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人田赞为了阻止楚王发动战争，就穿着破旧衣服去见楚王。楚王说：“先生您的衣服怎么这么破旧呢？”田赞回答说：“还有比这更坏的呢？”楚王说：“可以让我听听吗？”田赞回答说：“铠甲比这更坏。”
楚王问他是什么意思，田赞回答说：“冬天穿上冷，夏天穿上热，衣服没有比铠甲更坏的了。我很贫困，所以穿的衣服很坏。现在大王您是大国的君主，富贵无比，却喜欢拿铠甲让人们穿，我不赞成这样。或许这是为了行仁义吗？铠甲的事，是有关战争的事啊，是砍断人家的脖子，挖空人家的肚子，毁坏人家的城池，杀死人家父子的事啊。那名声又很不荣耀。或许这是为了得到实际利益吗？如果谋划损害别人，别人也必定谋划损害你；如果谋划让别人遭到危险，别人也必定谋划让你遭到危险。其实很不安全。这两种情况，我认为大王您还是不要选择。”
楚王无话来回答，在考虑田赞的意见。
宋弘责友谏君
宋弘是东汉初年的一位名臣，曾经把自己的好友桓谭推荐给汉光武帝刘秀。他向刘秀介绍说，桓谭从小诵读经史，学识渊博，可以比得上前朝的扬雄、刘向。刘秀接纳了桓谭，拜他为议郎，留在内廷供职。
桓谭不仅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还十分精通音乐，弹得一手好琴。正巧刘秀也很喜欢欣赏音乐，常常把桓谭叫到宫中弹奏琴曲，娱乐到很晚，耽误了不少办公的时间。
宋弘听说后，很担心皇帝因沉溺音乐而荒废公事，想谏阻这件事。有一天，他听说桓谭给皇帝弹完琴回到家中，便穿好朝服端坐在官府堂上，派人去请桓谭。桓谭来了，他也不给让座，严肃地说：“我在皇上面前保荐你，是想让你用正道来辅佐朝廷，不是让你用靡靡之音引导皇帝去寻乐。以后是由你自己改过呢？还是由我来弹劾你呢？”桓谭听了感到很惭愧，连忙顿首谢罪。他们两人谈了好一会儿，桓谭才起身告辞。
几天后，刘秀举行盛大宴会，又命桓谭弹琴奏乐。宋弘也在场。桓谭想起宋弘的告诫，不免有些局促不安，不禁回头瞅宋弘。刘秀感到非常奇怪，便问其中的缘故。宋弘离开座位，摘掉帽子，向刘秀谢罪说：“我向陛下推荐桓谭，是希望他用正道辅助您，不想他却老在宫廷中演奏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会使陛下沉溺于音乐，荒废了国事。这实在是我的罪过。我为此责备过桓谭。”刘秀听后，开始还觉不满，仔细一想，却真有道理，下令取消桓谭的演奏安排。
从此以后，刘秀把主要的精力用来处理国家政务，再也不把时间消磨在欣赏桓谭的弹琴上了。
荀彧谈奉迎天子
公元196年，曹操与诸将商议奉迎汉献帝至许都一事。有人说，山东之地尚未平定，韩暹、杨奉等人又刚把皇帝护送到洛阳，北边与张杨联合，互相声援，因而难以迅速制服他们。既然如此，还是不要奉迎天子为好。荀彧对曹操说：“在历史上，晋文帝接纳了周襄王，天下诸侯便如翼般地影从他；汉高祖为义帝孝服东征，而天下之人都归心于他。自从天子蒙难，将军您首唱义兵以来，只因为山东之地一直战乱频仍，所以您才未来得及远赴关右，赴天子之难。然而即使如此，您还是经常派遣将帅，冒险与天子音信相通。这说明，您虽然身在京城以外，而心却无时不在王室之中，这是您长期以来匡扶天下的大志。现在，天子转回到了洛阳，洛阳却已荒芜不堪，这正是您取义于天下、辅佐皇帝，使百姓感念的大好时机。这时您如奉迎皇帝至许都，一则可以顺从民望，使百姓服从您。二则可以借辅佐皇帝之机，使天下雄杰顺服。三则可以取义于天下，使英俊才能之人前来投效。有了这些好处，即使有人敢斗胆冒犯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至于说韩暹、杨奉等人，他们又怎么敢与您作对呢？如果您现在不趁机定大计，不去奉迎皇帝，以后即使再想奉迎，恐怕也来不及了，因为别人也必定有意于此。”
曹操听后，依从了荀彧之言，率兵至洛阳，将汉献帝迎至了许都。奉迎天子，给曹操未来的政治军事活动带来了巨大好处，使之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处处以国家正统的身份出现。仅凭这一点，就使许多英雄豪杰主动归顺了曹操。
郭嘉畅谈南北事
官渡会战之后，袁绍不久病亡，其子袁谭、袁尚为争位而互相火并，大动干戈。曹操趁机与袁谭联合，围攻袁尚，占领青州、冀州等地，袁尚逃奔北方乌桓少数民族之地。
公元208年，曹操想要兵发乌桓，肃清袁氏残余力量，稳固后方。但南方刘表占据荆州，拥举重兵，且有刘备前往依附。如果曹操北征乌桓，路途千里，刘备可能会劝说刘表趁机袭取许都。兵发乌桓呢，南方的刘表令人担忧，不发兵呢，北方袁氏残余与乌桓长期联合，无异于养虎遗患。曹操一时难下决断。这时，谋士郭嘉说；“你现在虽然威震天下，名动四方，但胡人认为自己所处之地甚远，不会防备，因此突然袭击，必能获胜。而北方胡人，袁绍曾于他们有恩，现在袁尚、袁熙兄弟前去相投，其势必然联合。且新征服之地的百姓不过是慑于军威才依附于你。如果你舍北南征，袁尚必然依靠乌桓的力量重新起兵，以报兵败之仇。到那时，胡人一动，新征服之地的百姓群起响应，恐怕青州、冀州之地就再不会是我们的了。再说刘表，不过是纸上谈兵人物，他自知才智不足以御使刘备，故不敢重任之；而轻任之，刘备就不会有什么作为。因此，即使是虚国远征，也不必有什么忧虑。”曹操听后大悟，遂以轻兵远出，出其不意，直达乌桓单于王庭，大破之，斩单于王首，袁尚、袁熙远走辽东，北方之地遂被平定，而荆州刘表，果如郭嘉所说，毫无举动。
择机进谏心悦诚服
唐太宗是一个善于听取臣僚意见的开明皇帝。可是到了晚年，他看到天下一派太平景象，渐渐生出骄傲情绪，有点不大爱听反面意见了。身为谏议大夫的魏征很想找个机会对太宗指出这个问题。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的一天，唐太宗为皇孙诞生宴请群臣。席间，太宗高兴地说道：“贞观之前，随我夺取天下，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以来，帮我纠正各种谬误，是魏征的功劳。”遂叫人取来两把漂亮的佩刀，赐给房玄龄和魏征。房玄龄爽快地接了过来，魏征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臣实受之有愧！”太宗很奇怪，问道：“此话怎讲？”魏征说：“近些年来，政事已大不如贞观之初，说明我并没有尽到纠正各种谬误之责，所以臣受之有愧！”太宗非常诧异，问道：“难道我的政事不如过去吗？”魏征见皇上这么发问，便说：“陛下权威所到过的地方，比贞观初年是远了好多，但人心悦服则不如过去。”太宗不解地问，“何以见得呢？”魏征答道：“陛下过去总担心国家出问题，所以政绩越来越好；现在则以为治好了，心安理得，不再求上进。所以说不如过去。”太宗说：“我现在所做的，还是过去那一些，你怎么说不同了呢？”魏征回答说：“贞观初年，陛下惟恐群臣不提意见，常鼓励大家，并主动地引导人们进谏。过了几年，遇到有人进谏，还能愉快地接受；这一二年来，虽然勉勉强强接受一些意见，可是心里总觉得不舒服。”太宗听了有点吃惊，忙问：“你这样讲有什么根据吗？”听到皇上要他摆事实，魏征顺势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判元律师死罪。大臣孙伏伽进谏，认为按照法律不应该判以死刑，陛下接受了孙伏伽的意见，并把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的园子赏给他。有人说赏得太厚了，您说，‘即位以来，还没有人向我提过意见，孙伏伽是第一个，所以得厚厚地奖赏他。’这是您主动引导人们进谏。后来司户柳雄隐瞒出身，伪造资历，骗取高官，经主管部门发觉检举，将判死罪，大理寺少卿戴胄说只应该判处流放，他再三申述自己的主张，您终于同意赦免了柳雄的死罪，当时您还说：‘只要都像戴胄那样坚持守法，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这是您能够愉快地接受意见。”讲到这里，魏征见太宗听得非常认真，略微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前不久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是劳民伤财，收地租是严重地剥削老百姓，妇女流行高臀是宫中传出来的；陛下恨恨地说：‘这人是想要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取一文钱，宫女都没有头发，才心满意足呢！’并想治以诽谤罪，惩办皇甫德参，只是因为臣当时苦劝说：‘自古臣子上书，若不激烈直率，就引不起君主的注意，而激烈直率就近于毁谤’，陛下才没有治罪于皇甫德参。这就是勉强接受意见了。”
唐太宗因为喜得孙儿，兴致非常好，所以听了魏征的长篇大论之后，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拍掌大笑，说：“不错，确实有这些事情，那么，还有吗？”魏征见皇上今儿心情这么好，便继续说道：“近几年来，陛下颇随便动用民力，还说：‘老百姓没事干就会骄逸懒惰，难以管教，而经常让他们服劳役就容易管理和使用’。自古以来，还没有因为百姓安逸而败亡、劳役繁重而安定的。这恐怕不是兴邦强国的真理之言。”唐太宗叹息道：“人真是难有自知之明啊！我要把你刚才所说的抄录在屋中的屏障上，早晚阅读，提醒自己，并要史官写入历史中。”
魏征批评太宗，是趁太宗高兴和发问的时候，这是使皇帝接受劝谏的最佳时机。他抓住这个机会，大胆地向皇帝进谏，使皇帝欣然接受了他的诤言。
