又一次制订了《敦煌石窟全集》的编辑纲要和计划。此后完成了第248窟、285窟的成套测绘图和第248窟的文字记录，编撰了第248窟报告的初稿，终因“文化大革命”骤起，一切作罢。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文物出版社的缘起。新中国成立后，文物考古工作不断有所建树，一些成果亟待发表，当时的文物局资料室，寥寥三五人，在编辑刊物《文物参考资料》的同时，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一些图书编辑加工和付梓出版的工作，例如《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曾昭燏执笔）和《麦积山石窟》等，就是那时出版的，书中未署出版单位。至1958年敦煌百卷本的出版规划出台，大家认为，如此繁重的任务，需要一个正式的出版社来承担，于是决定成立文物出版社。所以说，文物出版社草创伊始，即与敦煌的出版缔结了不解之缘。
出差之前，我从出版社浩如烟海的书稿档案中搜寻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文件，包括当时的规划、一些会议记录、编辑加工的稿件，甚至印刷厂试做的样张。我将概要的情况整理成文备忘，带到敦煌，准备与常所长重续旧约。但是当时研究所情况，不仅生活环境和办公条件有待改善，劫后遗留的问题令业务工作无法形成合力，既有的框架和格局难堪大任。这种情况下奢谈百卷本是不现实的。经过向社领导请示，决定将工作目标由“全集”转为“选集”。
敦煌图书的出版，大约始于50年代后期，一开始就缤纷耀眼，1957年出版的《敦煌壁画集》，8开本，活页，彩色铜版精印，盒套装，蒐集敦煌文物研究所十余年来壁画临摹的精品近百幅，将敦煌壁画的绚烂色彩推到广大读者的面前，那时社会对敦煌的了解，多源于此。
此外，在筹备“全集”的同时，从1959年起，三四年中出版了二三十套52开小图片，壁画、彩塑，10张一集，价格平易，观赏方便，都是彭华士的摄影作品。彭华士先生是一位美术家，为人热情、率真而幽默，由素描教授到《人民画报》工作，以采访、摄影、撰文、编辑的全才被誉为该社“四大金刚”之一，1957年因倡言美术工作应重视民族传统、不赞成一味学习苏联而获致“右派”罪衔，文物出版社领导高履方慧眼识珠，当即调他来为“全集”照相，派到敦煌，“保护起来”。三年困难时期，彭华士不辞艰辛，在缺粮、苦水的戈壁沙山之间，面对宝光庄严、美术遗珍，甘之若饴，快门之下精彩迭出，成为用镜头看世界的“敦煌通”。1960年，为配合出国展览，还选编过一本10开本的图册《敦煌壁画》，为国内第一部中型敦煌艺术图录。
十年动乱，十年停滞。过后，历史转折，百废待兴，敦煌文物出版工作重新提到了文物出版社的议事日程。《敦煌彩塑》两种版本如久旱之后的甘霖。但读者一旦受到了吸引，便激起了求知的热情，他们不再满足于略仰风采的“简介”、“概述”，渴求更深入、更详细地了解，甚至期待可供研究的资料。就出版事业而言，也考虑到应该从初步介绍提升到系统整理的层次，成规模地发表学术资料。就出版多卷本图录，我们与常所长达成共识。作为前奏，决定还是先编辑一本精品图录，研究所由万庚育同我合作，我们一起看洞窟选画面，找出壁画和雕塑的精品，然后由彭先生指导王苗拍摄。年轻的王苗第一次正式执掌文物拍摄的快门，日后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女摄影家，曾活跃于海内外。常书鸿、施萍婷为此书撰文，万老师和我编写图版解说。书名《敦煌的艺术宝藏》，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合作出版，又译成英文版（Art Treasures of Dunhuang），均获成功，屡次重印，长销十余年。与海外合作出版文物图书于此发端。我们以最快速度完成了对香港的发稿，未承想先发后至，印制工作拖沓经年，问世时已是1980年。
从敦煌返回，各项工作积极进行。多卷本图录出版计划完成后报文物局、中宣部批准，当时计划敦煌图录的出版规模是十卷本。图录的基础在于图版照片，文物出版社拥有业界艳羡的摄影力量。来年图录的拍摄工作是计划成败的关键。摄影人员的调配、器材的准备，都是重要的环节。洞窟内的摄影需要照明的光源，供电成为又一个焦点。研究所只有一台功率不大的老旧发电机，每天晚间10点以后提供两个小时的照明用电，但时断时续、忽明忽暗、电压不稳是“家常便饭”，很难一天连续近十个小时为拍摄工作稳定供电。同时，胶片冲洗需要当地医院提供纯净的蒸馏水，日常的补给有赖于快速可靠的交通工具，在茫茫戈壁中行路难于上青天。如有神助，多亏有好友将困难反映给解放军总后勤部，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总后作战处下达指令给驻扎敦煌的直属汽车团，要求该部提供发电、运输条件，配合文物出版社拍摄敦煌石窟文物。
1979年5月，文物出版社领导王仿子、高履方、金冲及、俞筱尧出访日本，不久日本平凡社夏中邦彦回访，就合作出版《中国石窟》达成协议，文物出版社负责组织、提供稿件，对方负责日文版的印制并提供中文版的图版书页。对于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日本出版业高度计划性、时效性的工作方式对我们是很好的促进，日本相对先进的四色胶印技术，保证了图版印刷的质量。
中日合作出版多卷集《中国石窟》的请示报告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批件上有余秋里同志的批示。工作上，首当其冲的是《敦煌莫高窟》。入夏，准备工作就绪，我和彭华士、庄嘉怡作为首批工作人员前往敦煌。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莫高窟。从普查入手，我们挨窟进行调查，按当时的说法，一一记录“好的”和“比较好的”画面。经过去年与万庚育老师的普查，对洞窟已经比较熟悉，又有彭老先生的帮助，我们完成了2000余幅的拍摄计划（目录），画面的位置、范围都标注清楚，让不熟悉洞窟的摄影师能够准确无误地完成每一镜头的取景。完成这个任务得益于敦煌文物研究所多数同志的大力支持，从一开始，我们就得到了几乎每一洞窟的钥匙，保证了“普查”的完全成功。工作期间，不断得到研究所老师们的指导和教诲，使我们的认识不断提高。
拍摄方案既定，“全副武装”的摄影师到达敦煌，下午在“三危览胜”牌坊前从汽车上卸下来的设备赫然四只大木箱，陈志安、孙之常等三员彪形大汉当即投入工作，在沈雁冰题匾的招待所里，开箱，器材分门别类在房间里摆开，有的设备马上安装起来，他们的卫生间立即布置成暗房。晚饭后，出版社全体六人到常老家里拜望，正式商谈出版事宜。向所长汇报了此前的准备情况，出示了上级的批件，详谈至凌晨两点，所有环节均蒙所长允准乐成。回到招待所，来不及睡觉，立即起草刚才商谈的纪要。那时没有电脑打印，用复写纸做成一式两份，并附上厚厚一摞拍摄计划。待早饭后8点以前赶到常老家，请所长审阅签字。趁热打铁，“合约”（纪要）签字后立即生效。
这一天的下午3点，拖挂着发电机的军车队列奔驰而来，在莫高窟前一字排开。战士们跳下车来，以熟练的战术动作快速完成布线和两台发电机的启动。这时，陈志安、孙之常两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按照拍摄计划分工，兵分两路，各自架好机器。随着电源接通，灯光亮起，图录照片的拍摄随即高效、有序地开始进行。当时，常老陪同来莫高窟参观的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等一行，目睹此情此景，连知晓这一计划的常所长也不免惊愕。这样的工作场面在敦煌窟区称未曾有。
工作顺利，进度飞快。摄影师连续作战，一天拍完，还要自己手工冲洗出来，“新出锅”的彩色底片晾满了招待所的房间。整理片子的彭老看着底片爱不释手，源源而来的片子有时点数都来不及。工作的后期遭受了挫折，戈壁沙漠中百年不遇的突发水灾给工作带来干扰和冲击。城里的灾民避难到鸣沙山，为了救灾，部队抽调了车辆和其中的一台发电机。少了一台机器，原来齐头并进的两位摄影师不辞辛苦，排成昼夜两班，工作不间断地进行，赢得了时间，最终圆满完成了莫高窟的拍摄，只是原计划中的安西榆林窟，有心无力了。
好的图录必须有好的照片，拍摄的成功是《敦煌莫高窟》成功的保证。1979年，不平凡的敦煌之夏，从我们“先头部队”入驻，到最后的拍摄完成，付出了七十多个日日夜夜。不但保量，而且保质。后来日本平凡社的同行收到了我发去的彩色底片，赞赏之余得知我们片源有限，大部分镜头都只拍一张、一次成功时，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在此对你们每个画面只拍一张的勇气和技术表示钦佩。”
我们策划的多卷集《中国石窟》不是单纯的图录，艺术性不是惟一的要求，学术水准是强调的另一方面。在图版画面的选择上，美术价值以外，十分重视题材和内容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每一卷，我们选择了具有深度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所需的基本资料。中日两家出版社，聘请了夏鼐、宿白、金维诺和长广敏雄、冈崎敬、邓健吾为这套书的编辑委员。编辑《敦煌莫高窟》时，我们还增聘了敦煌的老所长常书鸿并请他作序。季羡林先生以“中日友谊，万古长青”的题目为整套丛书写了总序。原先规划中的十卷本，经与日方研讨，减去了诸多过细的局部，紧凑排版，将十卷浓缩成了五卷，内容却并未稍减，在《中国石窟》整体卷帙分配上倒更趋合理。于是便成了日后脍炙人口的敦煌“五卷本”。
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三十余年，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研究所的老师们，尽管多数是以临摹为主业的画家、雕塑家，但常年与珍贵遗产相伴，熟稔、亲切之中渴求甚解，苦寒荒漠之地却是习学的清净圣域，他们整理资料，努力读书、思索、考证，见微而知著，真知灼见令外来的学者叹服。五卷本的论文由当时任研究所副所长的樊锦诗组织，除北京和日本学者的文章之外，涵盖了所内学者既有的成就，如果把一卷本的《安西榆林窟》（附敦煌西千佛洞）也算上，其中，对敦煌石窟各时代历史面貌、艺术表现及主要特点进行总结（段文杰、李其琼、张学荣、何静珍），对洞窟时代的考古排年包括早期石窟断代、隋唐石窟分期、西夏回鹘石窟的辨析和探讨（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刘玉泉），对重要经变题材的综合研究（施萍婷、贺世哲、李永宁、霍熙亮），对佛教史迹题材特别是瑞像图的解读（孙修身），对石窟形制、壁画建筑形象以及彩塑技法的研究（萧默、孙纪元），一批很有价值的论文令学术界耳目一新。论文之外，刊入了研究所历年整理的历史年表和内容总录（史苇湘、蔡伟堂），研究所的专家大都参加了图版说明的撰写（以上之外还有孙儒僴、万庚育、欧阳琳），六本书等于是研究所数十年研究工作的一个总汇和小结，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因如此，敦煌“五卷本”被日本学术界称为“本世纪的决定版”。此书甫一推出，“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言论随之偃息，我国的敦煌石窟研究受到了重视。1991年，五卷本在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评奖中获得特别金奖（1980～1990）。1994年1月，此书进一步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鉴于内容的系统、全面，拍摄、印制的优良，即使多年之后，此书仍令同类选题的其他出版物难以超越。至今，对口的学子仍以此书为入门必读。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自1980年底推出日文版第一卷，此后半年一卷，至1982年底五卷出齐。惭愧的是，中文版大大滞后，1983年才推出第一卷，第五卷则迟至1987年。当时，以我们的技术条件、人力资源和工作效率，按时向日方发稿、保证日文版的进度已属不易，我们不得不全力以赴，但稿件送到日本去翻译和排版，日方有一个再加工的过程，不免有修改和变动。按协议，中日两种文字版本内容完全一致。原来的稿件显然已经不能直接拿来发排中文版，我们也要进行相应的再加工。另外，日方学者论文因不需要翻译，一般交稿时间较晚，只需赶上日文版的印前，而对于中文版来说，日文论文的翻译是最大的难题。在我的手头，编好一卷发过去，马上得开始准备下一卷，哪里还有“再加工”的时间？所以，两种文版不能同步绝非偷懒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